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启明把何铭远调阅方哲彦档案的记录打印出来，放在方哲彦桌上的时候，窗外槟港城的暮色正从海平面方向涌过来，把整间办公室染成一种介于橙与灰之间的颜色。方哲彦盯着那张打印纸看了很久——纸张上只有寥寥几行系统日志，调阅时间、调阅人、被调阅对象、调阅时长。调阅时长是四十七分钟。何铭远用了四十七分钟看完了他十五年从警生涯的全部卷宗，然后关掉了页面，没有留下任何批注，没有转发给任何人，没有在内部系统里留下任何痕迹。
四十七分钟。方哲彦在脑子里把自己的职业生涯过了一遍，他破过的案子不少，但能让一个老警察专门调出来看四十七分钟的，只有那三桩网络诈骗案。那三桩案子有一个共同点——受害人都没有任何社会资源，被骗金额都不大，都是那种其他刑警看一眼就会说“追不回来”的案子。但他追了。每一桩都追到钱追回来为止，每一个受害人都收到了他亲手递过去的结案通知。何铭远看的不只是他的破案率。何铭远看的是他对待“小人物”的方式。
方哲彦把打印纸折好放进笔记本的夹层里，然后站起来把外套披上。他要去一个地方。
槟港市立图书馆位于老城区的一条窄巷子里，是一栋两层楼的旧建筑，外墙的白色石灰在常年的雨水冲刷下变成了灰黑色，和孤儿院那栋楼几乎是一个颜色。方哲彦推门进去的时候，苏敏正在前台整理还书箱。她看见他的表情就知道他有事，把手里的书放下，走过来轻声问怎么了。他从口袋里掏出那份名单的复印件，把苏敏的名字指给她看，然后把周敏行在看守所里说的话复述了一遍。
苏敏听完之后沉默了很久，然后从柜台下面拿出一个旧笔记本。那是她十年前在图书馆做读者登记用的工作笔记。她一页一页往前翻，翻到某一天，把那一页摊开给方哲彦看。登记表上写着一个名字——林默生。借阅书籍是《包装设计色彩学》和《商标法与知识产权案例汇编》。借阅日期比林默生去广福堂面试早了三个月。
“我记得他。”苏敏说，“他来借书的时候是傍晚，图书馆快关门了。他找那两本书找了一下午，我帮他从闭架书库里调出来的。他填借阅卡的时候我注意到他左手虎口上有一道刚结痂的伤口，还在往外渗血。我给了他一盒创可贴。”
方哲彦的喉咙动了一下。“那道伤口现在还在。”
苏敏把工作笔记合上放回柜台下面。她的手很稳，但她的眼眶红了。不是为自己被写进那份名单而恐惧，是因为她知道，那个在图书馆里借书的年轻人后来被世界抹掉了十年。而她给的那盒创可贴，可能是那十年里为数不多的、不带任何条件的善意。
“他后来还来过吗？”
“来过。大概半年之后。他来还书，还书的时候在柜台前站了很久，像是想说什么。后面有人排队催他，他就走了。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他。之后他的借阅卡再也没有使用过。”
方哲彦在图书馆的木质长椅上坐了很久。苏敏在旁边整理书架，没有打扰他。书架之间的光线昏暗而温暖，空气里弥漫着旧纸张和木头混合的气味。他想起何铭远在出租屋墙上那张图的最角落，有一个用铅笔画的极小圆圈，圆圈里面画着一只眼睛。那个符号他原来以为代表何铭远自己。现在他觉得，那只眼睛代表的不是一个人，是一个位置。一个在系统边缘上持续注视、却从不介入的位置。苏敏站在那个位置上，第47号站在那个位置上，何铭远自己也站在那个位置上。他们三个人在不同的时间点，用不同的方式，各自看了林默生一眼。而就是这三眼，让一个被抹掉的人重新从虚空中浮现出来。
三天后，槟港市高等法院的红罐包装装潢纠纷案重审第一次庭前会议召开。这次会议不对公众开放，只允许双方当事人、律师团和法院指定的专家证人参加。方哲彦作为警方案件负责人列席旁听。会议室设在法院三楼一间没有窗户的小房间里，长桌上铺着深绿色的呢绒桌布，椅子是那种老式的皮椅，坐上去会发出嘎吱的响声。
广福堂的律师团换了。原来的首席律师在陈耀宗当庭承认知情后提出了辞呈，新的首席律师是一位从首都请来的知识产权专家，姓高，年纪不大，说话语速极快，像是在用有限的时间塞进尽可能多的文字。加乐宝的律师团没有换，但郑远洲本人亲自出席了会议。陈耀宗也来了，两个在法庭上打了十年的对手，此刻隔着长桌面对面坐着，面前各自放着一罐红罐凉茶——没有拉开，只是放在那里，像是某种无言的仪式。林默生坐在长桌的末端，身旁是知识产权局为他指定的代理律师——一位刚从法学院毕业两年的年轻女律师，姓孟，戴圆框眼镜，说话声音不大，但条理极其清晰。
