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决书在十二月的第一个星期一正式下达。
济州地方法院第三刑事部的审判长用了将近一个小时宣读判决全文。法庭的暖气烧得不够热，旁听席上的人都裹紧了外套，呼出的白气在冷白色的灯光下隐约可见。但没有人中途离场。从法官到法警，从记者到受害者家属，所有人都安静地坐在原地，听着审判长用那种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标准司法语调，一页一页地翻过那份决定了姜泰洙余生命运的文件。
判决书首先确认了被告人的全部犯罪事实：业务上过失致死伤、非法拘禁、侵入住宅、以及在东海路冷库和白鸥台灯塔实施的多项严重暴力行为。每一项指控都附有详细的证据清单——物证、人证、被告人供述、鉴定结论——条分缕析，严密得像一份由无数齿轮精密咬合而成的机械图纸。
然后审判长翻到了量刑理由部分。他的语速在这里忽然慢了下来，像是在每一个字落槌之前都要先称一称它的重量。他说合议庭在量刑时充分考虑了以下加重情节：犯罪手段具有高度危险性，犯罪计划经过长期预谋，且部分犯罪行为发生在公共场所，对社会秩序造成了严重冲击。但与此同时，合议庭也充分考虑了以下减轻情节：被告人无前科，在侦查和庭审阶段始终坦白供述，主动配合追缴证据并协助查清了器官交易链条的完整结构；其犯罪动机虽不能免除其刑事责任，但确系在极度特殊和压抑的情况下受到重大精神打击后产生，其犯罪过程中多次表现出对无直接关联人员的克制与区别对待；此外，被告人通过其行为客观上推动了济州本岛医疗系统器官分配制度的全面清查与改革，此后果虽非其犯罪目的，但已在量刑时予以综合考量。
他顿了顿，翻过一页纸，继续宣读。根据上述理由，合议庭依法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二十年。最后他补充说明，合议庭同时驳回了辩护人关于以医学社会服务折抵刑期的替代量刑建议，但建议刑罚执行机关在服刑期间安排被告人从事与其医学专业技能相关的劳动改造，具体执行方案由监狱管理部门另行决定。
法槌落下，声音清脆而沉闷，像一块石头沉入深井。
旁听席上李瑞妍双手捂住了脸，肩膀微微发抖。金敏洙坐在她旁边，伸出一只手臂轻轻揽住她的肩，他自己的眼眶也是红的，但那副裂了纹的眼镜后面的目光却比庭审期间多了一层说不清的东西——也许是一个终于把压在心底多年的话说完了的人才会有的那种松弛。朴正焕从后排探过身来，粗糙的手掌在姜泰洙的背影上重重拍了一下，什么也没说。
姜泰洙站在被告席上，脊背挺得笔直，双手自然垂在身体两侧。听到“二十年”的时候他的手指微微动了一下，那是他全身唯一的反应。没有颤抖，没有流泪，没有突然瘫软需要法警搀扶。他只是安静地听完审判长宣读完最后一段程序性告知，然后朝审判席微微鞠了一躬。在他被法警带出法庭之前，他侧过头朝旁听席的方向看了一眼。他的目光越过尹正浩，越过崔昌植，越过那些举着手机的记者和咬着嘴唇强忍眼泪的陌生旁听者，最终落在李瑞妍怀里的便携式保温袋上。那个保温袋里装着荷恩的三支标本管，而荷恩的角膜正在李瑞妍的眼睛里望着他。
他朝那双眼睛轻轻点了点头。然后被法警带出了侧门。
二十年的刑期，从判决生效之日起计算，扣除审前羁押的时间，他出狱的时候将年近七十。这是韩国刑法中仅次于无期徒刑和死刑的严厉刑罚。但旁听席上没有一个受害者家属站起来高喊“太轻了”——因为本案名义上的受害者家属，此刻正坐在旁听席第一排，把脸埋在保温袋上无声地哭泣。
判决书下达后的第三天，金敏洙在济州本岛一家咖啡店的角落里约见了车恩雅。他已经把那副裂了纹的眼镜换掉了，戴上了一副崭新的无框眼镜，镜片后面那双眼睛比以前更疲惫但也更清亮了。他把一份刚打印出来的文件推到车恩雅面前——那是他草拟的器官移植优先通道改革提案的第二版修订稿，封面上用黑色钢笔写着“第三稿·待征求意见”。他说这份提案里需要一位法医学顾问，负责审核所有与供体来源合法性相关的医学伦理条款。他希望这个人不是官僚，不是政客，而是一个真正懂证据、懂人体、也懂文字的人。
