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砚秋倒下的时候，笔记本从她手里滑出去，在厨房地板上摊开。那一页上的铅笔字被地上没干的水渍洇开了一点，但每个字都还能看清——“我没有妈妈。杨柳巷十二号是南州殡仪馆的地址。让江远洲把飞机降落在那里。”
凌寒舟把她平放在厨房地板上，头下垫了一件从急救箱里翻出来的备用制服。她的呼吸还在，但很浅，浅到胸口的起伏几乎看不出来。嘴唇已经从青灰色变成了灰白色，眼睑半闭，瞳孔对光反射还在，但明显迟钝了。
“她只是昏过去了。”凌寒舟检查了她的脉搏之后说，声音很稳，但手指按在她腕动脉上的时间比平时多了一倍，“脉搏还在，节律不规则，但还在。”
顾寒薇蹲在方砚秋身边，用手电筒照了一下她的瞳孔。两边瞳孔等大，对光都有反应——虽然慢了半拍。这说明大脑还在工作。但方砚秋给自己估算的三十分钟已经过去了将近二十五分钟，急性株的病程曲线正在进入终末阶段。出血热最可怕的不是出血本身——是弥散性血管内凝血。全身的血液同时在凝固和溶解，血管里形成微血栓堵住所有重要器官的毛细血管，然后凝血因子耗尽，又开始大面积出血。整个过程像一场在身体内部发动的全面战争，免疫系统和病毒把每一根血管都变成了战场。
而抗体到达战场的时间，每多延迟一分钟，战场上的废墟就多一片。
“第二份血清注射剂已经准备好了。”裴靖远站在厨房门口，手里拿着一个无菌玻璃瓶，里面是五毫升淡黄色的血清。他肘窝里的针眼已经止住血了，但采血袋还在货舱里——他让凌寒舟又放回去的。他说如果还需要血，他随时可以再抽。一个活了十五年体内带着病毒的人，对抽血这种事已经没有了普通人该有的恐惧。
“给方砚秋打。”顾寒薇说，“她还能吸收。”
裴靖远蹲下来，把注射器递到顾寒薇手里。不是他自己不会打——他在战犯管理所学过基础医疗护理，给同室犯人打过针——而是他觉得应该由顾寒薇来。顾寒薇是这架飞机上唯一一个和方砚秋没有任何历史恩怨的人。她的手没有抖过。他相信这只手。
顾寒薇接过注射器，把针头刺入方砚秋的三角肌。血清推进去的时候，方砚秋的眉毛轻轻皱了一下——这是她倒下之后第一次出现对外界刺激的反应。然后她的眉头舒展开来，像是在一个很长的梦里终于走到了一个安静的地方。
“第三份血清。”顾寒薇站起来，把空注射器放在台面上，“给二十六排C座——不对，那个已经死了。给后排那个老头。他烧得最重，刚才已经开始说胡话了。”
裴靖远把第三支血清递给她。然后转向驾驶舱的方向。“保温筒还在襟翼上。血清安瓿瓶在保温筒里。如果血清还有效，我们可以做出更多的注射剂。如果失效——我们现在手里只剩两份血清了。”
“一份。”凌寒舟纠正他，“第四份还没做出来。采血袋里上层血清已经抽干了，要做更多需要再采一次血。你还能抽吗？”
“能。”裴靖远说，“但我需要十五分钟恢复血容量。在这十五分钟里，襟翼上的保温筒是唯一的希望。”
驾驶舱里，江远洲的声音忽然变了调。“襟翼——保温筒动了！”
凌寒舟冲到驾驶舱门口。透过驾驶舱侧面的舷窗，他看到机翼前缘襟翼的铰链处，那个银白色的保温筒正在微微晃动。不是被气流吹的——气流的方向是前后稳定流动，不会让一个卡在铰链缝隙里的物体产生这种不规则的、间歇性的晃动。是襟翼本身在动。
“我没放襟翼。”江远洲的手死死握在操纵杆上，“是飞机的气动载荷在变化。襟翼铰链有弹性，在气流突变的时候会微微偏移。刚才左发恢复推力的时候气流变了，保温筒松了一点——只有一点。”
“如果它完全松脱呢？”凌寒舟问。
