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审日期定在十一月中旬，济州地方法院第三刑事部。
开庭前一周，姜泰洙被从看守所转移到法院附设的羁押室，等待最后的审前程序确认。羁押室比看守所的单人监室更小，没有窗户，墙壁是裸露的水泥，刷着一层薄薄的灰漆。唯一的光源是天花板上那盏永远不灭的日光灯，色温偏冷，照在人脸上会把所有血色都抽走，只剩下一层蜡黄的、不真实的苍白。姜泰洙坐在铁架床上，背靠着墙，手里捏着一张对折的便条——李瑞妍写给荷恩的那张回信。他已经在过去几周里把每一个字都背了下来，但他还是每天都要拿出来看一遍，像一个虔诚的信徒在反复诵读一段已经刻进骨头里的经文。
铁门上的送餐口被从外面拉开，不是送饭的时间。一张脸出现在狭小的窗口后面——金敏洙。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旧夹克，没戴手铐，显然已经获得了有限度的临时释放。他的眼镜还是那副裂了纹的，没有换，裂纹从左到右划过整个左眼镜片，把视野切成了上下两半。他就透过那条裂缝看着姜泰洙，看了几秒，然后说：“控方追加了新的证人。”
姜泰洙把便条折好放进口袋，站起来走到铁门前，和窗外的金敏洙隔着不到半米的距离对视。
“谁？”
“柳哲。”
这个名字在羁押室的冷空气中像一颗被投入静水的石子。柳哲一直在押，但始终拒绝开口。他在审讯室里坐了几个星期，面对检察官的轮番讯问，翻来覆去只说三句话：“我不清楚。”“我只是奉命行事。”“我需要我的律师在场。”他没有出卖李完九，没有揭发金敏洙，也没有提供任何对姜泰洙有利或不利的证词。所有人都以为他会一直沉默到庭审结束，然后在某个中等警戒级别的监狱里服完他的刑期，悄无声息地从这桩案子里消失。但现在他要开口了。
金敏洙从夹克口袋里掏出一份文件的复印件，透过送餐口递进去。那是控方向法院提交的追加证人申请书，上面列出了柳哲即将作证的主要内容摘要。姜泰洙接过文件，就着日光灯惨白的光线一行一行往下读，手指在纸面上缓慢移动。
柳哲在申请书中的供述内容被概括为几项关键指控：其一，他声称姜泰洙在研究所地下二层夺取标本时使用了超出合理限度的暴力手段，对研究所工作人员造成了严重的身体伤害。其二，他声称姜泰洙在行动前已掌握研究所内部人员名单，曾明确表示要对链条上的每一个人进行“逐个清除”。最后一项是这份供述中最危险的指控——柳哲声称，姜泰洙在接受讯问时曾亲口对自己说过一句话。那句被记录在申请书上的原话是：“法律给不了我正义，我就用文字审判你们。”
姜泰洙把文件合上，沿着送餐口递回去。他的脸上没有出现任何慌乱，金敏洙仔细观察了他片刻，发现他不是在强装镇定，是真的没有任何慌乱——就像一个诊断出绝症的医生，在看到病理报告时不会有任何意外的表情。
“他说的是真话。”姜泰洙说。
金敏洙的喉结滚动了一下。他想开口说什么，但被姜泰洙一个平静而坚决的手势制止了。姜泰洙说他在白鸥台确实说过那句话，柳哲的证词经得起交叉诘问。他停顿了一下，然后请金敏洙尽快替他办一件事——去问一个人还记不记得毕业典礼上的最后一句话。他说完这句话之后没有解释这是向谁提出的委托，只是重新坐回铁架床上，开始逐条翻看控方补充提交的材料副本，专注得像在准备一场手术方案。
金敏洙看着铁门后面的姜泰洙，觉得自己仿佛在看着二十年前那个解剖考试前会紧张到失眠的年轻人。他想起那场毕业典礼前的晚上，他们并排站在宿舍楼顶的天台上，姜泰洙对他说了一段话。他说誓词里那句“对人类生命保持最高的敬畏与尊重”也许有一天会很难守住，但他们既然是医生，就必须在某种绝境中用自己的方式向自己证明，这句话不是白念的。
