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期开始的第二个月，姜泰洙被从济州看守所转送到位于本岛南部的一所中型监狱。监狱建在一片被矮山环抱的谷地里，周围是连绵的橘子园和零星的农田，冬天的时候橘子树上挂着残存的几颗干瘪果实，在灰色的天空下像被遗忘的灯笼。
入监登记处的狱警在他面前摊开一份厚厚的表格，逐项核对基本信息——姓名、年龄、罪名、刑期、既往病史。翻到特殊技能那一栏时，他用笔尖点了点空白处，头也不抬地问了一句。姜泰洙回答说他以前是外科医生。狱警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然后低下头在空白处写下了“临床医学·外科（前执照医师）”，盖上笔帽，将表格递给他签字。
姜泰洙在监狱的第一个月被分配在洗衣房。洗衣房是一间巨大的钢结构棚屋，里面排列着十几台工业洗衣机和烘干机，空气中永远弥漫着一股滚烫的洗衣粉和消毒水混合的气味。他的工作是和其他五个囚犯一起把成堆的囚服、床单和毛巾分类塞进洗衣机，洗好之后再搬出来烘干、折叠、码成整齐的方块。这份工作不需要任何技术，只需要机械的重复劳动和足够持久的腰力。他每天在洗衣房干八个小时，回到监室时浑身都是洗衣粉的碱味，手指的指纹被水和洗涤剂泡得发白起皱。
第二个月，典狱长把他叫到了办公室。
典狱长姓朴，五十岁出头，身材敦实，头顶已经秃了大半，剩下的一圈头发修得很短，贴在头皮上像一层薄薄的灰霜。他面前的办公桌上摊着一份文件——是法院判决书中那份关于“建议安排被告人从事与医学专业技能相关的劳动改造”的附带建议，被金敏洙用荧光笔划了线，旁边还用红笔写了一行批注：“此人双手可用于救人，不宜长期从事非技术性体力劳动。”
“我们监狱医院缺一个值夜班的护理员。”朴典狱长把判决书合上，摘下老花镜用镜布慢慢地擦，说话的语气不紧不慢，带着一个在监狱系统干了二十多年的人特有的那种看惯了一切的眼神，“上一个人上个月退休了，一直找不到接替的。条件不好——夜班，工资低，还要处理各种乱七八糟的急诊。囚犯打架受伤、慢性病发作、偶尔还有从外面转进来的保外就医人员。你自己决定。”
姜泰洙没有犹豫，点了头。
朴典狱长从抽屉里拿出一张表格推到他面前，上面印着“监狱医疗辅助人员岗位申请表”。他签完字之后又问了一句：“我要做什么准备？”典狱长说他的第一个病人已经在医疗室等着了，是一个胆囊炎急性发作的老囚犯，痛了一整夜，早上才肯来就诊。
监狱医院是一栋两层高的旧楼，紧挨着监狱的东围墙。外墙上的白色瓷砖已经泛黄，几块脱落的地方用水泥随便补了一下，补丁的颜色比原来的瓷砖深了一个色号，远远看去像一件旧衣服上打了好几块补丁。楼里的医疗设备大部分是九十年代的旧型号，心电图机的导线用医用胶带缠了好几圈，血压计是老式的水银柱式，唯一的B超机是从一家倒闭的私立医院低价转让来的，显示屏上偶尔会出现雪花状的干扰条纹。
医疗室旁边是一间大约十平米的储物间，被清理出来改成了值班室。房间里只有一张铁架床、一张旧书桌和一把折叠椅，书桌上放着一盏可以调光的旧台灯，灯罩是绿色的搪瓷材质，边缘已经掉了好几块漆。唯一的窗户朝向橘子园的方向，推开窗能看到远处低矮的山脊线和成排的橘子树，清晨的时候果园里会升起一层薄薄的白色雾气，像一片被遗忘在人间的云海。
姜泰洙在这个房间里住下来，一住就是大半年。他每天的工作从傍晚六点开始，到第二天早上六点结束。白天是他的休息时间，但他很少能真正睡着——囚犯看诊不分时段，急诊说来就来，有时候是半夜两点有人肾结石发作，有时候是凌晨四点有人哮喘复发，有时候只是一个刚入监的年轻囚犯因为戒断反应全身发抖、蜷缩在墙角不停地说胡话。他处理过打架斗殴造成的软组织挫伤和骨折，处理过慢性病长期无人管理导致的糖尿病足坏疽，处理过从监狱农场送来的农药中毒，甚至还处理过一次罕见的过敏性休克——一个囚犯在吃了食堂的鱿鱼拌饭之后突然喉头水肿，送到医疗室时已经呼吸衰竭，他用一支过期的肾上腺素和一套几乎生锈的气管插管器械，在心跳骤停前把他拉了回来。
消息在监狱里传得很快。没多久，囚犯们开始管他叫“姜医师”，不再叫他的编号。有人知道他以前在蟹壳里给穷人做过廉价整形手术，有人听说过他在耽罗大学附属医院当过外科副主任，还有人偷偷传阅过一份从旧报纸上撕下来的报道——那篇报道讲了姜荷恩的故事，讲了《白樺林之墓》，讲了一个父亲如何为了女儿把整座城市变成了文学模仿犯罪的现场。囚犯们看他的眼神各不相同：有人崇拜他，有人害怕他，有人觉得他疯了，有人觉得他是被逼疯的。但不管怎么看他，所有人在被抬进医疗室的时候，都会安静下来，任他用那双曾经杀过人的手给自己缝合伤口。
姜泰洙在监狱医院值夜班的第七个月，一个周五的傍晚，监狱正门外来了一辆深灰色的轿车。车上下来三个人，一个是朴典狱长亲自到大门口迎接的中年官员，穿着笔挺的黑色西装，胸前别着法务部的徽章。另外两个人从后座下来，一个是穿着一件深灰色大衣、提着老式公文包的中年女人，另一个是戴着无框眼镜、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瘦削男人。