车恩雅接过提案翻了几页，然后从公文包里拿出一支红笔，直接在纸面上改了起来。她改得很快，动作干净利落，每划掉一个词就在旁边写上一个新的，偶尔还会在空白处用蝇头小字做批注。改完之后她把文件推回去，说了一个期限——她只能在济州待到年底，年底之前把终稿交给她签字。然后她端起咖啡喝了一口，用一种在讲台上发表了三十年学术演讲之后才会有的语调，轻轻地说了一句让金敏洙拿着咖啡杯的手忽然停在半空中的话。她说她做了二十多年法医文献鉴定，从来没有见过一份鉴定报告能改变法庭的判决——真正改变判决的，不是她的报告，而是那个女孩写在纸上的每一个字。
与此同时，在济州看守所的单人监室里，姜泰洙正在用一碗凉透的白粥反复练习同一件事。
他用手指蘸着米汤在铁皮桌面上画画——不是那盆文竹，而是一个女人的轮廓。先画额头，再画鼻梁，再画下巴，再画两笔从耳后绕到后脑的发髻。每一笔都画得极轻极慢，像是在用全世界最细的缝合线缝合一张看不见的伤口。他画了一遍，用袖子擦掉，又画一遍。这个动作他已经重复了不知道多少次，以至于铁皮桌面上被米汤浸过的那一小块区域已经被擦得锃亮，和周围生了锈的斑驳表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年轻的看守透过送餐口悄悄看了几次，没有惊动他。这个看守刚满二十二岁，从济州本地警校毕业不到半年，这是他轮岗到看守所之后负责的第一个重刑犯。他之前对姜泰洙的所有印象都来自网上那些耸人听闻的报道标题，但在看守所这几周里，他看到的只是一个每天按时吃饭、按时睡觉、沉默寡言、偶尔用指尖蘸水在桌上画画的中年男人。有一天他忍不住在送饭时多嘴问了一句，画的到底是什么。姜泰洙没有抬头，只是告诉他那是他的妻子——荷恩的母亲。
荷恩的母亲是在荷恩四岁那年离开的。不是什么戏剧性的悲剧，不是什么生离死别，只是蟹壳里每天都在发生的那种普通的、无声的、被海风一点点磨碎的生活磨损。她受不了看不到尽头的贫困，受不了半夜被海风湿气和下水道臭味交替灌满的半地下室，更受不了每次透析缴费单寄来时姜泰洙脸上那种拼命压抑又无处爆发的沉默。有一天傍晚她出门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只留下冰箱门上用磁铁压着的一张便条，上面写着一行字：“对不起，我实在撑不住了。”没有地址，没有电话，没有任何可供追踪的线索。姜泰洙后来再也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过她，荷恩也从不问妈妈去了哪里——她从小就会看大人的脸色，知道有些问题不能问。但她悄悄保留了那张便条，夹在《白樺林之墓》的封底内侧，和柳田宗一的书签放在一起。
荷恩在日记上写过一句话：“爸爸从来不画人像。他只画器官、血管、骨骼和手术入路图。但我知道他年轻时画过很多妈妈的素描——我在奶奶家的旧衣柜里翻到过。他把它们全部锁在了一个铁盒子里，钥匙扔进了济州海峡。”
姜泰洙此刻蘸着已经凉透的米汤，在铁皮桌面上又完成了一幅妻子的素描。他用指尖的余温把轮廓边缘的最后一道线抹匀，然后久久地注视着她的脸。那不是一张完美的脸，那只是他凭借三十年记忆画出来的无数个版本之一——每个版本都和上一张有细微的不同，但每一张都是她。
然后他用袖子将画擦掉，躺回铁架床上，闭上眼睛。他的嘴唇翕动着，没有发出声音，只是在黑暗里对着某个看不见的人，把一句话在心里又说了一遍。那是他在最终辩论结束后对金敏洙说过的话，只有金敏洙听清了，也只有金敏洙明白那句话里的所有重量。
他说的是：“帮我把荷恩的字刻在医学院的墙上。就刻在誓词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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