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油站顶棚的日光灯在暮色里发出嗡嗡的电流声，照得两辆并排停着的车像两具被冲上海滩的金属鲸鱼。金敏洙从驾驶室走出来，右手自然地垂在身侧，指尖离口袋里的折叠刀只有一厘米的距离。他没有锁车门——在这种地方，锁不锁车门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深灰色轿车里的男人也下了车。他比从车窗里看起来更瘦，瘦到锁骨从旧T恤的领口里凸出来，像两根被海水泡白的树枝。他的头发乱糟糟的，眼睛里布满血丝，嘴唇干裂起皮，整个人散发着一股好几天没有睡觉也没有洗澡的浑浊气味。但他的站姿很稳，双脚分开与肩同宽，重心微微下沉——这不是一个普通渔民的站姿，这是受过军事训练的人才会有的体态。
“我叫朴正焕。”男人说，声音还是那种嘶哑的、从喉咙深处刮出来的调子，“前第九步兵师侦察连。1998年退伍。退伍之后在码头开叉车，开了二十年，攒下来的钱全部供儿子上了专科学校。我儿子叫朴成浩，今年二十一岁，三个月前被一个叫赵仁哲的人招进了你们的东西转运组。他说只是帮忙搬货，一个月给三百万韩元。三百万——我开叉车三个月才挣得到。我叫他不要去，他不听。他说搬的不是什么犯法的东西，只是海鲜。”
他说“海鲜”两个字的时候，嘴角抽搐了一下。那不是笑，是某种接近于痉挛的肌肉反射，像一个人在咽下某种极苦极涩的东西时身体做出的本能反应。
“上周开始他就不接电话了。我去码头问，没有人认识他。我去警署报案，警察说成年人失联七十二小时才能立案。我等了七十二小时，去立案，警察说他是主动辞职离开耽罗的，有人在码头看到他上了去济州的渡轮。我不信。我儿子如果要去济州，一定会告诉我。他没有母亲，从小跟我一个人长大，每天晚上必须跟我报平安——这是他十二岁那年我给他定的规矩，二十一年来从来没有断过。从来没有。”
金敏洙沉默地听着。他知道朴成浩没有上渡轮。姜泰洙在东海路冷库放过的那个年轻人就是朴成浩——他后来查证过这个名字，也在柳哲的跟踪报告里确认过这个年轻人的状态。但他不打算对朴正焕说出这个事实，至少现在不。因为如果他说了，朴正焕的下一个问题就会是：“你怎么知道？”而他回答不了这个问题，除非他把自己的整个身份都摊在加油站的日光灯下。
“你找错人了。”金敏洙说，声音恢复了他在医院走廊里惯常使用的那种温和而疏远的专业语调，“我只是一个移植外科医生。你儿子的事情，你应该去问警察。”
朴正焕盯着他看了三秒钟。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部屏幕碎了一个角的手机，点开相册，把屏幕举到金敏洙面前。屏幕上是一张照片，拍得不太清楚，角度也很差，但足以辨认出画面中的人——崔昌植，正从一栋灰色建筑的消防通道后门走出来，手里提着一只银灰色的保温箱。照片的时间戳显示拍摄于三天前的下午四点二十分。
“这个人叫崔昌植。我跟踪了他四天。昨天他在一家地下茶室里跟人说话，我躲在对面的公共厕所里用这个拍到了。他提到一个叫‘金主任’的人，说这个人掌管着整个耽罗的器官网络。还说‘金主任’是大学医院的移植中心主任，姓金。全耽罗大学医院的移植中心主任，姓金的，只有你一个人。”
金敏洙的目光在那张照片上停了片刻，然后收回来，重新落在朴正焕的脸上。他注意到对方的拇指在手机屏幕上微微发抖，不是因为紧张或恐惧，而是因为愤怒——那种压制了太久、已经发酵成另一种物质的愤怒。
“你既然拿到了崔昌植的录音，为什么不直接交给警察？”他问。
朴正焕的嘴角又抽搐了一下，这一次他笑了。那是一个令见惯了生死的人都感到不寒而栗的笑容。
“因为我不想让他坐牢。”他把手机收进口袋，往前迈了一步。两个人之间只隔了不到一个手臂的距离，金敏洙能闻到他身上那股混合着汗味、机油味和海腥味的气味，那是二十年码头劳工生活沉淀下来的不可磨灭的味道，“坐牢太便宜他了。我要他死。崔昌植、赵仁哲、还有那个姓金的——所有碰过我儿子的人，全部都要死。”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语调忽然变得很平静，平静到和话语本身的内容完全不相称。那不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做出的冷静陈述，而是一个人跨越了某个不可逆的临界点之后，被抽空了所有多余情绪的空白状态。金敏洙在很多年以前见过类似的表情——那是在研究所早期，一个发现了真相的供体家属跪在他的办公室门口，用头反复磕着地板，磕到额头破皮出血，嘴里却在反复说着极其平静的、不带任何起伏的句子。那个家属后来被李容久的人架走了。他不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也不想知道。
“你告诉我朴成浩在哪里。”朴正焕说，“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你告诉我，我就不杀你。”
