芝加哥，林肯公园，十月。
埃莉诺回到了她三个月前被迫离开的公寓。门上的退租通知已经被雨水泡烂，只剩下半张纸片粘在门板上。她用钥匙试了三次才打开门锁——锁芯已经生锈，就像这间公寓里的所有东西一样，被时间遗忘在了六月的那个清晨。
房间里弥漫着久未通风的霉味。冰箱里的食物早已腐坏，窗台上那盆她养了三年的吊兰干枯成一团褐色的枯草。她打开窗户，让芝加哥十月的凉风灌进来，然后坐在满是灰尘的沙发上，将笔记本电脑放在膝头。
屏幕上，芙蕾雅发来的雅各之梯初始分析报告已经积压了十二页。她在回程的飞机上读了全部十二页，又在芝加哥的公寓里读了三遍。每一遍都让她更加确信一件事——德雷克设计的这套备用系统，远比荣耀方舟本身更危险。
荣耀方舟是一个可以被审判的组织。它有名字、有地址、有银行账户、有可以被冻结的资产。但雅各之梯不是。它是藏在六百个壳公司、四十七个加密货币混币器，以及至少三个主权国家豁免管辖区中的幽灵。更重要的是——它几乎没有人类决策者。一旦启动，它的流向完全由AI算法驱动，没有任何一个人的手放在开关上。
她拨通了芙蕾雅的加密频道。
“我需要你帮我找个人。”她说，“菲利克斯·安塞尔。”
“日内瓦大学的医学伦理学教授？本杰明报告中提到的那个为荣耀方舟设计基因检测项目的教授？”
“是他。第13章他出现在本杰明的日志里——但线索在那里就断掉了。本杰明发现他是基因项目的负责人，但本杰明没来得及深挖就死了。我一直在想一件事——德雷克的雅各之梯是一个基于AI算法的自动资金分配系统，但德雷克自己不是一个程序员。他没有能力从零开始编写这套系统。有人帮他设计了它。那个人的思路和基因检测项目的架构师一样——将信息片段化、加密化、然后在系统最深处埋入一个只有特定条件才能触发的东西。”
“你觉得安塞尔不只是基因检测项目的负责人？”
“我觉得基因检测项目只是一个副线。”埃莉诺说，手指在触摸板上滑动，调出芙蕾雅之前从苏黎世大学服务器中提取的安塞尔课题组文件。“你看他过去十年的论文题目。从2014年开始，安塞尔的研究方向从纯医学伦理学转向了另一个领域——人工智能伦理与人类身份管理。他发表过至少四篇关于‘分布式身份验证系统’的论文，其中两篇得到了圣塞巴斯蒂安基金会的资助。他不仅仅是一个基因伦理学家，他是一个将生物信息学与AI加密算法结合起来应用的人。本杰明在死前发现了他在采集DNA，但可能还来不及发现安塞尔同时也参与了雅各之梯的基础架构搭建。”
芙蕾雅沉默了数秒，然后说：“你要我查安塞尔现在在哪。”
“对。还有他在过去五年中所有的通讯记录、旅行记录和学术发表。特别留意他在2020年到2022年之间的活动——那是雅各之梯的研发期。”
三天后，芙蕾雅发来了第一份关于菲利克斯·安塞尔的完整调查报告。报告长达二十七页，但关键信息集中在前五页：安塞尔在2020年3月，即新冠疫情全球暴发的同一月份，从日内瓦大学申请了为期两年的学术休假。在公开简历上，这两年标注为“独立研究”，没有产生任何论文或会议报告。但他的信用卡记录和移民记录表明，他在这两年中频繁往返于瑞士、列支敦士登和新加坡——这三个恰好是全球加密资产管理和信托法律最密集的司法管辖区。
2021年9月，他在新加坡参与了一场由匿名主办方组织的闭门会议，会议主题名为“自治金融系统的伦理框架”。参会者名单从未公开，但芙蕾雅通过入侵会议酒店当时使用的内部Wi-Fi系统，还原了部分登入记录。其中至少有六个设备MAC地址属于已经被确认与荣耀方舟有关联的壳公司高管。
菲利克斯·安塞尔与塞拉斯·德雷克的直接联系出现在2022年2月。安塞尔从日内瓦飞往苏黎世，与德雷克在苏黎世湖畔的私人俱乐部共进午餐，时间为两个半小时。两周后，荣耀方舟向安塞尔在列支敦士登注册的“伦理与技术创新基金会”捐赠了八百五十万瑞士法郎。捐赠备忘录上写着：用于“人类尊严与数字自主权的研究”。
“他不只是一个基因伦理学家，也不只是一个AI架构师，他是德雷克在最后五年里最隐秘的技术顾问。”芙蕾雅在报告末尾总结道，“而现在，他消失了。他的最后一次信用卡记录是德雷克被宣判的那个周五，在苏黎世机场购买了一杯咖啡。之后就没有任何数字痕迹了。没有手机信号，没有信用卡交易，没有任何边境记录。他像从雷达上被擦掉了。”
