槟港市第三人民医院位于北郊一座矮山的半山腰，从市区开车过去要四十分钟。方哲彦在凌晨六点出发，车载收音机里播放着早间新闻，主播正在念一份来自广福堂和加乐宝的联合声明——两家公司宣布暂停一切与红罐包装相关的法律诉讼程序，等待警方调查结果。方哲彦把收音机关掉。他不相信这声明是良心发现。这是恐惧。两家市值加起来超过百亿南元的公司，被一个没有户口的人吓到了。
车子驶入医院大门时，天已经全亮了。第三人民医院是槟港市唯一设有长期精神科病房的公立医院，主楼是一栋灰白色的长方形建筑，墙皮在热带气候的侵蚀下大片大片地剥落，露出下面发黑的砖。方哲彦在访客登记处出示了警官证，值班护士翻了半天登记簿，找到了一个名字。那个名字在登记簿上的写法让他愣了一下——林晓棠。姓林。不姓任何别的姓，姓林。入院时间是十年前，与林默生离开孤儿院同一年。转至长期精神科病房的时间是四年前，与林默生的社保记录中断同年。
方哲彦走进电梯，按下了四楼。电梯的上升速度极慢，钢丝绳在头顶发出嘎吱嘎吱的呻吟。他在电梯里的镜面不锈钢墙壁上看见自己的脸，眼窝深陷，胡茬已经从下巴冒出来一层青灰色。他想起何铭远那张照片上的脸——同样的深眼窝，同样的青灰色胡茬。一个追了三年没有伸出手的老警察，和他这个追了七天没有追到人的警探，正在慢慢变成同一个人。
四楼走廊很长，日光灯管把整条走廊照得一片惨白。走廊两侧是病房，门都关着，只有尽头的活动室开着门。活动室很大，靠窗的位置摆着几排塑料椅，椅子上坐着七八个穿病号服的人。有人盯着窗外的树发呆，有人反复叠着手里的一张纸，有人在对着墙壁自言自语。方哲彦的目光扫过每一张脸，最后停在角落里一把椅子上。那把椅子靠近窗户，窗外的光线把坐在上面的人的轮廓勾出一道金边。那个人是一个年轻女人，短发，瘦削，病号服的领口扣得整整齐齐。她没有看窗外，也没有看手里的东西，她正低着头，膝上放着一台老旧的笔记本电脑，屏幕亮着。她的手指悬在键盘上方，没有打字，像是在等某个时刻。
方哲彦走过去。她抬起眼睛，那眼睛很亮，不是那种神经质的亮，是一种沉静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亮。护士在方哲彦身后低声介绍：“她叫林晓棠，先天性聋哑，但是智力正常。入院十年来很少和人交流，大部分时间都在写字或者画画。”
方哲彦在她对面坐下来，从口袋里掏出那张在船坞找到的纸条，上面画着凤凰木的花。他把纸条放在她膝盖上，电脑旁边。她低头看了一会儿，然后打开电脑上一个文档，打了一行字，把屏幕转过来。
“你找到了。比我预计的早一天。”
方哲彦看着屏幕上那行字，发现字体圆润柔和，和南岸旧码头服务器上那段文字一模一样。
“林默生在孤儿院的时候给你取名叫晓棠。他现在知道你在这里吗？”
她的手指在键盘上停了一下。那双眼睛里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然后她删掉了刚才打好的半行字，重新打。
“他还没有来找我。但他会来的。他答应过。”
方哲彦把那朵凤凰花的纸条往前推了推。“这张纸条是他留给我的。他要我来找你。他想让我从你这里知道什么？”
晓棠沉默了很久。窗外的光线移了一点，照在她苍白的手背上，可以看到细密的针眼和青色的血管。然后她开始打字，速度不快，但每一个字都没有停顿。屏幕上逐行出现的文字像是在写一封写了很久、背了很久的信。
“我在孤儿院第一次见到他，是他来的第二天。那天晚上他睡在我隔壁的床上，中间隔着一块布帘。他一直在哭，哭得很小声，怕被人听见。我下床拉开布帘，他看见我，就不哭了。后来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有人看我，我就不怕了。”
“孤儿院的登记册上，他是第48号。我是第47号。我们挨在一起，在名册的最后两行。那里有一块水渍，刚好把我们的名字泡在一起。”
“他不会手语，我也不太会写字。但他给我画了第一朵凤凰花。画在早餐的餐巾纸上。花瓣很密，每一瓣都朝不同的方向打开。”
“他离开孤儿院那天，我在凤凰木下用手语比划——我会一直看。他看懂了。他以为我只看了那一天。”
“其实我一直在看。”
方哲彦盯着屏幕，嗓子发紧。他想起何铭远录音里那个紧张的第二人的呼吸。不是紧张，是压抑。一个人用呼吸压抑十年说不出的话。
“这十年里，你怎么看他？”
晓棠的手指落回键盘，这一次敲得很轻，像是在钢琴上按最低的音。
“印刷厂夜班的排班表。便利店凌晨两点的监控画面。暗网论坛上他下载教程的那条帖子。第二夜直播时他放在国际酒店停车场的那罐茶。他把他喝过的那罐茶放在船坞水泥墩上，里面的液体是倒空的。那罐茶是加乐宝的产品。他和加乐宝打官司的人不一样，他不恨产品。他只是恨发明产品的人没有名字。”
方哲彦看着屏幕上这一段精确如档案的文字，后背一阵阵发冷。她不是在“看”林默生，她是在追踪。以一个聋哑人特有的方式，用屏幕、键盘、摄像头、暗网，用这座数字城市里每一寸可以接入的视觉通路。她是一个观察者。而观察者站的位置比被观察者更危险——因为观察者看得见一切，却没有人看得见观察者。
