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驾驶舱的对峙

顾寒薇走进后舱厨房的时候,许小曼正试图从折叠椅上站起来。十八岁的姑娘脸上烧得通红,嘴唇却白得像纸,一只手撑着不锈钢台面,另一只手还攥着那条沾了血的毛巾。她看到顾寒薇进来,努力扯出一个笑容。

“顾姐,水又烧开了。要续茶吗?”

“不续了。”顾寒薇扶住她的肩膀,把她按回椅子上。她的动作很轻,像是在安放一件易碎的瓷器。“你坐着别动。从现在开始,你不是乘务员了。你是乘客。”

“可是——”

“这是乘务长的命令。”

许小曼不说话了。她抬头看着顾寒薇,眼眶里蓄满了泪水,但没有流下来。十八岁那年她来云裳航空面试,面试官问她为什么想当空乘,她说因为小时候在柳条巷口看过一架飞机从天上飞过,尾巴拖着一道白色的烟,她觉得那道烟是世界上最好看的东西。面试官笑了,说你被录取了。那个面试官就是顾寒薇。

“顾姐。”许小曼忽然开口,“如果我死了,你能不能帮我告诉我妈——我是因为想飞才死的。”

顾寒薇的手指在许小曼的肩膀上僵了一瞬。

“你不会死。”她说,声音平稳得像飞机在巡航高度上飞行,“我们有血清。血清在分离。分离好了就能给你注射。”

“如果来不及呢?”

顾寒薇没有回答。她转过身,看着厨房台面上那只电水壶。壶身是不锈钢的,在日光灯下反射出银白色的光。她伸手摸了摸壶壁——烫的,烧开很久了。

“小曼,”她说,“昨晚你喝的那杯水,是宿舍里打好的暖水瓶倒的。暖水瓶里的水,是我帮你打的。你还记得吗?”

许小曼点了点头。“记得。你说天冷了,睡前喝杯热水暖和。”

“暖水瓶从开水房到我手上,中间有没有被人动过?”

许小曼想了想。“在楼道里你碰到过一个人——档案室的柳姐。她抱着一摞文件,差点撞到你。你帮她扶了一下文件,暖水瓶就放在走廊窗台上。”

顾寒薇闭上了眼睛。她看到了那个画面——走廊。窗台。暖水瓶。柳如眉抱着一摞文件,跌跌撞撞地撞过来。她伸手去扶文件,暖水瓶搁在窗台上,搁了大概十秒钟。十秒钟,够一个人把一管浓缩隐性株倒进瓶口敞开的暖水瓶。

“她本来是冲我来的。”顾寒薇说,声音很轻,“你喝的那杯水,本来应该是我喝的。她知道我有睡前喝热水的习惯。但她不知道——我那晚因为整理配餐清单,回宿舍的时候太晚了,没有倒水。”

许小曼愣住了。

“你不是替我挡了一劫。”顾寒薇低头看着她,眼眶已经红了,但声音仍然平稳,“你是替我喝了那杯水。她本来要杀的人是我——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是因为我什么都没做。十五年前她被抓进托儿所的时候我没有去找她。她被送到纺织厂的时候我也没有。她改姓柳的时候我改了姓顾。我把她丢了。”

许小曼伸出手,用滚烫的手指攥住顾寒薇的袖口。“顾姐,”她说,声音细得几乎听不见,“你找到她了。现在。”

顾寒薇把许小曼的手握在掌心里,握了很久。然后她松开手,站起来,从急救箱里取出一支体温计,甩了甩,夹在许小曼腋下。

“五分钟。五分钟之后告诉我体温。如果超过三十九度,就用冰块敷额头——后舱厨房里有冰桶。如果开始咳血,不要忍,吐出来,吐在毛巾上。我会回来。”

她说完,转身走出了后舱厨房。

经济舱里的景象比几分钟前更糟了。出现症状的乘客已经从六个增加到了九个。后排那对老夫妻——老头的呼吸变得又浅又急,老太太攥着他的手,脸上的皱纹里全是眼泪。中间一排座位上的中年男人已经不再扯领带了,他的双手无力地垂在身侧,嘴角挂着一道细细的血丝,眼睛半睁半闭,瞳孔失去了焦距。那个抱着孩子的年轻女人把孩子紧紧搂在怀里,孩子的哭声已经哑了,变成了断断续续的呜咽。

