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敏行在纳闽岛被捕的消息传到槟港城的时候，方哲彦正在警察局三楼会议室里对着满墙的照片和红线做结案陈述。局长坐在长桌尽头，面前摊着那份他花了三个小时写成的报告，每一页都被翻过，边角卷了起来。会议室里还坐着检察院的两位代表、经济犯罪科的主管、以及从首都飞来的知识产权局专员。方哲彦的声音平稳而低沉，用词精确如手术刀，把何铭远留下的证据链从头到尾梳了一遍。
赵启明在他旁边操作投影仪，屏幕上一页页翻过那些证据——周敏行在暗网论坛上发布的加密直播教程截图、纳闽岛空壳公司的银行流水、信托基金受益人变更申请的伪造电子签名记录、以及十年前那份内部备忘录的原件扫描。投影仪的光打在墙上，把备忘录末尾那句手写批注放大了二十倍——“如果他闹，就说他从来没参与过这个项目。没有参与，就没有证据。”
检察院的代表摘下老花眼镜，问了一句话。
“方警官，你这份报告的核心证据链依赖于何铭远的私人调查。何铭远本人现在在哪里？”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方哲彦没有立刻回答。他低头看了看自己面前那份报告的最后一页——何铭远的名字在证人的位置上被反复列了七次。然后他抬起头把手机拿出来，打开一段音频文件，放在桌上。那是何铭远留给林默生的那盘录音带，他让赵启明做了数字降噪处理，声音比原版清晰了许多。何铭远苍老而平稳的声音从手机扬声器里传出来，填满了整个会议室。
“……他用最后三年时间寻找他的下落……他像一个水滴，蒸发在槟港市的空气里……林默生，如果你听到这段录音，我想说一句晚了十年的话。我看见你了。”
录音播完，没有人说话。
方哲彦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窗前，背对着会议室里所有人。窗外的槟港城正在午后的阳光下安静地运转，玻璃幕墙反射着光，车流在街道上缓缓移动。他想起何铭远在出租屋墙上画的那张图，所有人物都被红线连接，唯独他自己没有出现在图上的任何位置。他把那个案子从档案室里偷出来，用退休后的全部生命去追，却在最后一刻把自己藏了起来。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甚至没有人知道他是死是活。
“何铭远同志目前下落不明，”方哲彦终于开口，声音压得很低，“但我可以以我的警衔担保，他留下的每一件证据都是真实有效的。如果这个案子最终要追责任何人，我申请追责我自己——作为网络犯罪科现任负责人，我的科室在三年前未能发现何铭远的内部调查，未能在他消失前为他提供任何支持。”
局长看着他，沉默了很久。然后把报告合上，站起来宣布了一个决定——检察院对周敏行正式提起公诉，何铭远作为证人的身份转为失踪协查对象，同时启动对广福堂与加乐宝两家公司在包装装潢侵权案中是否存在虚假陈述的司法调查。会议室里响起了文件合上和椅子挪动的声音，但方哲彦没有动。他仍然站在窗前，看着窗外那些行走的人。每一个走在街上的人都可能是一个不被看见的人，他想。
槟港市东区的筒子楼下，林默生和晓棠坐在便利店门口的塑料椅上。老板娘已经把他们认熟了，不用问就端过来两杯热茶，杯子是一次性的纸杯，茶是便利店最便宜的那种红茶包泡的。老板娘看了看林默生，又看了看晓棠，把一杯茶放在晓棠面前时特意放慢了动作，像是在确认她能看见。
林默生从帆布包里掏出一个信封放在桌上，那信封里装着一张请柬。请柬是今天早上出现在他门缝下面的，没有邮票，没有邮戳，是被人直接塞进来的。请柬的内容写着——槟港市知识产权局诚挚邀请您出席广福堂与加乐宝红罐包装装潢纠纷案的司法听证会。时间是一周后，地点在槟港市高等法院。请柬上的收件人写的是林默生，不是第48号，不是无人知晓，是林默生。
他把请柬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然后从包里掏出一支铅笔，在请柬背面写下了一行字。他的笔迹还是当年画凤凰花的那个样子，每一笔都带着某种画画的惯性，撇捺之间残留着设计师的手感。
“我去。不是去作证。是去把名字改回来。”