“两种可能。第一种——它被气流吹到机翼上方，卡在某个整流罩缝隙里，不会掉下去。第二种——它被气流吹到机翼下方，掉进左发动机进气道，或者直接掉下三万英尺。”江远洲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我不能控制它。我能控制的只有飞机。”
裴靖远站在驾驶舱门口，看着舷窗外那个晃动的银色光点。杜云楼用命换回来的东西，现在就卡在生和死之间的缝隙里——往前一寸是生，往后一寸是死。和这架飞机上的每一个人一模一样。
“柳如眉为什么不把它放在更安全的地方？”他忽然问，“如果她把保温筒放在客舱里——放在某个座位下面，或者货舱里一个包裹里——成功率会大得多。为什么要放在机翼上？”
驾驶舱里安静了一瞬。
然后电台响了。柳如眉的声音第三次出现。这一次她的声音不再是之前那种平滑冷淡的广播腔，也不是刚才和顾寒薇说话时的脆弱。是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疲惫而坚定的平静——像是一个跑了太久太久的人终于看到了终点线，不管那条线后面是悬崖还是平原，她都要停下来喘口气。
“因为我要你们选。”她说，“不是被动地接受我塞给你们的血清——是自己选。选要不要去拿、选谁去拿、选拿回来以后给谁用。十五年前我丈夫把血清封在凌柏岩的心脏里，他以为留下解药就够了。但留下解药不够。不够让杀人的人承认自己杀过人。不够让沉默的人承认自己沉默过。不够让每一个在旧城推平之后踩着新地基走路的人，低头看一眼自己脚下埋着什么。”
“所以他死了。所以凌柏岩死了。所以杜云楼死了。而你们还活着。还活着的人，欠死人一个选择。”
她的声音停顿了一下。然后继续。
“保温筒卡在襟翼上，不是疏忽。是我算好的。襟翼铰链在所有飞行阶段都是活动的——起降阶段幅度大，巡航阶段幅度小，但永远不会完全静止。你们可以在飞机上投票决定谁去拿血清、血清拿回来以后给谁用。你们也可以什么都不做，等飞机降落在永平，等地面上的人替你们打开保温筒，替你们决定血清的归属。但等到那个时候——保温筒里掉出来的会是一份已经失效的血清。不是因为时间到了——是因为柳如眉在恒温筒里装了一个小小的机关。一个和江雁秋当年封存急性株时用的一模一样的体温触发溶解膜。唯一的区别是——她把它涂在了保温筒的内壁上。”
“保温筒从检修口被拔出来的那一刻，溶解膜就开始生效了。三十五度——人的体温——五分钟后降解。外面是零下四十度，但保温筒内部是真空隔热的，温度维持在零度左右。溶解膜在零度时不会溶解。但它一旦暴露在高于零度的环境里——比如阳光直射——就会开始计时。”
“襟翼上的保温筒正在被阳光直射。云燕号飞行高度一万米，紫外线强度是地面的五倍。保温筒外壳是铝制的，内部温度正在缓慢上升。我估算——从杜云楼把它从检修口里拔出来到现在，内部温度大概已经升到了接近零度。再过——”她停了一秒，像是在看表，“——二十分钟，溶解膜就会开始溶解。溶解之后释放的蛋白酶会在十秒内降解血清。到时候你们从保温筒里取出来的，会是一管清水。”
电台发出了一声轻微的咔嗒声。她没有关掉发报机——是她把话筒从嘴边移开了，放到了桌上。然后她的声音透过一段距离传过来，更轻了，像是在自言自语。
“还有二十分钟。选吧。”
驾驶舱里没有人说话。
然后顾寒薇的声音从后舱厨房的方向传来。她没有喊——她用的是乘务长广播的频率，那种被训练了六年的、能在气流颠簸中清晰穿透客舱的声音。
“所有人听好。”她说，“我是乘务长顾寒薇。现在机上有一种烈性传染病正在蔓延。我们已经有了部分血清，但不够救所有人。机翼上还有一份血清原料，取回来的风险很大，但可能有效。现在我需要大家做一件事——”
她停了一下。然后说出了在云裳航空的所有应急培训手册上都找不到的一句话。