凌寒舟站在过道中间。他把从急救箱里找出来的所有口罩都发了下去,虽然他自己也知道,口罩挡不住病毒——病毒已经在每个人体内了。但他仍然发了。不是为了防止感染,是为了让恐慌的人有事可做。他在宪兵队学会了一件事——人在极端恐惧中最需要的不是安慰,是指令。

“把座位上的毛毯拿出来,盖在发烧的人身上。”他对站在过道口的一个穿灰色中山装的男乘客说,“前舱厨房里有热水,找两个还能走动的人去搬过来。每个发烧的人喝一杯。不管想不想喝,必须喝。”

那个男乘客点了点头,转身去组织人手了。凌寒舟走到方砚秋身边。她还靠在驾驶舱门框上,笔记本翻开在第十七页,手指点在江雁秋手绘的血清分离流程图上。她的嘴唇已经完全变成了青灰色,眼窝深陷,像是几天几夜没睡觉的样子。但她仍然在用极其清晰的声音向裴靖远解释血清分离的每一个步骤。

“血袋静置十五分钟后,上层会出现一层淡黄色的半透明液体——那就是血清。用注射器小心地吸出来,不要搅动下层血块。吸出来的血清放进另一个无菌容器里,放在冰桶里冷却到四度左右。然后用微量注射器分装,每份注射剂五毫升。五毫升,不能多也不能少。多了可能引起血清反应,少了达不到中和抗体浓度的阈值。”

裴靖远蹲在她面前,用从急救箱里找到的一支铅笔头在笔记本的空白页上做记录。他没有医学背景,但他的军事参谋训练让他习惯于在紧急情况下快速学习新知识。他的额头上渗着细密的汗珠,但他写字的手很稳。

“五毫升,”他重复了一遍,“注射方式是肌肉还是静脉?”

“肌肉。三角肌。注射后十五分钟血液浓度达到峰值。”方砚秋顿了一下,“前提是血清有效。三号安瓿瓶已经在恒温筒里保存了十年,理论上过了有效期就可能失活。但江雁秋在笔记里写——低温保存可以将血清活性延长三到六倍。恒温筒是真空保温的,内部温度应该能维持零度左右至少四十八小时。如果柳如眉今天凌晨放进去的——那血清现在应该还在零度以下。应该还有效。”

“应该。”裴靖远重复了这个词,嘴角浮起一丝苦涩的弧度,“这架飞机上所有的决定都是基于‘应该’。”

“还有一个办法可以确认血清是否有效。”方砚秋说,“保温筒取回来以后,打开安瓿瓶,取一滴血清涂在玻片上,用柠檬汁做简易酸碱度测试。活性血清遇酸会变浑浊。如果不变浑——”

“就不能用?”

“就不能用。”方砚秋闭上眼睛,然后又睁开,像是用尽了全身力气才完成了这个简单的动作,“如果血清无效——你就需要做另一个选择。”

“什么选择?”

“你体内的抗体滴度是一百二十八。你的全血未经分离,直接输给感染最重的人,也能起到部分中和作用。但全血输血需要配血型。飞机上没有血型检测设备。盲输的风险很高——如果血型不合,输血者会在几分钟内死于溶血性休克。比出血热更快。”

裴靖远没有说话。他低头看着自己肘窝里那个还在渗血的针眼,然后慢慢把卷起的袖口放下来,扣好扣子。

“我的血型是O型。”他说,“万能供血者。”

方砚秋猛地睁开眼。“你怎么知道?”

“管理所体检的时候测过。我记得体检单上每一项数字。抗体滴度一百二十八,血型O,肝功能正常,肾功能正常,心电图显示窦性心律。唯一不正常的是——锁骨上的旧疤。”他的手指无意识地摸了一下那道疤,“体检的医生问我这是怎么来的。我说——被玻璃割的。四四年的事了。”

方砚秋看着他,沉默了片刻。然后她把笔记本翻到最后一页,用铅笔在一张空白纸上写了几个字,撕下来递给裴靖远。

“如果我死了,这页纸交给我妈。她住在南州城东杨柳巷十二号。告诉她——我是因为想追一个真相才死的。”

裴靖远接过纸,折好放进中山装内袋。他的内袋里已经没什么东西了——丙号玻璃管被杜云楼叼走了,现在只剩下这块折叠的纸片和一张被揉皱的机票。机票上的座位号是头等舱二排B座。一个他以为自己永远坐不到的座位。

