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琼从排水管道爬出地面时，东停车场上已经停满了车。
阳光猛烈，沥青路面蒸腾着热气，游客们在要塞入口前排成蜿蜒的长队。没有人知道脚下发生了什么。没有人听到女孩们赤脚踩在岩石上的脚步声，没有人闻到洗矿槽里化学试剂的气味，没有人看见那些被铁链锁在墙上的编号牌在黑暗中反射出的微光。
他靠在编号7的井盖旁边，大口呼吸着地面的空气。肺部还在排斥地底那种混合了硝酸和矿尘的污浊气体。夹克上全是泥浆，裤腿被化学溶剂烧出了几个小洞，鞋底沾着一层灰白色的稀土矿渣。他把手机关机，取出存储卡，放进夹克内侧的防水口袋里。
停车场上，卡维站在一辆警车旁边，脸色焦急。看到阿琼从灌木丛后面走出来，他愣了一秒，随即快步迎上来。
“六个女孩。她们从一口井里爬出来，满身是泥，最小的那个手指断了。”卡维的声音压得很低，“我把她们安置在警局医务室，没人知道。但她们说的话——矿道、洗矿槽、铁链——如果都是真的，这案子已经不是我们能碰的了。”
阿琼把存储卡掏出来，放在卡维手心里。“这里面有证据。照片、视频。矿道里的施工表格上有绿洲建设的抬头，化学溶剂的桶上贴着供应商标签，墙上钉着排班表。全部拍下来了。”
卡维低头看着那张小小的存储卡，手指微微发抖。“你要我做什么？”
“存三份备份。一份留在警局内网加密服务器，一份存到你的私人云端，第三份——”阿琼从口袋里掏出老莫给他的那张塑封照片，翻到背面，写下了一个电子邮箱地址，“发到这个地址。如果二十四小时内我没联系你，就把存储卡里的所有内容公开给媒体。”
“这是谁的邮箱？”
“一个在首都做调查记者的人。十年前他写过一篇关于加姆达矿业公司违规开采的报道，被起诉诽谤，官司打了三年，最后败诉了。但他还在做这行。”
卡维把存储卡和照片一起收好。他看着阿琼，嘴巴张开又合上，像是有太多问题堵在喉咙里，却不知道该先问哪一个。最后他只说了一句：“侯赛因的律师今天上午来过警局。带了五份文件，要求撤销对绿洲建设的一切调查。”
“理由是什么？”
“证据不足。那辆被炸毁的汽车上没有绿洲建设的指纹，没有任何直接物证能把爆炸案和侯赛因连在一起。他们还说，你在矿区非法搜查取得的证据，在法庭上不具有效力。”
阿琼没有回应。他早就预料到这一步。侯赛因的防线不是靠一两个证据就能击穿的。矿道可以被回填，档案可以被调走，证人可以被灭口。但六个活着的女孩从地底爬出来，她们身上带着铁链勒出的淤痕、手指上缠着渗血的布条、眼睛里映着洗矿槽里化学溶剂的绿光——这些伤痕是回填不了的。
“还有一个消息。”卡维的表情忽然变得微妙，“今天上午，有个律师主动来警局，说要代理哈立德·巴特——那个拾荒老人。律师说哈立德愿意作为证人，就汽车爆炸案和非法采矿案提供证词。律师还带了一份文件，上面列出了哈立德从猩红要塞垃圾桶里收集到的全部矿石样本的化验报告。”
阿琼愣了一下。哈立德请了律师？那个蜷缩在货运铁路车厢里、浑身发抖、连报警都不敢的瘸腿老人，怎么可能有钱请律师？
“律师叫什么？”
“萨米拉·阿巴西。一个女律师，专门做公益诉讼的。她在烟囱巷那边有个法律援助站，开了三年了，一直帮贫民窟居民打拆迁赔偿官司。”
萨米拉·阿巴西。阿琼在脑海里搜索着这个名字。他隐约想起来——三年前有一起被新闻短暂报道过的案子，一个女律师代表烟囱巷十二户居民起诉市政工程局违法拆迁。案子最后被驳回，但那个律师在法庭上说了一句话，被媒体引用过：“贫穷不是违法的许可证，但在这里，它成了被违法对待的许可证。”
“她在哪？”
“现在应该在警局对面的咖啡馆里。她说她想见你。”
阿琼转身朝停车场出口走去。走了几步又回头，看着卡维手里的存储卡。“备份的事，现在就去办。不要用警局的网络，用你自己的设备。”
“你信不过警局？”
“我信不过任何联网的东西。”
咖啡馆在警局对面的一条小巷子里，门面窄小，招牌上写着褪色的“绿洲咖啡”——名字讽刺得恰到好处。阿琼推门进去，门上的风铃响了一声。店里只有角落里坐着一个女人，面前放着一杯已经凉了的红茶。她穿着一件深灰的西装外套，头发用一根素色的发夹别在脑后。桌面上摊着几份文件，文件边缘贴满了彩色标签。
“萨海侦探。”她抬起头，眼睛是深棕色的，疲惫但锐利，“请坐。”
