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乘务长的抉择

纸条上的字在凌寒舟手里停留了不到十秒。他把它翻过来,背面是空白的。再翻回去,那行字没有变——不是幻觉,不是误传,不是谁在恶作剧。

“凌柏岩遗体昨夜被盗。心脏缺失。”

他把纸条折好,放进胸口的衣袋里,动作很慢,像是在处理一件易碎的玻璃器皿。然后他抬起头,看着副驾驶江远洲。

“电报是谁发的?”

“南州殡仪馆值班室。”江远洲说,“发报人登记的名字叫孙仲文,市政协秘书处的。他说他是受市政改造委员会委托处理凌柏岩后事的人,今早去殡仪馆办理火化手续时发现遗体被人动过。”

凌寒舟记得那个名字。孙仲文。就是昨天在柳条巷废墟上递给他机票的那个穿藏青色中山装的男人。他当时说“凌柏岩同志三天前去世了”,脸上带着那种办公室里练出来的温和表情,每一句话都滴水不漏。

“心脏是什么时候被盗的?”

“殡仪馆的人说不知道。遗体是三天前送去的,存放在停尸间最里面的冷柜里。冷柜没有锁,停尸间的门也没有被撬的痕迹。值班的老头昨晚喝了酒,什么都不记得。”

凌寒舟闭上眼睛,然后又睁开。他的表情没有变化,但站在他身边的顾寒薇注意到了一个细节——他的右手垂在身侧,五根手指正在极其缓慢地、一根一根地收紧,像是在攥住什么看不见的东西。

“心脏。”裴靖远的声音从头等舱另一端传来,空洞而干涩,“他要心脏做什么?”

没有人回答他。但所有人的目光都不约而同地转向了杜云楼。杜云楼仍然靠坐在驾驶舱门边,后脑勺抵着金属门板,嘴角那道被凌寒舟打出来的血痕已经凝结成一条暗红色的线。他看着那些投向自己的目光,缓缓地、用力地从地上站了起来。

“你们以为我知道?”他说,“我要是知道,就不会拿着枪来闯驾驶舱了。”

“但你至少知道一部分。”凌寒舟说,“你在后舱厨房里告诉我,江雁秋把急性株注射进了我父亲的血液里。你说急性株会在心脏停止跳动后两小时内突破血细胞屏障,扩散到全身组织。你还说只要他还活着,他就是解药。这些你都知道。但你没告诉我的是——如果有人在他死后取出他的心脏,把心肌组织里的急性株提取出来,能做什么?”

杜云楼沉默了很久。

飞机遇到了一股气流,机身轻轻晃了一下,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地扶住了手边最近的支撑物。许小曼从后舱厨房的方向跌跌撞撞地跑过来,脸上毫无血色,手里拿着一只温度计。

“顾姐。”她的声音在发抖,“你让我每隔五分钟测一遍自己的体温。前三次都是三十六度五,刚才这次——三十七度八。”

顾寒薇接过温度计,看了一眼刻度,然后伸手摸了摸许小曼的额头。手背碰到皮肤的那一刻,她的指尖僵住了。

“你在发烧。”

“我知道。”许小曼的嘴唇哆嗦着,眼眶里蓄满了泪水,但她的声音反而比刚才更稳了一些,“二十六排C座那个人死之前也是先发烧的,对不对?他烧到多少度开始咳血?”

顾寒薇没有回答她。顾寒薇把自己的制服外套脱下来,披在许小曼肩上。

“你不会咳血。”她说,语气不容置疑,“你会没事的。去后舱厨房烧一壶热水,多喝热水。每隔三分钟测一次体温,如果超过三十八度,马上来告诉我。”

许小曼咬着嘴唇点了点头,转身走了。她瘦小的背影消失在隔帘后面,片刻之后,后舱厨房里传来电水壶启动的嗡鸣声。

凌寒舟看着许小曼离开的方向,忽然开口了。不是对杜云楼,不是对裴靖远,不是对顾寒薇——而是对一直沉默地站在角落里的方砚秋。

“方调查员,”他说,用了一个他之前从未用过的正式称呼,“你现在还能思考吗?”

方砚秋靠在隔帘的金属边框上,脸色灰败,嘴角的血迹已经彻底干了,在皮肤上裂成细小的纹路,像一张被揉皱又展开的旧纸。但她听到凌寒舟的问话时,眼睛里仍然亮了一下。

“能。”她说,“发烧还没开始。可能还有十分钟。”

“那好。”凌寒舟走到她面前,蹲下身,让自己的视线和她齐平。“你研究这份病毒追了三个月。你比我、比他、比这架飞机上的任何人都更了解它。告诉我——如果有人偷走了一个十五年携带者心脏里的急性株病毒,他能用这份样本感染多少人?”