“——投票。谁去取血清。取回来给谁用。”
客舱里炸开了锅。
不是恐慌的炸开——是一种更深沉的、更复杂的骚动。人们面面相觑，有人站起来，有人把脸埋在手里，有人用发抖的手指摸了摸身边亲人发烫的额头。然后那个穿灰色中山装的男乘客——刚才被凌寒舟安排去搬热水的那个人——缓缓地从座椅上站了起来。
“我当过兵。”他说，声音不大，但在一片嘈杂中异常清晰，“四九年以前在工程兵团，高空作业经验有一点。如果飞机上没别人能做——我去。”
后排座位上，那个抱着孩子的年轻女人抬起头。她的孩子已经不哭了，在她怀里安静地睡去，额头上全是汗。她看着那个灰中山装男人，嘴唇翕动了一下，然后摇了摇头。
“你有孩子吗？”她问。
灰中山装男人愣了一下。“有。在老家。三年没见了。”
“那你去。”她说着，把孩子往怀里搂紧了一点，“给孩子积点德。”
凌寒舟站在驾驶舱门口，看着这一幕。他在宪兵队待了十二年，见过人最好的样子，也见过最坏的。他见过有人在废墟里翻邻居的箱柜，也见过有人在枪口前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不认识的孩子。他知道投票不会有什么公平的结果——人性本来就不是公平的。但顾寒薇要的不是公平。她要的是让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今天在万米高空的这架铁皮棺材里，做过一个选择。不是被动的接受。不是无奈的服从。是选。
他转过身，走进了驾驶舱。
“不用投票了。”他对江远洲说，“我去。”
江远洲从驾驶座上转过头看着他。“怎么去？安全绳断了。没有备份。”
“维修梯。”凌寒舟说，“货舱里有维修梯。我下去的时候看到了，折叠式的，铝制，长度大约两米。把它绑在驾驶舱座椅底座上，另一头伸出舷窗。我顺着梯子爬出去，爬到机翼前缘，用扳手撬开襟翼铰链，把保温筒取出来。”
“维修梯承重多少？”
“标称一百五十公斤。我七十八。”
江远洲沉默了。他在脑子里把整个过程的每一个步骤过了一遍。维修梯绑在驾驶舱座椅底座上——座椅底座是铝合金的，承重没问题。梯子伸出舷窗——梯身要承受气流冲击力，折叠梯的关节可能会变形。人在梯子上爬——没有安全绳，没有保护，一只手抓着梯身，另一只手拿扳手。爬到机翼前缘，用腿夹住梯子，两只手伸下去够保温筒。保温筒卡在襟翼铰链里，撬开铰链需要至少五十公斤的力矩。如果保温筒在撬开的一瞬间松脱——他会和杜云楼一样，从三万英尺掉下去。
“你可能会死。”江远洲说。
“我知道。”凌寒舟说，“但我父亲告诉我——‘勿寻仇，吾命换十七命，不亏。’他换了十七条命。我至少可以换一个保温筒。”
他从驾驶舱走出来，穿过头等舱，经过裴靖远身边时停了一下。
“如果我回不来，”他说，“日记在我怀里。把它交给能读的人。”
裴靖远看着他，没有说话。他的眼神是复杂的——不是挽留，不是鼓励，是一种十五年前在地下档案库里面对杜云楼打碎甲号罐时出现的同一种神情。他在评估。评估一个人在做一件几乎不可能成功的事情之前，是出于冲动还是决心。他评估了凌寒舟的眼睛。然后他点了头。
“货舱检修口在后舱厨房地板下面。”他说，“维修梯在货舱右侧壁板上，用卡扣固定。往下走的时候注意左脚——第三级梯阶是松的。”
“你怎么知道？”
“因为这架飞机是我参与改造的。”裴靖远重复了杜云楼说过的那句话，嘴角浮起一个极其微弱的、稍纵即逝的弧度，“每一个检修口、每一段管线、每一块蒙皮的编号，我都背得出来。”
暂无评论，来抢沙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