“他不会真的消失。”埃莉诺说，“设计雅各之梯的人，一定会给自己留一个后门——没有一个工程师会建造一个连自己都无法停下来的机器，尤其是一个研究伦理的工程师。找出他在日内瓦的地址。我要去见他。”
安塞尔的住处位于日内瓦老城区一栋建于十七世纪的公寓楼顶层。埃莉诺搭乘深夜航班再次回到这座她已经到访过一次的城市。十月的日内瓦比她记忆中六月时冷得多，街上覆盖着从阿尔卑斯山吹来的冷风。她沿着熟悉的罗纳巷走到那间旧书店门口——书店已经打烊，橱窗里的神学著作还在，但铜铃上多了一层薄灰。
芙蕾雅在日内瓦的备用安全屋——一个位于火车南站附近的短租公寓——已经为埃莉诺准备好了所有装备：安塞尔公寓的门禁卡副本、楼层平面图，以及一个微型扫描仪，可以在不物理接触的情况下读取门锁电子记录。
“安塞尔公寓的门禁系统显示，他最后一次进出是审判日的前一天。”芙蕾雅通过加密频道说，“之后就再也没有进出记录。但奇怪的是，他公寓的电力消耗数据在过去两周内从未下降——这意味着有人在里面，或者有什么设备在持续运行。”
“安保系统呢？”
“私人安保公司负责大楼外围。内部没有摄像头。安塞尔特别要求过这一点——在他的学术立场上，他长期反对公共空间的过度监控。讽刺的是，现在这个立场正好为他提供了隐蔽。”
午夜时分，埃莉诺穿过了老城区迷宫般的石板路，进入了安塞尔所在公寓楼的庭院。她用法卡刷开了门禁，沿着盘旋的木质楼梯走到五楼顶层。走廊里只有一盏昏黄的安全灯。安塞尔公寓的门是一扇厚重的橡木门，门缝里透出极微弱的蓝光。
她轻轻推了一下门。门没有锁。
公寓内部是一间被打通成开放空间的宽敞工作室，窗户全部被厚重的黑色窗帘遮住。正中央的地板上，一台塔式服务器机柜正在低声嗡鸣，蓝色指示灯规律地闪烁。服务器旁边是一张被推到墙边的大书桌，书桌上摊满了打印出来的密码学论文、手写的数学公式，以及一个倒扣在桌面上的相框。
埃莉诺走向书桌，翻起相框。照片上是两个人——年轻时的安塞尔教授，和另一个看起来比他年长几岁的男人，并肩站在阿尔卑斯山某个雪峰上。男人的面孔埃莉诺认出来了。年轻时的塞拉斯·德雷克——不，年轻时的斯坦利·德沃夏克，脸上还没有那道伤疤。
照片背面用钢笔写着一行小字：“Zwei Wanderer, eine Straße”——两个行路人，同一条路。日期是2015年8月。
也就是说，安塞尔和德雷克的交情至少从十年前就开始了，比任何公开记录所显示的时间早了整整五年。
她放下相框，转向仍在运行的服务器的屏幕。屏幕没有被锁，显示器上显示的是一行行的系统日志——时间戳从三个小时前持续滚动到现在。她认得这种数据结构。芙蕾雅在分析荣耀方舟加密文件时曾经向她解释过：这不是普通的服务器。这是一台正在持续运行雅各之梯核心协议的守护节点——它正在执行自动资金分配。而操作这个节点的账号权限来自一个已经死亡四年的人。
屏幕上闪出一行新的日志条目：
“身份验证已通过。欢迎，约拿。”
埃莉诺盯着这行字，呼吸凝滞了一拍。她想起在地铁车厢里对芙蕾雅说的那句话：“雅各之梯有没有一个停止键？”答案或许就在这里——在安塞尔留下的最后指令里。她没有回答服务器的问候。但在她身后，一扇隐蔽的、与墙壁融为一体的小门后面，传来了一声轻微的响动。
那是脚步声。一个人的脚步，缓慢，沉稳，正在朝她走来。
然后一个男人的声音，沙哑而疲惫，但字字清晰——用的是英语：“如果你真的知道约拿是谁，你就知道这个故事不会在鲸鱼腹中结束。我等你很久了，普雷斯科特女士。”
菲利克斯·安塞尔从暗门中走出来。六十五岁，银发乱作一团，金框眼镜后面是一双熬了数夜的眼睛。他穿着便服，看起来完全没有逃亡的样子，反倒像一个在实验室里连续工作了太久的研究者。
他手里端着一杯冷咖啡，朝她微微举了一下。那动作带着某种奇异的仪式感，仿佛不是偶遇，而是一场准备了数年的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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