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那天，陈永年没有出门。他坐在宿舍里，把领航路线在脑子里反复过了七遍。元江口到北部湾界标的航段他走过两次，一次是白天巡逻时远远看过，一次是上周送黑箱时夜间通过。水流、暗礁、转向标记，他都记得。他把每个节点的估算时间写在一张普通便签纸上——离开元江口后第一个弯道约需十二分钟，第二个弯道约二十分钟，到达界标附近约四十分钟。他计划在过第二个弯道后开始减速，假装油路堵塞，然后在界标前三百米处彻底“抛锚”，让船漂入渔政船的预定等候区。他把便签纸看了又看，然后放在蜡烛上烧成灰，冲进洗手池。灰烬混着水旋转而下，他觉得自己正在销毁最后的退路证明。
下午，他去了一趟省城，没有告诉任何人。他坐班车到县城，再转车到省城，在一条偏僻的巷子里找到了一间二手手机店，买了一部没有登记信息的旧诺基亚和一张不记名电话卡。他把新号码用短信发给了一个人——老钱。短信内容只有五个字：“这是新号。存。”老钱没有回复，但陈永年知道老钱会存。他回到芒河时天已经擦黑，在镇口小卖部买了包烟，站在路灯下抽了一根。烟燃到滤嘴时，他看见阿强从对面街角走过来，步子不快不慢。阿强看见他，打了个招呼：“陈哥，明天那趟大货，你领航？”陈永年点了点头。阿强走近，压低声音：“我也在船上。坤叔让我押货。”陈永年的手指夹着烟顿了一下：“押什么货？”“普通建材，走出口。”阿强的语气很轻松，但陈永年注意到他的目光在说话时微微偏向了左下方——那是说谎者的常见微表情。
陈永年踩灭烟头：“那批货，你亲眼看过没有？”阿强沉默了两秒，然后笑了一下：“坤叔说是什么就是什么。陈哥，你最近是不是想太多了？干完这票，大家都能歇一阵。”他的笑容在路灯下显得有些僵硬。陈永年没有继续追问，拍了拍他的肩膀，转身走了。他走出十几步后，回头看了一眼——阿强还站在原地，低头看手机，屏幕的冷光映着他的脸，嘴角没有笑意。
周一清晨，芒河下了一场小雨。空气里弥漫着湿泥和青草的气味，河面上浮着一层薄雾，像半透明的纱布。陈永年醒来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打开了铁皮柜，拿出那本《边境治安条例》。他抽出夹层里的五十克粉末，攥在手里，然后又把那六万块信封也取了出来。他没有犹豫太久，把它们一起装进了一个黑色垃圾袋，扎紧，塞进了办公室后面一个废弃的铁皮文件柜里——那个柜子门锁已坏，上面贴着“待报废”的纸条。他赌的是，不会有人去翻一个烂柜子。
早饭后，他去了码头。那艘大货船已经泊在元江口下游的临时泊位，船身灰蓝色，甲板上堆满了标准箱，每一只箱子侧面都用红漆喷着“出口儿童玩具·华兴制造”。船体吃水很深，比他预估的还要深——那些箱子的重量显然超过了“玩具”应有的密度。他绕着船走了一圈，观察了船体吃水线、救生设备位置和机舱入口。机舱入口在船尾右侧，一扇厚重的铁门，门缝里渗出一股柴油和机油混合的气味。他蹲下来假装系鞋带，用余光扫了一眼机舱门的把手——没有锁，只是用一根插销卡住。
中午，他在码头边的小吃摊吃了一碗米粉，老板娘问他今天怎么不穿警服，他说休假。老板娘便不再问。他吃到一半，手机震了——新号上的短信，来自一个陌生号码：“下午四点，船尾机舱。带一把活动扳手和一个密封袋。”没有署名。但他知道是谁。他吃完粉，去镇上的五金店买了一把活动扳手和一个加厚密封袋，塞进随身带的帆布包。他走到码头厕所里，把扳手和密封袋包进一块旧毛巾，然后塞进包底。他看了看手表——下午两点半。还有一个半小时。
他走到码头尽头的石堤上坐下，看着黑水河的水面在午后阳光下泛出铁锈色。他想了很多：阿霞现在应该在家午睡，女儿在幼儿园。他没有告诉她们今天的事。他告诉自己，只要这趟做完，档案销掉，他就带她们搬走，去一个没有河的城市，找一份普通的工作，再也不碰水。他正在想着，身后传来脚步声。他没有回头，但那人的气息他已经太熟悉了——老钱。老钱挨着他坐下，把一包烟递过来。陈永年抽出一根，点上。两人沉默地抽了一会儿。老钱说：“你今天不上巡河？”陈永年说：“请假了。帮朋友运点东西。”老钱没有问“朋友是谁”，只是说：“河上有风，你多穿点。”他说完这句话，拍了拍膝盖，站起来走了。走出几步，他头也不回地说了一句：“扳手别拧太紧。留点余地。”陈永年夹着烟的手在空中停住。老钱已经走远了，背影在正午的阳光下拖出一道短而钝的影子。