“何铭远呢？你认识何铭远吗？”
她的手指第一次出现了犹豫，悬在键盘上方停了好几秒，然后打出了两行字。
“何铭远三年前来找过我。他在孤儿院的记录里查到第47号，顺藤摸瓜找到这里。他告诉我，他欠林默生一件事。”
“但不是我欠的。”
方哲彦的身体向前倾了一点。“他给了你什么？南岸旧码头的服务器是谁买的？纳闽岛上的信托基金受益人代号‘第47号’——那是谁？”
晓棠把电脑合上，动作很轻，像合上一本已经写到最后一页的书。她站起来走到活动室的窗户前，把一只手贴在玻璃上。玻璃外面是一棵凤凰木，季节不对，没有开花，只有枯瘦的枝丫伸向天空。这棵树和孤儿院院子里那棵，是同一品种。
然后她从口袋里掏出一支很短的铅笔，在窗台上那张纸条的背面写了一行字。字迹潦草，但每一个字的笔画都和林默生留在第一夜纸条上的“我看见你”如出一辙。
“第三夜之前，我想见默生一面。医院负一楼太平间，下午三点，我等你。”
她把纸条塞进方哲彦手里，转身走回活动室的角落，重新坐到塑料椅上，打开电脑。她从头到尾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但她说的每一个字都落进了方哲彦的脑子里。
方哲彦从四楼下来直接去了地下一层太平间。推开太平间的白门，停尸间的冷气像一堵看不见的墙迎面压上来。他走到房间正中央的不锈钢解剖台前，台面擦得很干净，上面放着一台老旧的笔记本电脑，电源指示灯亮着绿灯。和警察局停尸间里那台一模一样的型号。他翻开屏幕，屏幕上只有一个正在运行的文本编辑器，光标在空白处闪烁。
然后光标自己动了一下。一个字母出现在屏幕上——W。接着第二个字母，A。第三个，I。第四，T。字母逐颗跳出来，拼成一个完整的单词：WAIT。然后回车。新的一行又跳出一个词：FOR。再回车。ME。
方哲彦在键盘上敲下回复：“你是谁？何铭远还是林默生？”
那边沉默了很久。光标闪烁的频率像是某种呼吸。然后屏幕上出现了一个新词：NEITHER。
方哲彦的手指在键盘上停下来。他突然意识到这台电脑连接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系统。一个被何铭远设定好、被晓棠维护、被林默生无意中激活的自动化系统。它没有主人，或者说它的主人已经不存在了。它是何铭远留下的遗产，用代码的形式继承了他最后三年的全部追踪记录、分析模型和行动预案。他把它叫作NEITHER，意思是既不是警察，也不是罪犯。既不是猎人，也不是猎物。只是一个站在两者中间、观看全局的人。而何铭远已经死了。
屏幕上的文字继续跳出来，越来越快。
“方警官，第三夜的剧本已经完成。不是被我完成的。是被事件本身完成的。你的任务不是阻止第三夜。你的任务是保证第三夜不被除林默生以外的任何人控制。有人正在试图劫持他的剧本。那个人不是晓棠。那个人比晓棠更了解这套系统的运作方式。那个人知道何铭远已经死了。那个人也知道信托基金的受益人代码是第47号。那个人正在用你的名义，给林默生发了一条消息。”
方哲彦的瞳孔猛地收缩。“什么消息？”
屏幕上的光标闪了很久，像是一个人在犹豫要不要说出口。然后字母开始一个一个地跳出来，每一个都像是从很深的水底浮上来的气泡。
“消息的内容是——晓棠已经死了。死在第三人民医院。凶手是方哲彦。明天下午三点，医院太平间，为你留了一具尸体。”
方哲彦猛地站起来，椅子在瓷砖地面上发出刺耳的尖叫。他掏出手机拨通林默生可能使用的任何号码——没有号码可拨。林默生没有手机。他拨给赵启明，声音低而急。
“启明，马上调取第三人民医院过去四十八小时内所有进出人员的监控，重点查精神科病房四楼。找人脸识别对比林默生和林晓棠，看他们有没有离开过。”
电话那头赵启明的键盘声密集地响了一阵，然后停了。
“方队，林晓棠今早六点四十二分从太平间侧门离开了医院。方向不明。与此同时，有一辆黑色的无牌摩托车从医院后门离开，骑手戴全盔，无法进行人脸识别。骑手体型与林默生高度吻合。”
方哲彦握着电话的手在微微发抖。他转过身看向太平间角落里的监控摄像头，那个镜头上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灰，没有亮着红灯。它是假的。这里的监控从来就没有开过。
他低头看电脑屏幕。屏幕上又跳出了一行字，这一次的字体不再是系统的默认字体，而是一种更圆润、更女性化的字体——林晓棠用的那种字体。
“方警官。我离开医院不是因为我相信那条消息。是因为我要在他到达那条消息的目的地之前，追上他。你追了他七天。我追了他十年。这一次，请让我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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