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移交济州本岛检察厅的第七天，尹正浩收到了一封从首尔发来的公函。
公函的封皮上印着大韩民国国会的徽章，拆开之后只有薄薄两页纸。第一页是一份正式的听证会通知，要求耽罗警署派员出席国会保健福祉委员会即将召开的“器官移植伦理特别听证会”，出席时间定在两周后的星期四。第二页是一份证人名单，列出了所有被要求出席作证的人员姓名，按韩文字母顺序排列。尹正浩用手指顺着名单一行一行往下划，划到中间的时候停住了。
名单上第六个名字是姜泰洙。第七个是金敏洙。第十三个是崔昌植。最后一个名字被用黑色马克笔临时加上去的，笔迹和印刷体格格不入——李瑞妍。
他把公函放在铁皮桌上，摘下老花镜，用拇指和食指反复按压着鼻梁。窗外是耽罗警署停车场灰蒙蒙的水泥地面，一辆刚洗过的警车正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车顶的警灯反射出细碎的红色光斑。走廊里传来年轻警员们讨论午餐吃什么的喧哗声，和复印机咔咔咔吐纸的声音混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庸常而安宁的日常画面。但尹正浩没有感受到任何安宁。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份证人名单背后的含义：国会不是要调查真相，国会议员们最擅长的就是在真相已经暴露之后，再用听证会的形式把它重新埋回去。
名单上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在镁光灯下把过去几个月里发生的事从头到尾讲一遍。那些藏在暗处的、不可告人的、在生存与道德夹缝中被挤压得变形扭曲的事情，全部都要被摊开在国会听证席的橡木长桌上，由一群从没挨过饿、从没在黑诊所里被人拿枪指着脑袋摘过器官、从没在排队名单上等过一天透析的议员们评头论足。他们会用最体面的词汇提问，用最严谨的程序记录，然后在听证会结束之后回到各自的办公室里，继续为那些给器官交易链条提供保护伞的法案投赞成票。
尹正浩见过太多次了。三十四年前他刚当上刑警的时候，军政府倒台后第一波民主化浪潮中，也搞过类似的听证会。那时候他的名字不在证人名单上，但他负责押送证人出庭。他亲眼看着一个又一个在独裁时期遭受过酷刑的受害者走上证人席，把衣服脱下来展示身上的伤疤，用颤抖的声音描述那些不堪回首的细节。台下的议员们表情肃穆，不时点头，做笔记，偶尔发出几声义愤填膺的叹息。听证会结束后不到半年，那些被指控施虐的前军政府官员全部获得了特赦。而当年在证人席上脱衣服展示伤疤的人，后来有一半自杀了。
他把公函折好放进口袋里，站起来走到档案室门口，对着走廊里正在讨论午餐的年轻警员们喊了一声——让他们去把姜泰洙和金敏洙的临时拘押状态核查清楚，准备移交手续。
姜泰洙和金敏洙被带出拘押室的时候，外面的阳光好得刺眼。两个人在过去一周里都瘦了一圈。姜泰洙的颧骨更凸了，眼窝深陷，下巴上冒出了细密的灰白胡茬，但眼神依然平静得像一潭死水。金敏洙换掉了那件褪色的旧毛衣，穿上了看守所统一发放的灰色囚服，眼镜镜片上有一道新的裂纹，从左上角斜斜地劈到右下角，还没来得及换。
押送车沿着沿海公路往济州方向开，车窗外的海面上浮着一层薄薄的白雾，远处的本岛轮廓若隐若现。车厢里只有引擎的轰鸣和轮胎碾过沥青路的单调沙沙声。金敏洙坐在靠窗的位置，戴着手铐的双手搁在膝盖上，一直在看窗外的海。姜泰洙坐在他对面，背靠着冰冷的车厢壁，闭着眼睛。押送他们的年轻警员坐在车厢前方，一手扶着枪套，一手拿着手机在看新闻——研究所案的最新进展已经占据了所有门户网站的头条。李完九被移送至首尔拘留所。器官交易链条上另有数十人被正式批捕，其中包括之前向尹正浩交代过名字的那位伦理委员。还有一家媒体独家披露了花名册部分内容——那份记满编号和人名的黑皮册子的复印件在网络上被疯狂转发，每一条编号后面都跟着一个被掩埋了多年的名字。
下午抵达济州本岛，检察厅听证准备室设在法院附楼二层一个不起眼的小会议室里。推开门时，姜泰洙和金敏洙同时停住了脚步。李瑞妍坐在会议室的角落，穿着一件素净的深蓝色连衣裙，外面套着金敏洙那件旧大衣。她瘦了一些，眼下的青影还没完全消退，但神情出奇地平静，双手交叉放在桌上，手边放着一个便携式保温袋。