晓棠接过请柬看了看正面印刷的文字，然后把请柬翻到背面，在他那行字下面写了另一行字。她写字的时候手指很用力，铅笔尖在纸面上压出了深深的凹痕。
“我和你一起去。我看了你十年，这次我要在现场看。”
槟港市高等法院位于市中心，是一栋殖民地时期修建的新古典主义风格建筑，门前立着八根巨大的石柱，石柱上方的山花上刻着南洋法徽。法院正门对面是一座广场，广场中央有一尊青铜铸造的正义女神像——蒙着眼睛，手持天平，在热带阳光的暴晒下，铜像表面已经氧化成了深绿色。
司法听证会定在上午九点开始，但从清晨七点起，法院门口就已经站满了人。不是抗议的人，不是围观看热闹的人，是一群拿着红罐凉茶的人。他们有的举着罐子，有的把罐子放在地上排成一排，不说话，不打横幅，只是安静地站在广场上。这些人的身份五花八门——有在东区菜市场卖鱼的小贩，有在槟港理工学院设计系在读的学生，有在印刷厂上夜班的工人，有在便利店收银的打工妹。他们每一个人都曾经是被忽视的人，每一个人都在某个深夜里对着屏幕上的白面具感到一种说不清的共鸣。
那个人替他们说了他们没机会说的话——我不骗人。我看见你。这些话语聚集了每一个在系统缝隙里悄悄活着的人。
方哲彦在八点半到达法院，他在广场边上站了很久。然后他转身走进法院大门，没有从正厅走，从侧面的走廊直接进了听证室。他在旁听席最后一排坐下来，把笔记本放在膝盖上。听证室很大，旁听席上已经坐满了人——广福堂的法律团队坐在右侧前排，加乐宝的法律团队坐在左侧前排，正中间的前两排是留给证人席和当事人席的。法官还没有入座，但书记员已经在记录席上调试录音设备。
九点整，法官入庭。首席法官是一位年过花甲的女性，头发全白了，但坐姿笔挺如一支铅笔。她翻开面前的案卷看了几秒，然后用极其平静的声音宣布听证会开始。
“本庭今日就广福堂饮料公司与加乐宝饮料公司长达十年的红罐包装装潢纠纷案进行司法听证。鉴于警方近期提交的新证据表明，本案的核心知识产权可能存在原始权利归属的重大疑问，本庭决定传唤相关证人出庭。”
她抬起头，目光扫过旁听席。
“请林默生先生到证人席。”
旁听席上爆发出一阵低沉的议论声。林默生站起来，他的位置不在旁听席的中间，而在最靠边的一排，靠近消防通道。他今天穿着一件深色的棉布衬衫，领口规整，袖子卷了两道，左手虎口上的旧伤疤在日光灯的照射下清晰可见。他从座位走到证人席，没有看任何人，步伐平稳。经过旁听席时一个广福堂的法务人员转过头来盯着他看，他没有回看。他走到证人席上，把手放在面前的宣誓书上，跟着书记员念了誓词。他的声音不高但很稳，每一个字都落地有声。
“我宣誓，本人在本次听证会上所作的全部证言，均为事实，绝无虚言。”
首席法官看着他的眼睛，直接开始了提问。
“林先生，你说你当年提交的包装方案是广福堂红罐设计的原始版本，你有什么证据可以支持你的主张？”
林默生从帆布包里拿出一个铁盒子放在桌上，打开盒盖，从里面取出一摞纸张。纸张的边缘已经泛黄，有些地方被水浸过，但上面的图案依然清晰。那是一整套包装设计方案的手绘原稿，从第一版铅笔草稿到最终版彩色的效果图，每一页的右下角都标注了日期——日期跨度从他毕业前两个月到毕业设计终期展示当天。他把原稿一页页展开放在桌上，然后从盒底拿出一个更小的东西——一张广福堂面试登记表的存根联。存根上的日期显示在他所有设计稿完成之后。表格上有广福堂市场部的蓝色印章，印章下面用工整的打印字写着应聘职位——包装设计师，提交材料——设计方案一套。他把存根举起来对着法庭展示，然后放在手稿旁边。
首席法官翻看手稿和存根，沉默了很久。听证室里只剩下纸张翻动的沙沙声。
方哲彦坐在最后一排看着证人席上的林默生，忽然意识到一件事——这些证据不是何铭远给他的，不是警方替他挖出来的，是他自己保存了十年。在最绝望的日子里，在被赶出出租屋之后，在社保中断、银行账户注销、所有社会身份都被抹去之后，他仍然留着这些东西。他留着它们不是因为它们能证明什么。他留着它们是因为它们是他在这个世界里存在过的唯一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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