阿琼在她对面坐下。服务员过来问点什么，他摇了摇手。萨米拉把一份文件推到他面前。那是一份化验报告，出具单位是马尔瓦城大学地质系实验室。报告上列了十几项检测数据，每一项都指向同一种矿物成分——氟碳铈矿，轻稀土矿石，工业价值极高。样本来源注明：由送检人哈立德·巴特提供，采集地点为猩红要塞东侧停车场建筑废料堆。
“哈立德三个月前找到我。”萨米拉说，声音平稳，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他说他在要塞的垃圾堆里发现了奇怪的石头。他不懂地质学，但他给在矿上干过的朋友看过——就是老莫。老莫告诉他这些石头是稀土矿石。他就拿来给我。”
“你帮他做了化验。”
“对。化验结果出来之后，我意识到这不是普通的非法采矿案。稀土矿脉横穿猩红要塞的地基，偷采的人不是从矿区往下挖，而是从要塞地底往上挖。这是一个涉及市政工程局、遗产管理委员会、矿业管理局的系统性腐败案。”萨米拉端起红茶喝了一口，茶凉了，她的眉头皱了一下，但还是咽了下去，“但我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谁是偷采者。直到四天前那辆汽车在停车场爆炸。”
“哈立德为什么现在才愿意作证？”
萨米拉沉默了片刻。她放下茶杯，手指在杯沿上轻轻摩挲了一圈。“因为他女儿死了。”她抬起头，深棕色的眼睛里有一种阿琼说不清的东西——不是愤怒，不是悲伤，是一种被压得很深很深的决心，“哈立德之前不愿意公开作证，是怕报复。怕他的女儿被报复。现在法蒂玛已经死了，他最小的女儿娜迪亚还在地底下生死不明。他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
“娜迪亚还活着。”阿琼说。
萨米拉的眼睛在一瞬间睁大了。她身体前倾，手指按在桌面上的文件上，骨节泛白。“你确定？”
“一个小时前，我把她从矿道里带了出来。她和另外五个女孩一起，现在在警局医务室。”
萨米拉闭上眼睛，长长地呼出一口气。那一口气像是在胸腔里憋了太久，呼出来的时候带着轻微的颤抖。她睁开眼睛时，眼眶里有一点湿润，但泪水没有掉下来。
“还有几个？”
“什么几个？”
“矿道里还有多少女孩？”
阿琼摇了摇头。“她们说矿难之后换了三批。每一批六到七个。前两批的人去哪了，她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萨米拉的手指在文件上收紧。那些贴满彩色标签的纸张在她手下发出了轻微的褶皱声。阳光从咖啡馆的窗户里斜斜地照进来，落在她半边的脸上，把她的表情切成明暗两半。
“侯赛因今天上午派了律师来警局，要求撤销调查。”阿琼说，“他们的理由是证据不足。”
“他们的理由永远是证据不足。”萨米拉冷笑了一声，“三年前我代理烟囱巷拆迁案的时候，市政工程局用的也是同样的理由——居民拿不出房产证，因为贫民窟里的土地从来没有办过产权登记。所以他们的家不被承认。他们的死亡不被统计。他们的存在不被记录。”
“这一次不一样。”阿琼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打开相册，翻到今天早上在矿道里拍的照片。他把手机放在萨米拉面前，一张一张滑过——施工表格、化学溶剂、铁链和固定环、塑料水槽里残留的矿渣、铁栅栏隔间里蜷缩的床垫、墙上钉着的排班表。
萨米拉一张一张看着。她的表情在每一张照片切换时都发生细微的变化——从冷静到震惊，从震惊到愤怒，从愤怒到一种近乎冰冷的平静。
“这些照片在法律上可以被采纳吗？”
“我是在没有得到搜查令的情况下进入矿道的。”阿琼承认，“辩方律师会说这是非法取证。”
“但有例外。”萨米拉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着，她的语速忽然变快了，像是思维正在高速运转，“紧急情况下为了保护人身安全而取得的证据，可以在法庭上被采纳。六个被锁在地下矿道里的女孩——这就是紧急情况。你进入矿道不是为了搜查，是为了救援。”
“矿道今天凌晨被回填了。侯赛因的人炸塌了第七通风井，把洗矿区清理得干干净净。”
“但你有照片。”
“照片可以拍到回填之前。”
萨米拉的眼睛亮了起来。她翻开面前的文件，找到一张空白页，在上面快速写字。“法律上讲，我们需要三条腿同时成立。第一条，物证——你拍的照片、存储卡里的视频、矿渣样本、哈立德收集的矿石。第二条，人证——哈立德、老莫、六个女孩，还有你。第三条，程序——如果市政工程局签发的搜查令能证明他们知道矿道的存在却故意掩盖，那就是包庇罪和渎职罪，可以作为单独的案件立案。”