金敏洙沉默了片刻。他可以继续否认，可以继续演戏，可以用他做了二十年的那套温和而疏远的专业语调把这件事推得一干二净。他有这个能力——他在国会听证会上面对十六个议员的轮番质询时都没有露出过任何破绽。但此刻他发现自己不想做这些。不是因为良心发现，而是因为他忽然意识到，站在他面前的这个人，和姜泰洙是同一种人。而他在白鸥台那晚对姜泰洙许下的那个无声的承诺——如果它还算是承诺的话——正在被这个额头渗着冷汗、眼睛里布满血丝的码头工人一点一点地逼到台前。
“赵仁哲已经死了。”金敏洙说，声音很轻，轻到加油站的日光灯电流声几乎要把他的话盖住，“你不用找他。你儿子的事，我可以帮你查。但你必须给我时间。”
朴正焕的眼睛眯了起来。那对被血丝包围的眼珠在金敏洙的脸上扫了两个来回，像在检查一件商品的真伪。“为什么要帮我？”
金敏洙没有立刻回答。他垂下视线，看着自己摊开的手掌。那是一双做了三十年手术的手，指腹上还残留着长期握持手术器械磨出来的薄茧，指甲修得极短极平整，为了防止刺破手术手套。这双手曾经救了很多人，也曾经杀了一些人。现在这双手正在加油站惨白的日光灯下微微颤抖着，像一个刚被拆掉电池的机械。
“因为有人在帮我女儿。”他抬起头，声音里第一次出现了某种干枯而真切的波动，“那个人本来可以杀我，但他没有。他把一样东西还给了我，而我用了二十年的时间证明自己不配拥有它。”
朴正焕看了他很久。加油站外面有一辆运油罐车轰隆隆地驶过，地面的震动透过水泥地传上来，把两辆车的前挡风玻璃震得嗡嗡作响。油罐车过去之后，加油站重新陷入沉寂，只剩日光灯管里那些不知疲倦的电流声和远处港口隐约传来的汽笛。
“我给你三天。”朴正焕转身拉开车门，坐进驾驶室，发动引擎。深灰色轿车的排气管喷出一股刺鼻的蓝烟，他没有摇上车窗，侧过脸看着金敏洙，“三天之后我来找你。如果到那时候你没有给我一个交代，我就用我自己的方式找。”
轿车倒出加油站，拐上沿海公路，迅速消失在海雾之中。金敏洙站在原地，一直站到日色彻底沉入海平面以下，路灯沿着防波堤一盏接一盏地亮起来。他重新坐回驾驶室，从副驾驶座下面摸出一个被报纸包着的牛皮纸档案袋，从里面抽出一张折叠得很小的复印件。
那是他从研究所内部服务器里调出来的朴成浩档案。档案上显示，朴成浩在赵仁哲死后被柳哲的手下从东海路带走，目前在研究所后巷附近一处安全屋接受“保密观察”，每日签到记录完整。档案右下角盖着一个蓝色的章：隔离观察中，代号“未激活”。
“隔离观察中”。这个词在研究所的行话里意味着两件事：要么这个人还有利用价值，暂时不需要被移交给处理组；要么这个人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但负责处理他的人还没排上日程。无论如何，朴成浩还活着。金敏洙用指尖在“未激活”三个字上点了一下，然后拿起手机，给崔昌植发了一条信息。这是他在白鸥台之后第一次主动联系崔昌植，也是他人生中第一次用一个掮客的口吻来命令自己——让他今晚务必安排好朴成浩从安全屋离开的路线，绕过柳哲的巡逻线。
发完信息后他靠在驾驶座椅背上，闭上眼睛。车载收音机还在播放古典乐频道，现在换成了一首肖邦的夜曲，降D大调，右手的高音旋律像水滴一样一颗一颗地敲在车窗玻璃上。他没有在听音乐。他在想的是一行字——荷恩写在“处刑”最后一页上的那行字。
致读到这一页的人——如果我的父亲已经不再能读到它，请替我转告他：不要变成和他们一样的人。
他把车开回了医院。护士告诉他，有一个从济州本岛来的病人已经在候诊室等了他五个小时，说是之前通过电话预约复诊的。金敏洙没有追问。他走进办公室，换了白大褂，洗了手，挂上听诊器，推门走进一号诊室。候诊椅上坐着一个他不认识的老人，佝偻着背，花白头发，戴一副老式黑框眼镜，穿着洗得褪色的病号服。看到他走进来，老人颤巍巍地站起来，从他随身的病历袋里抽出一个对他而言似乎有些陌生的牛皮信封。
“金主任——有人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金敏洙接过信封，打开。里面是一张用铅笔画的速写素描，画的是耽罗生物医学研究所的正门，角度是从街对面的废弃修车厂二楼窗口俯视。大门、保安亭、监控探头的位置、换班时间表——每一项都被用蝇头小字标注得清清楚楚。画纸右下角没有署名，只画了一小盆盆栽，细长的茎，羽毛状的叶片。金敏洙知道这种植物的名字，也知道画它的人是谁。
他站在那里低头看了很久。护士从门口经过，好奇地探头看了一眼又缩了回去。走廊尽头传来轮床碾过塑胶地板的声音，某间病房的呼叫铃响了又停，停了又响。医院里的一切都在正常运转，排队的病人还在排队，手术的医生还在手术，等候在候诊室里的人们仍然相信这座白色巨塔会治好他们。而金敏洙握着一张只有巴掌大的铅笔画，感觉自己像一个站在洪水滔天前最后一秒的堤坝守护者——明知水已经满了，却还是不肯松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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