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伯雪乃在丈夫被警视厅传唤的那个下午,终于决定打开那间书房的门。
说是书房,其实佐伯诚一郎已经很久不在这里读书了。这间房间位于公寓最深处,走廊尽头左转,经过主卧室和客用卫生间之后还要再拐一个弯。当初看房的时候佐伯特意选中这一间,说它安静,适合思考。但雪乃知道,他选中这间房是因为它隐蔽,适合藏东西。
佐伯今天上午被一个叫林田的刑警叫走了。对方出示证件时表情平淡,语气礼貌,说只是“协助调查”。佐伯穿上外套的时候也很平静,甚至对雪乃笑了笑,说晚饭前回来。但雪乃注意到他系鞋带时手指是僵的,连续两次打错了结。
他们结婚二十年,她太了解他了。
雪乃在沙发上坐了十分钟,听着墙上的钟摆一下一下地敲。然后她站起来,走向走廊尽头。书房的门锁是一把普通的室内锁,钥匙放在厨房抽屉的第三个格子里——这是她多年来唯一没有告诉佐伯她知道的事情。
钥匙插进锁孔,转动,咔哒一声。门开了。
窗帘紧闭。空气沉闷,混着旧书、灰尘和某种金属性气味。她拉开窗帘,秋日下午的光线涌进来,照亮了房间里的一切。书桌上堆着几本会计学入门、一本翻旧了的《经营战略论》、一份写了一半的料理教室商业计划书——都是她见过的东西。书架上的书也正常,大多是佐伯年轻时收集的小说和散文集,有一些甚至从未翻开过,纯粹是为了让书架看起来充实。
但他在这里待的时间太长了。最近半年,佐伯每天深夜都会在这间房间里独处,有时到凌晨两三点才回卧室。她问他做什么,他说在看账本,在想东山再起的计划。她没有追问。不是因为没有好奇心,而是因为害怕答案。
现在她打算自己寻找答案。
书桌的抽屉没有上锁。第一层是几本旧笔记本,笔迹工整,记录了雲井鼎盛时期的经营数据和客户名单。第二层是一叠文件——不动产担保契约、银行催缴通知、律师函,日期集中在五年前,正是雲井倒闭前后的那段时间。她翻到律师函时手指顿了顿。律师函的抬头写着“桐山一真先生”,内容是要求他在三十日内偿还有关债务,否则将启动抵押物处置程序。但律师函的收件地址却是雲井的店面——也就是说,这封信根本没有寄到桐山本人手里,而是被佐伯截下了。
第三层抽屉里有一个铁制名片盒。她打开,里面整整齐齐码着几十张名片,每一张都是佐伯诚一郎的名字,但头衔各不相同——“株式会社雲井代表取締役”“料亭経営コンサルタント”“星海商事株式会社·参与”——她拿起最后这张,盯着“星海商事”几个字看了很久。她从没听说过这家公司,佐伯从不在她面前提这个名字。
名片盒最底下,压着一张完全不同的东西。
那是一张驾驶证,塑封完好,照片栏里是桐山一真的脸。但名字栏印的却是一个陌生的名字——桐山雅也。
雪乃拿着那张驾驶证,手开始发抖。
她不认识桐山雅也,但她知道这个名字不该出现在这里。桐山一真是她丈夫的老朋友,是她见过很多次的人。他的驾驶证上应该印着“桐山一真”才对。她翻过驾驶证的背面,没有任何涂改痕迹。这不是伪造的,这是一张由官方机构发行的、真真正正的驾驶证。
只不过上面写的是一个不存在的人。
她把驾驶证放下,继续往抽屉深处翻。在最底层,一本厚皮笔记本的下面,她找到了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很新,不像其他东西那样泛黄起皱。封口用透明胶带贴住,她小心地撕开,把里面的东西倒出来。
一本护照。一张住民票复印件。一张国民健康保险证。全部印着桐山一真的照片,全部写着同一个名字——桐山雅也。
她把这些东西依次排开,放在书桌上。四张证件,四种不同的官方文书来源,同一个假的姓名。而证件照片上的那张脸,千真万确是桐山一真本人。证件签发日期是四年前。而桐山雅也本人的户籍信息显示,这个人在三十年前——当时他才七岁——就已经在一场海难中死亡。
一个死于三十年前的孩子,现在拥有了一张新的驾照、一本新的护照、一份新的住民票。而把这些东西办出来的人,显然是她丈夫。
雪乃在书桌前坐下,用双手撑住额头。窗外传来远处幼儿园孩子们的嬉闹声,那声音在安静的房间里显得极不真实。
她想起半年前的一个晚上。
那天佐伯回家特别晚,身上有酒气,但没有醉。他脱鞋的动作很慢,像是在水中行走的人。她给他倒了杯茶,他接过去放在茶几上,没有喝。
“我今天见到他了。”佐伯说。
雪乃正在整理茶几上的杂志,手停了一下:“谁?”