驾驶舱里,江远洲的声音忽然从开着门的门框里传出来。

“燃油压力稳定了!左发的喘振消失了——进气口里被吸进去的东西大概被绞碎了,碎片排出来了。襟翼上的保温筒卡得比我想象的紧,气流没有把它晃下来。只要不放下襟翼,应该能撑到永平。”

“永平还有多久?”凌寒舟问。

“四十分钟。”

四十分钟。方砚秋给自己估算的三十分钟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分钟。许小曼的出血期预计在二十分钟内开始。经济舱里那九个出现症状的乘客,症状发展速度各不相同——有人还在低烧阶段,有人已经开始咳血。

而采血袋在货舱里放了十五分钟。

“血清分离的时间够了。”顾寒薇从后舱厨房的方向走过来,手里拎着那根系在货舱冷藏箱上的尼龙绳。她开始缓慢而均匀地往上拉绳。绳身绷直,在厨房地板上的检修口边缘摩擦,发出有节奏的沙沙声。

方砚秋撑着门框站起来。凌寒舟伸手扶了她一把,她推开了。“我自己能走。”

采血袋从检修口拉上来了。塑料袋子外壁上凝结了一层薄霜,里面暗红色的血液已经分成了两层——下层是深红色的凝血块,上层是一层薄薄的、清澈的淡黄色液体。血清。不到五十毫升。

方砚秋用注射器小心地从采血袋上层抽取血清,动作极轻极慢,像是在从河流表面舀起一层最清澈的水。一滴一滴,淡黄色的液体沿着注射器针筒慢慢上升,一直抽到二十毫升的刻度线。她把血清分装进三个从急救箱里找到的无菌玻璃瓶里,盖上盖子,放进冰桶。

“够了。”她说,声音虚弱但清晰,“可以做四份注射剂。五毫升一份。先给谁?”

驾驶舱门口,裴靖远和凌寒舟同时转过了身。这是他们两人在这趟航班上第二次对视。第一次是在南州机场候机楼的落地窗反光里——两个陌生人隔着玻璃交换了一个转瞬即逝的目光。这一次,他们隔着整个头等舱的座椅、隔着六个小时前他们还不知道彼此存在的漫长时光、隔着各自父亲用命写下的债。

但他们不需要说话。他们同时想到了同一个人。

“许小曼。”裴靖远说。

“许小曼。”凌寒舟说。

“为什么?”方砚秋问。不是反对,是想知道原因。

“因为她只有十八岁。”凌寒舟说。

“因为她替我喝了那杯水。”顾寒薇说。

方砚秋点了点头。她把第一支血清注射剂从冰桶里拿出来,装进注射器。针头刺破无菌玻璃瓶的封口时发出一声轻微的脆响。五毫升淡黄色的液体被缓缓抽进针筒,在日光灯下泛着微弱的荧光。

“我来注射。”方砚秋说,“如果可以的话——这是我职业生涯最后一次操作。让我做完。”

她走进后舱厨房。许小曼坐在折叠椅上,体温计从腋下滑出了一半,她用手肘夹住,样子有点滑稽。看到方砚秋拿着注射器走进来,她眨了眨眼,问了一句话。

“打针疼吗?”

方砚秋差点笑了。这是她在这趟航班上第一次真的想笑。

“不疼。”她说,“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你是空乘,肯定不怕蚊子。”

“我怕。”许小曼说,“小时候在柳条巷,蚊子特别多。我妈说,蚊子喜欢咬甜的人。”

方砚秋把针头刺入许小曼的三角肌。淡黄色的血清缓缓推入肌肉组织。许小曼轻轻吸了一口气,然后笑了。

“确实不疼。”

注射完成。方砚秋拔出针头,用棉球按住针眼。

然后她的膝盖软了一下。

凌寒舟从厨房门口冲进来,接住了她。方砚秋的身体轻得惊人,像一捆被抽去了重量的纸张。她的笔记本从手中滑落,掉在厨房地板上,翻开的页面正好是她刚才撕给裴靖远的那张纸的下一页。

那一页上没有医学记录。没有病毒结构图。没有血清分离流程。

只有一行用铅笔写的字。

字迹很新,是她刚才在驾驶舱门边蹲着的时候写的。

“我没有妈妈。杨柳巷十二号是南州殡仪馆的地址。让江远洲把飞机降落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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