金敏洙和车恩雅。
他们没有提前通知姜泰洙。当医疗室的门被推开，姜泰洙从一盏绿色搪瓷台灯下抬起头时，他的手里正捏着一根缝合针，刚给一个打架斗殴弄破了眉骨的年轻囚犯缝完最后一针。那个囚犯躺在检查台上，嘴里还在嘟囔着“姜医师你轻一点”，然后忽然闭上了嘴——他看到了金敏洙和车恩雅身后跟着的那位法务部官员，本能地把头低了下去。
“我们需要借用你的医疗室一个小时。”金敏洙说。他的声音还是那种温和而精准的医生语调，但比庭审时多了几分松弛——也许是那副新眼镜的镜片过滤掉了一些不该有的情绪，也许只是他终于不用再在众人面前扮演任何角色了。
姜泰洙把缝合针放进消毒盘里，摘下橡胶手套，用洗手液反复搓了搓手指。他看着金敏洙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厚厚的文件放在医疗室唯一的旧书桌上，封面上印着“耽罗医疗特区器官移植优先通道改革实施方案·终稿”。车恩雅从自己的公文包里又抽出了另一份文件——首尔大学法医学院与耽罗大学医学院联合签署的合作备忘录，关于共同建立济州海峡地区器官捐献伦理审查独立委员会的计划，附有双方院长和法律顾问的联合签名。金敏洙将改革方案逐项读给姜泰洙听——伦理委员会独立于医院和研究所、移植排队名单全部公开透明化、废除所有优先通道和户籍限制、统一按HLA配型匹配度和医学紧迫性排序。每一个条款都是用荷恩在复原稿上留下的那套分类法来标注的：黑色是原文，蓝色是注释，红色是还需要讨论的争议点。
姜泰洙把文件放在桌面上，用手指缓缓划过那些工整的字迹。然后他站起来走到值班室唯一的窗户前推开窗，外面是一片夜色中的橘子园。月光照在那些低矮的橘子树上，把每一片叶子都镀上了一层薄薄的银边。他说了一句让在场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话——他说荷恩以前最喜欢吃橘子。她在透析最难受的时候，他会买一袋济州橘子剥好放在冰箱里，她每次只能吃两瓣，因为透析患者不能摄入太多钾。她总是把剩下的橘子瓣整整齐齐地摆在小盘子里，裹上保鲜膜放进冰箱，说等他下班回来一起吃。
然后他转过身，从金敏洙手中接过签字笔，在改革方案终稿的扉页签了自己的名字。然后又把笔递给了金敏洙，说了一句让金敏洙眼眶瞬间发酸的话——他说签字的不该只有他一个人，荷恩的名字也应该在上面。然后他拿起另一支不同颜色的笔，在一份标注着“黑色·原文”的章节旁边，用工整的仿笔迹写下了两个字。
姜荷恩。
金敏洙接过笔在姜泰洙的名字下方写上了自己的名字，然后递给了车恩雅。车恩雅从公文包里拿出那支惯用的红色圆珠笔，在终稿扉页的所有空白处写下了她作为法医学顾问的审阅意见——她用极其细小的字体将那段在庭审中没有被读出来的批注化作具体的条款建议：建议所有移植器官来源必须经过独立法医学文献鉴定委员会的审查，不仅审查供体的医学指标，也审查供体的背景信息、知情同意状态和伦理程序记录。这条建议后来被参会人员一致同意列入改革方案的补充条款，编号第七条。
朴典狱长站在医疗室门口，沉默地看了这一切。他是一个在监狱系统工作了二十多年的人，见过太多囚犯在服刑期间逐渐腐烂——不是身体的腐烂，是精神的腐烂。他曾见过那些刚入监时还眼神清亮的人，在几年后变成了眼神空洞的躯壳，每天机械地劳作、吃饭、睡觉，不再读书，不再写字，不再对任何人说话。他也见过另一种囚犯——那些在服刑期间找到某种东西可以抓住的囚犯，他们把监狱变成了修道院，把刑期变成了赎罪，把每一个被送进医疗室的病人当成通往救赎道路上的一个路标。他知道姜泰洙是后者。于是他在离开前做了一个决定，在后来填写探视登记表时，将金敏洙和车恩雅的访问性质从“公务探视”改成了“医疗协作咨询”，允许他们在项目期内按月来访，不受探视次数限制。
金敏洙和车恩雅离开后，姜泰洙回到医疗室继续值夜班。他把改革方案的备份文件放进书桌抽屉里，然后坐下来借着绿台灯的微光把文件从头到尾又读了一遍。读到其中一页时他忽然停住了——在某个条款的页边，金敏洙用铅笔写了一句来自《白樺林之墓》原文、被荷恩用荧光笔画过两道线的批注。姜泰洙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然后伸手用指尖在字迹上轻轻摩挲了一下，像是隔着一层薄薄的纸张触摸到了女儿的手。
他合上文件，关掉台灯，起身走到窗前往外望去。窗外夜色中的橘子园依旧安静，远处山脊线上挂着一弯极细极亮的冷月，把整片谷地镀上了一层水银般的光泽。月光下，有一颗早已干瘪但一直没有落下的橘子，仍孤零零地挂在一株矮树的顶端，在夜风中微微摇晃着，像一颗不肯熄灭的、橙色的心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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