方砚秋闭上眼睛,嘴唇翕动,像是在心算一道极其复杂的数学题。

“取决于他想怎么用。”她睁开眼,“如果只是把心肌组织研磨成匀浆、离心提取上清液、直接涂抹在物体表面——比如纸杯外壁——那么每一克组织可以涂大约四十个纸杯。一颗成年人的心脏重约三百克。除去心包膜和结缔组织,可用的心肌大约两百克。两百乘以四十——八千个纸杯。”

八千。

这个数字在机舱里飘散开来,像一阵看不见的冷风。裴靖远下意识地把手按回了左胸,那里藏着丙号样本——隐性株。一支玻璃管里的琥珀色液体。而八千个纸杯上涂着的,是它的变体、它的升级版、它的杀人形态。

“但这不是最可怕的。”方砚秋继续说,声音越来越虚弱,但逻辑仍然清晰得像一把刚磨好的手术刀,“纸杯涂抹是最低效的传播方式。急性株在干燥状态下只能存活五分钟,所以感染者必须是拿到纸杯后立刻接触黏膜的人。但如果偷心的人不是用干燥粉末,而是用液体气溶胶——”

“气溶胶?”顾寒薇皱起眉头。

“把心肌提取液放进一个密闭空间里,加压喷雾。病毒液滴悬浮在空气中,任何人吸入肺泡就会被感染。一架飞机的客舱容积大约两百立方米,用一台市面上能买到的农用喷雾器就可以在三分钟内完成整舱覆盖。感染者不会是两个,也不会是十个——是所有人。”

方砚秋说完了这句话,剧烈地咳嗽起来。她用笔记本捂住嘴,咳完之后翻开纸页看了一眼——还没有血。

“所以我没死。”她像是在对自己说话,“纸杯上的急性株剂量被精确控制过。投放者只想要特定的目标感染,不要全面传播。否则我现在已经死了,二十六排那个男人死的时候,整个经济舱就已经是太平间了。”

凌寒舟站起身,转向杜云楼。“你听到了吗?投放者不是要杀所有人。他要杀特定的人。二十六排C座——第七拆迁队的工人。二十三排B座——防疫站的调查员。还有一个本该坐在二十三排B座的人——南州纺织厂劳资科的文员周敏。这三个人的共同点是什么?”

杜云楼没有回答。

裴靖远替他回答了。

“是我。”他说,声音像一个从深井里传上来的回响,“第七拆迁队——他们推平了柳条巷。周敏——她是纺织厂给我安排的同事,是我出狱后要每天见面的人。方砚秋——她追查的档案里写着我和杜云楼、凌柏岩三个人的名字。这三个人的共同点不是彼此之间的关系。是他们都和我有关。”

“投放者不是要杀他们。”凌寒舟说,“是要让你看着他们死。”

头等舱里安静了两秒。

然后杜云楼笑了一声。不是苦笑,不是冷笑,是一种他在这整趟航班上发出的唯一一次真正的、发自肺腑的笑声。笑声很短,短到还没扩散开就断了。

“靖远,”他说,“你终于想明白了。但不是全部——你想明白了凶手为什么要杀这些人,但你没想明白为什么凶手要让你活着。为什么不在纸杯里给你也涂一层粉末?为什么不在你的座位上沾一滴急性株?为什么偏偏把丙号——唯一的解药样本——亲手交给你?”

杜云楼的目光从头等舱移向经济舱的方向,移向那个蜷缩在后舱厨房里、抱着电水壶瑟瑟发抖的十八岁姑娘。

“因为凶手要的不是你的命。”他说,“凶手要的是你的选择。”

后舱厨房里传来一声轻微的碎裂声——是玻璃杯落在地上摔碎的声音。然后是许小曼的一声低低的惊呼。

顾寒薇猛地转身,朝后舱厨房的方向冲了过去。

她掀开隔帘的时候,看到的不是碎片。

是一地的水。电水壶翻倒在不锈钢台面上,壶盖摔在一旁,滚烫的水顺着台面边缘往下淌,在厨房地板上汇成一片冒着热气的水洼。

许小曼站在水洼中间。

她的手里攥着一条白毛巾,毛巾上沾着一小片血迹。她抬起头看着顾寒薇,眼眶里的泪水终于滚了下来。

“顾姐。”她说,声音细得几乎听不见,“我咳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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