她站起来对着金敏洙轻轻喊了一声“爸”。金敏洙站在那里，嘴唇翕动了几下，努力发出一声应答，然后摘下裂了纹的眼镜用袖口用力地擦，怎么擦都擦不干净。李瑞妍走上前去把他的手拿下来，用自己手里的纸巾替他擦了镜片，然后把眼镜重新戴回他脸上。
姜泰洙退到走廊里靠在墙上，把空间留给了这对刚刚在废墟中相认的父女。尹正浩站在他旁边抽着一根烟，烟雾在法院走廊禁止吸烟的警示牌下面缓缓盘旋上升。他瞥了一眼姜泰洙，问他就没有什么想对那个女孩说的。姜泰洙沉默了片刻，说他没什么可说的。荷恩留给她的东西已经不在他身上了，现在都在那个保温袋里。剩下的，她自己决定。
会议室里，李瑞妍把保温袋放在桌上拉开拉链，小心翼翼地取出里面三支标本管。每一支标签上的字迹都是荷恩的——肝脏、心脏瓣膜、备份。标本管在室温下已经不再冒出冷雾，不锈钢管壁摸上去冰凉而干燥。她一支一支地看，看了很久，然后抬起头对金敏洙说了一句话。她说她在来之前查过器官捐献的相关流程，如果供体本人没有签署过捐献书，可以由直系亲属代为签署。荷恩没有直系亲属在世，但她的角膜和肾脏已经在瑞妍身体里活着。她问这在法律上算什么，她能不能替荷恩完成器官捐献，把这些剩下的部分捐给真正需要它们的人。
金敏洙没有直接回答，转头看向门外站在走廊里抽烟的尹正浩。尹正浩掐灭烟头走进来，说这件事他需要向上级请示，但在此之前，还有一件事需要让瑞妍知道——国会听证会的证人名单上有她的名字，如果她不愿意出席，可以申请豁免。李瑞妍轻轻摇了摇头，说她去。她有一句话想当着所有人的面说出来。
听证会在两周后的周四如期举行。国会保健福祉委员会的会议厅不大，但布置得极其正式——深红木色的弧形长桌，议员席位分三排排列，每个座位前面都摆着名牌和麦克风。旁听席上坐满了记者，长枪短炮对准了证人席，镁光灯此起彼伏地闪烁着，把整个会议厅照得一片惨白。
姜泰洙坐在证人席上的时候，整个会议厅忽然安静了下来。他穿着尹正浩借给他的那件旧西装，洗得发白的衣领平整地翻在领带外面，眼神平静而疲惫。议员们轮番提问——作案动机、手法、共犯关系、器官标本的去向。所有的问题都被他用简洁的、不带任何情绪波动的语气逐一回答。他说他承认所有被指控的罪行，不申请减刑，不接受任何以精神状况为由的辩护。台下有记者小声交头接耳，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平静的嫌疑人——他的眼神不属于一个连环杀手，而属于一个在术前签完所有知情同意书之后，正安静地等待麻醉生效的病人。
轮到一个从首尔来的年轻议员提问时，他站起来用一种充满道德义愤的语调问了一句话。他说姜泰洙在实行私刑的过程中是否觉得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有什么资格代替国家行使审判权。这句问话的措辞经过了精心的设计，每一个字都带着想要激怒对方、诱导对方说出过激言论的意图，以便在第二天的头条新闻里把这个人塑造成一个蔑视法律的疯子。
姜泰洙沉默了片刻。整个会议厅的目光都压在他身上，镁光灯还在闪。然后他微微向前倾身，靠近麦克风，用一种所有人都听得清的平静语调反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他的女儿在排队等一颗肾等了三年，这三年里他每个月都在给她验血，肌酐值稳定上升，她从来没有等到任何通知。然后她死了，她的肾被移植进了另一个女孩的身体里。他想问这位议员先生以及在场所有制定过器官分配法律的诸位一个问题——他的女儿属于排队的哪一个环节，是排队的时候被漏掉了，还是排到尽头之后才发现根本就没有那条队。
会议厅里鸦雀无声。镁光灯停了。那个年轻议员张了张嘴，没有发出声音。旁听席上有记者放下了手中的录音笔，低头擦了擦眼睛。
姜泰洙靠回椅背，目光平静地看着前方。他的问题没有被回答，也不需要被回答。他只是把它放在那张橡木长桌上，让在场所有人都听见它落在桌面上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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