下午四点，陈永年准时进入货船机舱。舱内闷热，管路密布，柴油机的金属外壳烫手。他蹲在主机侧面的燃料管连接处——这是他提前勘查时选好的位置。那一段管路用一个可调节的螺帽连接，只要把螺帽旋松半圈，在高速航行时就会因震动而缓慢渗漏，最终导致供油压力下降，机器自动熄火。他用扳手小心地松动了螺帽，力度精准——不会立刻漏，但跑上四十多分钟后必然出问题。然后他把密封袋套在渗漏点下方，用胶带固定在管路底部，做成一个临时集油槽，确保漏出的柴油不会滴到炙热的排气管上引发火灾。做完这一切，他把扳手擦干净放回包中，走出机舱。甲板上没有人注意到他。
傍晚五点，货船准时起锚。陈永年站在驾驶台旁边的外廊上，手里拿着对讲机。船上有七个人——阿强和另外两个押货员在甲板，船长和两个水手在驾驶舱，还有一个人在机舱值班。坤叔没有来，但打了一个电话给船长，说“一切听陈警官安排”。货船驶出元江口时，天色开始暗沉，西边的云层堆积成浓重的铅灰色，没有晚霞，河面像一块磨砂铁板。陈永年望着前方的河道，心里默默计时——第一个弯道过去了，十二分钟。第二个弯道出现在船头前方约两百米处，他示意船长减速通过。船长是一个沉默的中年人，只点头，不多问。
第二个弯道过后，陈永年看了一眼手表——出发二十八分钟。他开始在甲板上踱步，装作检查缆绳。他每走一圈就往机舱方向看一眼。二十九分钟，三十分钟，三十一分钟。一切正常。他开始焦虑——如果螺帽松得不够，油路不漏，船就无法在预定位置“故障”。他走到机舱入口，俯身听了一会儿，引擎声平稳，没有异常的颤动。他正犹豫要不要再进去拧半圈，忽然听到引擎发出一声低沉的咳嗽——噗的一声，像人呛了水。然后转速明显下降了一截，船体微微晃了一下。机舱里传来水手的喊声：“油压掉了一格！”船长从驾驶台探出头：“怎么回事？”水手回答：“可能油路有渗漏，我去检查。”陈永年退到甲板边缘，心跳如擂鼓。有效了。
船速持续下降，船头开始向右偏摆。船长手动修正方向，但动力不足，船渐渐偏离航道。陈永年用对讲机对驾驶台说：“下游三百米有一片缓水区，可以先漂过去，等检修。”船长没有质疑，按照他指示的方向缓缓漂行。船最终停在了界标上游约一百五十米处，正是陈永年预估的“故障区”。他站在船舷边，望着下游方向。河面上空空荡荡，没有渔政船。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他手心出汗，开始怀疑那个陈警官是否真的安排了船。就在这时，下游拐弯处出现了一个白色的船影——不算小，但速度不快，船头挂着一面渔政旗。它正朝着货船方向缓缓驶来。陈永年攥紧栏杆，指节发白。渔政船越来越近，船头的绿色舷号清晰可见——是他从未见过的编号。船侧甲板上站着三个人，穿着渔政制服，但其中一个人背的包上，挂着一枚小小的蓝色挂坠——和他在省医院见过的那个婴儿襁褓边的腕带颜色一模一样。
他的胃猛地收缩。他猛地转头，看见阿强不知何时也站到了甲板前端，正盯着那艘渔政船，嘴角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弧度——不是紧张，是了然。陈永年忽然明白了一件事：如果渔政船上的人是陈警官的“自己人”，阿强为什么会有那样的表情？除非——阿强也知道那艘船会来。而坤叔曾说，“下周一”那趟船是“陈老板”的货。陈警官姓陈，坤叔口中的“陈老板”也姓陈——他们会不会是同一个人？而今天这艘渔政船，究竟是来“检查”的，还是来“接货”的？
渔政船开始减速，船头缓缓向货船靠拢。陈永年站在两船之间的舷缝边缘，看着对面甲板上的人影，他的手机忽然震动——不是新号，是旧号。屏幕上显示一条短信，来自老钱：“你新号打不通。听好：渔政船不是来查货的。快跑。”他猛地抬头，看见渔政船上那个挂蓝色挂坠的人已经跨过舷梯，踏上货船甲板，正朝他走来。那人摘下帽子，露出一张他从未见过的脸——不是陈警官，不是坤叔，不是任何人。但那人朝他微微一笑，说：“陈警官让我们来接‘玩具’。你辛苦了。”陈永年退后一步，后背撞上舱壁。他看向阿强，阿强正打开甲板上一只标准箱的盖子，里面露出灰色塑料包装——不是玩具，不是粉末，是密密麻麻的崭新手枪和短筒猎枪，在夕照的暗光里泛着冰凉的金属色。他忽然想起陈警官说的那句话：“你做到这件事，我帮你销掉所有记录。”——也许这句话从来没有兑现的打算。也许今晚过后，唯一会被“销掉”的，是他自己。他摸向内袋里的油纸包——那二百克白粉还在，冰凉地贴着胸口，像一块最后的底牌，但他不知道还能打给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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