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寒薇没有动。
裴靖远的话在头等舱的空气中悬浮了整整五秒钟，像一颗被抛上半空却迟迟没有落地的石子。所有人都在看她——凌寒舟、裴靖远、杜云楼、徐光启，甚至经济舱隔帘那边探出半个身子的方砚秋。
她站在过道口，一只手还扶着座椅靠背，另一只手垂在身侧，指尖距离制服口袋里那把刚从地上捡起的手枪只有三寸。她的脸上没有惊慌，没有愤怒，没有被人指认之后的任何一种常见反应。她只是微微侧过头，用一种近乎审视的目光看着裴靖远，像是在重新估量一个自己之前低估了的对手。
“为什么是我？”她问，语气平静得不像是在自辩。
“因为你太镇定了。”裴靖远说，“从第一个乘客死亡到现在，你做了所有正确的事——隔离尸体、安抚乘客、排查纸杯、配合调查。每一步都无可挑剔。但问题就在这里——太无可挑剔了。一个正常的乘务长在面对机上突发致死传染病时，会害怕。会慌张。会犯错。你没有。”
“我受过训练。”
“你受过空中服务的训练。你没有受过生化防护的训练。”裴靖远的声音不高，但每一个字都像手术刀一样精准，“二十六排C座那个男人死的时候，你做的第一件事不是给自己戴口罩，而是翻开他的领口看工装上的字。你在确认他的身份。你知道他是第七拆迁队的人。”
顾寒薇的手指无声地靠近了制服口袋。
“第二个疑点。”裴靖远举起两根手指，“纸杯。你刚才说，分配纸杯的时候是你决定哪个杯子给哪个乘客的。你承认了。但你没有说的是——你为什么会把有涂层的杯子精准地递给二十六排C座和二十三排B座？你可以说是有人提前做了手脚。但纸杯是叠在一起的，杯沿的粉末涂层只有两毫米宽。如果你不是刻意去摸杯沿，你根本分辨不出哪个涂了哪个没涂。除非你递出杯子之前用手指摸过杯沿——而你递出前刚用酒精棉擦过手。这是防疫站的流行病学调查规范，不是乘务员的服务规范。”
方砚秋从隔帘后面走出来。她的步伐不稳，右手撑着座椅靠背一步一步往前挪，左手仍然攥着那本笔记。她的脸色已经灰败到了极点，但眼神仍然清醒。
“我可以确认一件事。”她说，声音沙哑但字字清晰，“我拿到的纸杯杯沿上涂的不是急性株。是隐性株的干燥蛋白鞘——病毒被封装在一种特殊的蛋白质外壳里，需要在三十七度的环境里静置至少二十分钟才能释放。我舔手指的时候病毒还没激活。真正让我发病的，是我在笔记本上翻到的某一页——那一页上被人涂了另一种东西。”
顾寒薇的眉头动了一下。
“哪一页？”她问。
“江雁秋关于甲型病毒三代传代记录的笔记。”方砚秋说，“那一页我在今天早上翻过一次，当时什么反应都没有。但刚才我在飞机上第二次翻开它的时候，纸页表面有一层肉眼看不见的粉末。没有气味，没有颜色。它和纸杯上的隐性株不一样——它是干燥的活性急性株。接触到我的嘴唇黏膜后三分钟之内发病。”
裴靖远插进来问了一句：“谁有权限翻你的笔记本？”
方砚秋沉默了三秒。
“没有权限。”她说，“但有一个时间窗口。从南州机场值机到登机，中间隔了四十分钟。我在候机厅的洗手间里把笔记本放在外衣口袋里，口袋没有拉链。如果有人从我身后经过，只需要两秒钟就可以把一页纸翻出来，在上面涂一层东西，再塞回去。”
“你身后经过的人长什么样？”
“没看到脸。只闻到一种气味——樟脑。”
裴靖远和杜云楼同时抬起了头。
樟脑。柳如眉的旗袍上就是这种味道。那天早上在裴家旧宅的书房里，她走到他面前时，他闻到的就是这种清冽的、略带辛辣的气味。
“柳如眉是投放者，”裴靖远缓缓地说，“但不是唯一的投放者。她在方砚秋的笔记本上涂了急性株，但她没有条件在纸杯上涂隐性株。纸杯是地面配餐部在起飞前两小时包装好的，外人进不去配餐车间。纸杯上的涂层需要有内部人员操作。”
他的目光重新落在顾寒薇身上。
“顾乘务长，你在南州有家吗？”
“没有。”顾寒薇的声音第一次出现了波动，很细微，像是平滑冰面上出现的第一道裂纹。
“你的父母呢？”