他还记得后来接到一个电话。那是姜泰洙决定去蟹壳里开地下诊所之前，深夜在公用电话亭拨给他的最后一通电话。在那通没有录音、没有记录、没有任何第三人知晓的通话中，姜泰洙用一种疲惫而平静的语调问了他一句话：“如果我哪天从医变成了杀人犯，你会不会后悔在毕业典礼上站在我旁边？你会不会觉得我们的誓言在那个瞬间就已经碎了？”
金敏洙没有回答。他挂掉了电话。现在他站在羁押室的铁门外，知道了这段沉默之后发生的所有事情。他把那份文件折好放进口袋，透过门上狭小的送餐口说了最后一句话。他说那个问题的答案他会找回来，在庭审上说。
开庭当天，济州地方法院第三刑事部的法庭座无虚席。旁听席上坐满了记者、法律学者、医学院学生，以及从耽罗专程赶来的普通市民。有些人是带着对连环杀手的猎奇心理来的，有些人是带着对器官交易黑幕的愤怒来的，还有一些人只是单纯地想看一看姜泰洙的脸——这个在网络上已经被塑造成了“禁书杀手”和“复仇者之父”双重形象的男人，究竟是什么样子。
姜泰洙被法警带入法庭时，旁听席上响起了一阵此起彼伏的窃窃私语，很快被法官敲击法槌的声音压了下去。他没有穿囚服，换上了一套深蓝色的西装——是尹正浩从旧货市场买来的，肩部略宽，袖口有些磨损，但干干净净，熨烫平整。他坐在被告席上，目光平静地扫过旁听席，在第一排靠近出口的位置停了短暂的一瞬，看到李瑞妍和金敏洙并排坐着，旁边是穿着便服的尹正浩和朴正焕。李瑞妍手里捧着一个便携式保温袋，放在膝盖上，双手轻轻盖在上面。
控方宣读了起诉书。罪名清单很长：业务上过失致死伤、非法侵入、人身伤害——以及起诉书核心部分被反复强调的三项加重情节：犯罪计划周密、手段极端残忍、且以文学模仿形式挑战社会底线。每一项都足以让他在监狱里度过余生。
轮到控方传唤证人时，检察官站起来正了正领带，用一种精心准备的庄严语调转向审判长。他说控方申请传唤证人柳哲，此人系前情报院要员，在研究所有多年安全工作经验，曾多次与被告人发生直接冲突，将在证词中披露被告人的主观恶意与完整作案路线。
法庭侧门打开了。柳哲被两名法警带进来，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囚衣，左臂的石膏板终于拆掉了，但手臂上还残留着固定带留下的浅色压痕。他的步伐依然保持着一个前要员的精准与控制力，不疾不徐地走向证人席，坐下，戴上证人用的老花镜，双手平放在面前的木栏杆上。
检察官开始提问。问题一个接一个，按照申请书上的顺序逐条展开。柳哲的回答简洁、明确、不带任何情绪，像在念一份事先背好的稿子。他描述了研究所地下室发生的一切，描述了白鸥台的遭遇，描述了姜泰洙在行动中表现出的外科医生特有的冷静和精确——那种冷静本身，在控方的逻辑框架里，被解读为最危险的蓄意。
当检察官问出那个核心问题时——被告人是否说过这句话——整个法庭忽然静得只剩下空调送风口的低鸣。柳哲在沉默中低头看着自己放在栏杆上的双手，然后抬起头。他说，“法律给不了我正义，我就用文字审判你们。”就是这句。姜泰洙在白鸥台说的就是这句。
旁听席上一片死寂。李瑞妍握紧了膝盖上的保温袋。金敏洙摘下了那副裂了纹的眼镜，闭上了眼睛。尹正浩坐在旁听席上，一动不动，脸上的皱纹在法庭的冷白光下显得更深了。
审判长宣布暂时休庭。法警上前将姜泰洙带走时，李瑞妍忽然从旁听席上站起来，她手里的保温袋被她紧紧抱在胸前，像抱着一个脆弱而滚烫的生命。她当众开口朝被告席喊出了一声“姜叔叔”，那个她第一次用这个称呼叫出来的名字。姜泰洙停住了脚步，回头看了她一眼，然后朝她微微点了一下头，被法警带出了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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