阿琼看着她写下的那三条，每一条后面都被她画上了箭头，箭头指向同一个名字——侯赛因。
“费萨尔·乔杜里呢？”
“他是更难缠的那个。他是政府官员，有职务豁免权。如果要起诉他，需要议会批准。但如果我们能证明他的堂兄——费萨尔·哈米德法官——替他签署了假搜查令，那就是司法腐败。可以一并立案。”萨米拉放下笔，看着阿琼的眼睛，“但这需要时间。而侯赛因不会给我们时间。”
“他已经在行动了。今天早上，他的清理组回填了矿道。第七通风井的入口被炸塌，下面的洞室被完全堵死。如果那几个女孩没有被我带出来，她们会死在下面。”
萨米拉沉默了很久。咖啡馆里忽然变得很安静，只有远处咖啡机蒸汽喷出的嘶嘶声和窗外面包店里飘来的发酵黄油味。她的手指停在文件上，指尖微微颤抖。
“三年前，我代理过十二户贫民窟居民的拆迁案。起诉的是市政工程局。”她的声音变得很轻，“案子被驳回之后，有两个人来找过我。一个是费萨尔·乔杜里，他带着一份文件，说如果我在一份放弃上诉的协议上签字，他保证不在烟囱巷搞强制拆迁。我拒绝了。另一个人是比拉尔。”
阿琼抬起头。“比拉尔找你做什么？”
“他不是来找我麻烦的。”萨米拉的嘴角浮现出一个很复杂的表情，不是笑容，更像是某种苦涩的认可，“他来送钱。一笔足够支付十二户居民整年房租的钱。我问钱从哪来的，他没说。但我收了。那笔钱救了十二户人。”
“你知道比拉尔在稀土走私链上扮演什么角色吗？”
“知道。”萨米拉的目光没有闪躲，“他是中间人。侯赛因把矿石从矿道里采出来，比拉尔通过他的物流网络运出贫民窟，卖给东区工业园里的黑市商。比拉尔从中抽成，一部分留给自己，一部分用来买配给物资发给矿难遗孀和失业矿工。”
“这不能改变他贩卖人口的事实。”
“对。”萨米拉的声音很平静，“比拉尔是你必须抓捕的人。但我告诉你这些，是想让你明白——烟囱巷里没有纯粹的好人和纯粹的坏人。只有被系统扭曲的人。比拉尔第一次见到侯赛因，是矿难之后，他去找绿洲建设讨要抚恤金。侯赛因给了他一笔钱，然后告诉他——如果你想要更多人活下去，就跟我合作。他选择了合作。”
阿琼没有回应。他想起在哈立德的棚屋里，比拉尔说的那句话——烟囱巷里说实话是一种奢侈。太奢侈了，一般人消费不起。比拉尔不是不理解正义，他是在贫穷面前已经把正义当成了换不了水票的废纸。
“他现在在哪？”
“不知道。但我知道他最近做了一件事。”萨米拉从文件堆里抽出一张纸，推到阿琼面前。那是一张汇款单的复印件，汇款人匿名，收款方是马尔瓦城东区一家私人诊所。汇款金额五万卢比，备注栏里写着：拉朱·汗的医疗费——虽然已故，但债要还。汇款日期是汽车爆炸案发生后的第二天。
阿琼盯着那张汇款单看了很久。拉朱。那个十六岁的男孩，后脑被敲碎，手指被掰断，塞进车里烧成了焦炭。比拉尔掰断了他的手指，但比拉尔也支付了他的医疗费——虽然他已经不需要了。这笔钱像是某种赎罪，又像是某种不可理喻的道德记账。掰断两根手指是一种罪行，但为死去的孩子还清债务又是一种什么？是这个被扭曲的世界里残留的一丝良知，还是一个人在深渊里不肯完全放手的最后挣扎？
他把汇款单还给萨米拉。然后站起来，走到咖啡馆的门口，推开玻璃门。正午的阳光劈头盖脸地砸下来。对面的警局大楼在日光中显得格外庄严肃穆，灰色的花岗岩外墙上刻着加姆达共和国的国徽。国徽下方是正门，正门口停着一辆黑色轿车，和今早费萨尔·乔杜里开来的那辆一模一样。
轿车后排的窗户缓缓降下。费萨尔从里面探出半张脸，隔着马路朝阿琼微微一笑。那笑容不紧不慢，像猫在逗弄一只被逼到墙角的老鼠。
然后车窗升起，轿车无声地滑入车流，消失在马尔瓦城中午的喧嚣中。
阿琼的手在口袋里握紧。他触到了那颗从哈立德棚屋门口捡起的螺栓。螺栓的螺纹依然锋利，嵌在掌心的旧伤里，疼得很真实。
咖啡馆里传来萨米拉的声音：“你接下来要去哪里？”
阿琼没有回头。
“去找哈立德。”他说，“然后去找比拉尔。”
“然后呢？”
“然后找他。”阿琼看着黑色轿车消失的方向，声音像被正午的阳光烤干的河床，“姓费萨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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