“父亲去世了。母亲改嫁，已经很多年没有联系。”
“你父亲叫什么名字？”
顾寒薇没有回答。
她的手已经伸进了制服口袋。
凌寒舟动了。他的动作比在宪兵队训练场上任何一次都要快——但在他的手碰到顾寒薇手腕之前，她已经把口袋里的东西拿了出来。
不是手枪。
是一块怀表。
一块老式的银壳怀表，表壳上刻着细密的花纹，链子已经磨得发亮。她按开表盖，里面的表盘停了，指针静止在三点十七分的位置。
“我父亲叫顾远钟。”她说，声音很轻，“修钟表的。柳条巷口那家铺子，叫‘远钟记’。一九四九年铺子被征用，他带着全家搬到了城东，五年后病逝。临死前他把这块表交给我，说等他走了以后，让我把表修好。但他等不到那一天了——因为这块表根本就没坏。它是被人故意停住的。”
她抬起头，看着裴靖远。她的眼眶里没有泪水，只有一种被压了很久很久才终于露出边缘的、暗红色的恨意。
“一九四四年，你、杜云楼、凌柏岩三个人进了柳条巷口那口枯井。我父亲看见了。那天晚上他在铺子里修表，从窗户里看到了你们三个翻进井口的全过程。他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问，只是在第二天早上把枯井的井盖用铁皮封死了。他以为这样就没事了。”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四日，一群人冲进铺子，说铺子下面有一条通往地下档案库的暗道。我父亲说没有。他们把他按在柜台上，当着他的面把铺子里所有的钟表都砸碎了。然后他们在柜台下面找到了那条暗道——那是日军撤退前挖的备用通道，我父亲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
“他被带走了。关了十七天。放回来的时候瘦了二十斤，头发全白了。他从此再也没有修过一块表。他把这块怀表的发条故意拧断，让指针停在下午三点十七分——那个时间，是那群人冲进铺子的时间。”
顾寒薇把怀表合上，放回口袋。
“裴靖远。”她叫了他的名字，声音冷得像冬天的铁轨，“你说你是被柳如眉的丈夫害的人。你说你是被利用的棋子。你说你是来赎罪的。但你有没有想过——当年带人去抄远钟记的那个人，用的是你签发的搜查令？上面写的是你裴靖远的名字、你裴靖远的职务章。你大概不记得了。那种搜查令你签了不止一份。你签完就忘了。”
裴靖远的脸色在日光灯下变成了一种奇怪的灰白色。
“所以凶手不是她。”凌寒舟说。他看着裴靖远，目光硬而直。“凶手是你。”
机舱里骤然安静。
隔了好一阵子，杜云楼靠在驾驶舱门边的角落里，缓缓开了口。
“不。”
所有人的视线转向他。
“凶手不是她，也不是他。”杜云楼说，嘴角那个意味不明的弧度终于变成了一个完整的、苦涩的笑容。“凶手在我面前坐着。他的名字我知道——但我不知道要不要说出来。因为我说出来之后，这架飞机上的每一个人都会开始恨另外一个人。而那个被恨的人，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
他的话没有说完。
驾驶舱的门忽然从里面打开了。副驾驶江远洲站在门口，脸上是一种介于恐惧和困惑之间的表情。他穿着白色飞行员制服，手里拿着一张纸条，上面是从无线电残骸里抢救出来的最后一段通话记录。
“通讯设备被人拆了核心部件，我刚在货舱里找到了备用电台，勉强接通了地面。”他说，声音急促，“南州机场塔台转来一条紧急电报——发报人是南州殡仪馆值班室，收报人写的是云裳航空燕字〇〇七号航班，转凌寒舟。”
他把纸条递出去。
凌寒舟接过纸条，展开。
上面只有一行字：“凌柏岩遗体昨夜被盗。心脏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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