庭前会议的目的是确定重审程序的范围和证据交换的规则。高律师率先发言，提出广福堂对林默生提交的全部原稿和硫酸纸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要求法庭将重审范围限定在包装设计的著作权归属本身，不延伸至广福堂过去的诉讼行为是否构成恶意诉讼。
孟律师翻开面前的文件，声音很轻但每一个字都清晰：“法官阁下，我方不同意限定重审范围。广福堂在过去十年中多次在法庭上宣誓证明红罐包装为内部团队原创，这些宣誓行为已经构成虚假陈述。虚假陈述不仅侵犯了林默生先生个人的知识产权，也严重误导了司法机关的裁判。重审的范围必须包括对过去诉讼行为的审查，否则所谓的‘真相’就没有任何意义。”
高律师站起来，声音里开始带刺：“孟律师，你的委托人确实提供了一些设计原稿，但请你注意——林默生先生十年来从未以任何正式方式主张过他的权利。他选择在十年后用直播绑架的方式引起关注，这本身已经构成严重刑事犯罪。广福堂愿意承认著作权的部分归属是出于对事实的尊重，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接受一个犯罪嫌疑人以非法手段获取所谓的正义。”
会议室里的空气忽然紧了。林默生一直低着头在翻看自己那摞手稿，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手指停了。他把手稿合上，站起来，没有等法官同意就直接开口了。他的声音不高，但会议室里的每一个人都听得很清楚。
“高律师，你说我十年来从未以正式方式主张过权利。我写过十二封信。每一封都寄到了广福堂总部。我打过三十四通电话。每一通都被转到空号。我去了你们公司三次。最后一次你们让我填的访客登记表，被丢进了碎纸机。我找了槟港城所有的律师事务所，一共九家。每一家的答复都是——你有才华，但你没有证据。你没有人脉。你没有钱。”
他顿了顿，把铁盒子打开拿出一个文件袋，从里面倒出厚厚一叠信封。每一封信的信封都保存完好，邮戳清晰，收件地址都是广福堂总部。
“这些信是我留的底件。邮戳上的日期，比我第一次去警察局报案还要早半年。高律师，你说我是犯罪嫌疑人不配谈正义。那我问你——一个人在被犯罪之前，已经向所有能求助的地方求助过了，他不配谈什么？”
他把那些信一沓一沓排在桌上，信封上红色的退回印章在日光灯下像一排无声的证据。高律师张了张嘴，没有说出话来。法官把那些信一封一封翻过去，翻到最后一封的时候，那张从孤儿院带出来的凤凰花素描不小心从铁盒子里滑了出来，落在桌面上。花在纸面上半开着，每一瓣都朝不同的方向伸展。法官看了一眼那张素描，然后把目光转向广福堂和加乐宝双方，用平稳的声音作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外的决定。
“本庭决定，重审不限定范围。审查内容将包括原被告双方在过去十年诉讼中提交的全部证据是否真实、原被告双方是否存在恶意诉讼行为，以及被告方在明知包装设计归属存疑的情况下是否履行了合理的核实义务。同时，本庭将正式接纳林默生先生的全部原稿及信件作为证据，并对广福堂市场部前副总监周敏行涉嫌窃取知识产权一案中与本案的关联部分进行合并审理。”她说完，把法槌轻轻敲了一下。“庭前会议到此结束。正式开庭时间定在两周后。双方当事人可在本周内提交补充证据。”
方哲彦坐在角落的椅子上，把笔记本合起来。他看着林默生把那十二封信和手稿一起收回铁盒子里的动作，忽然觉得这个动作很像何铭远在出租屋里把照片一张一张贴在墙上的样子。都是把被撕碎的时间重新拼回来，一张一张，一页一页，拼了十年。
会议结束后，他在走廊上追上了林默生。林默生正站在窗户前看着楼下的院子，院子的角落种着一棵凤凰木，不是开花的季节，枝丫光秃秃的。
“何铭远有没有告诉过你，他为什么选了你？”
林默生转过身靠在窗台上。“他说，是因为我运气好。我去警察局那天正好是他值班。换一个人值班，我可能连登记表都填不上。”他低头看着自己手上的旧伤疤，“但后来我觉得，不是运气。”
“为什么？”
“因为我后来查过警察局的值班表。何铭远那天不值班。他是跟别人换了班。”
方哲彦沉默了。他一直以为何铭远是退休前最后一年才开始行动的。现在他明白了——何铭远的行动从十年前就已经开始了。从林默生走进警察局报案的那个傍晚开始，那个老警察就已经把换班的申请单写好了。不是四十七分钟。是十年。他用了整整十年来兑现一个换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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