“桐山。”
这是云井倒闭后五年来,佐伯第一次在她面前提起这个名字。她知道他和桐山之间发生了什么,至少知道一部分——那笔债务,那份被伪造签名的担保书,那些争吵。桐山搬走后,佐伯再也没提过他。仿佛这个人从他们的生活中被连根拔除了。
“他怎么样了?”雪乃问。
“他很好。”佐伯的声音很平淡,“他在北海道开了一家小店,不挂招牌,只接受介绍制预约。一个月只接十组客人。活得像个隐士。”
“你们聊了什么?”
“什么都没聊。”佐伯端起茶终于喝了一口,“他在一条商业街的拐角遇到我,看了我一眼,然后就像没看见一样走了过去。”
雪乃没有接话。她看到丈夫端着茶杯的手在微微发抖,不是愤怒的抖,而是某种更深层的情感——恐惧,或者嫉妒,或者两者都有。
“他不认识你了吗?”她试探着问。
“他当然认识我。”佐伯把茶杯重重地放在茶几上,茶水溅出来,“他只是不想认识我。他花五年时间变成另一个人,就是为了不认识我。”
雪乃当时以为这是气话,是佐伯一贯的夸张表达。但此刻,面对书桌上摊开的四张证件,她终于明白了这句话的真正含义。
桐山一真确实在变成另一个人。一个在官方记录里已经死去三十年的人。一个在法律意义上不存在的人。而帮助他完成这个转变的人,正是他的老友、他的仇人——佐伯诚一郎。
为什么?
为什么要帮一个你背叛过的人换取全新的身份?为什么要精心准备这一整套官方证件,让一个人从社会中彻底抹去自己?是因为愧疚,想要赎罪?还是因为——这个身份本身就是某种交易的一部分?
雪乃把这些证件重新装回信封,然后打开书桌旁的柜子。柜子里堆着更多杂物,旧杂志、过期报纸、几盒录像带。她把东西一层一层往外掏,在最底层碰到一个硬物。
一个上锁的铁盒。
铁盒不大,大约三十厘米长、二十厘米宽,锈迹斑斑,和雲井后厨里用来装干货的那种盒子一模一样。锁是一把老式铜锁,她把铁盒反过来晃了晃,里面有东西在响。她试图撬开锁,但铜锁虽然老旧却异常坚固。她不敢用蛮力砸开——佐伯回来后会发现。
就在这时,她注意到铁盒底部贴着一张标签。标签上的笔迹她太熟悉了,是佐伯的,但比平时的字迹更潦草,像是匆忙间写下的——
“水野·最終·03.22”
水野。
雪乃在脑海中搜索这个名字。佐伯从不在她面前提起叫水野的人,但她隐约记得多年前某次雲井的酒会上,有一个瘦长脸的年轻学徒一直跟在佐伯身后,替他倒酒、拿外套、开门——殷勤得不像是普通的学徒,更像是某种狂热的追随者。桐山当时低声对她说了一句话,她至今还记得。
“那个孩子想成为佐伯。但他不知道,佐伯谁也成不了。”
她当时没听懂,现在也不完全懂。但水野的名字出现在这个铁盒上,出现在佐伯藏得最深的物品上,意味着这个年轻人与所有事情都有某种她还不知道的关联。
雪乃把铁盒放回柜子深处,把掏出来的东西按原样塞回去,关上柜门。她站起来的时候膝盖发软,不得不扶着书桌边缘稳了一会儿。
窗外的光线正在变暗。佐伯说过晚饭前回来,现在离晚饭还有不到两小时。她必须在丈夫回来之前把一切恢复原状。
但有一件事她不打算恢复。
她把那个牛皮纸信封——装着护照、驾照、住民票和保险证的信封——从书桌上拿起来,对折了一下,塞进自己外衣的内侧口袋里。动作很自然,像是在叠一件普通的衣物。
然后她走出书房,重新锁上门,把钥匙放回厨房抽屉的第三个格子。
她在客厅沙发上坐下来,双手交叠放在膝盖上。电视没有开,房间里只有时钟走动的声音。她做了二十年的家庭主妇,习惯了等待——等丈夫回家,等孩子长大,等时间把自己变成另一个人。但此刻,外衣口袋里那个信封的分量让她感到一种久违的东西。
一种不属于“佐伯雪乃”这个身份的东西。
她终于知道丈夫藏了什么。但她还不知道,知道这件事会让她付出什么代价。
公寓楼下,一辆深灰色的轿车缓缓驶过。车内的人没有抬头看,只是用手机拍了一张公寓外景。照片被发送到一个没有备注名字的号码,附带一行简短的文字:
“林田今天去了佐伯家。佐伯的妻子在家。她看起来不太对劲。”
十秒后,回复来了。
“盯住她。必要时处理。”
灰色轿车停在街角转弯处,引擎没有熄火。车内的烟头被弹向窗外,在秋夜的空气中划出一道微弱的红色弧线,然后落在路面上,被碾过的自行车碾成了碎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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