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阳城国际机场的跑道在热带夕阳下反射着炽白的亮光,舷梯车轮摩擦地面的声音停止之后,整个停机坪陷入了一种被高温包裹的寂静。奥村诚一站在舷梯底层,手杖点在水泥地面上。面前站着六个人,全部穿着海阳国司法部的深绿色制服,领头的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女性,胸前别着海阳国检察厅的徽章。
“朴诚一先生。”她用英语开口,口音带着东南亚特有的上扬尾调,“我是海阳国检察厅国际司法协助课的阮氏明。根据日本政府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的红色通缉令,您因涉嫌洗钱、行受贿、非法拘禁等七项罪名被请求引渡。在海阳国法院就引渡请求做出裁决之前,您将被暂时羁押于海阳城拘留中心。”
奥村没有回答。他抬起头看了一眼天空——热带的云层正在迅速聚拢,积雨云在夕阳下呈现出来势汹汹的暗紫色。海阳国的雨季就要开始了。
他微微点头,跟着阮氏明走向等候在跑道边的车队。在被带上车之前,他回头看了一眼身后那架湾流飞机。机舱门已经关闭,飞行员正在做停机检查。飞机尾翼上圣光之舟的十字架标志在夕阳下反射着金色的光,像一个正在融化的徽章。
当天晚上,奥村被羁押的消息传回日本。
朝仓凛子收到消息时正在特搜部办公室里整理最后一批证据文件。她的手指在键盘上停住了,盯着屏幕上那行字——“奥村诚一已于当地时间18时30分在海阳城被羁押。海阳国法院将在七十二小时内举行引渡听证会。”
她靠在椅背上,长长地呼出一口气。办公室里的其他调查员也收到了消息,走廊里传来此起彼伏的电话铃声和压低的欢呼声。但朝仓没有庆祝。她知道羁押只是第一步,引渡才是真正的博弈。
“岸本,给我接国际刑警组织的日本联络官。”她按下了内线电话。
联络官的电话接通后,朝仓直截了当地问:“海阳国对引渡的态度是什么?”
“目前为止——模糊。”联络官的声音在电话里有些犹豫,“海阳国检察厅的阮氏明检察官是倾向于合作的,但海阳国司法部的政治任命官员中,有几位与海松集团有长期关系。我们收到的内部评估是——引渡听证会的胜负概率各占一半。”
“我们的优势是什么?”
“证据。身份伪造的事实。以及——”联络官顿了顿,“舆论。您的记者会内容已经被全球媒体广泛报道。海阳国最大的英文报纸今天头版标题是《圣光之舟大主教的真实面孔》。海阳国政府很难在公众舆论面前公然庇护一个身份伪造的跨国罪犯。”
“劣势呢?”
“海阳国与日本之间没有引渡条约。引渡完全依赖于海阳国法院对‘国际司法互助原则’的自由裁量。此外,奥村在海阳国进行了大量的慈善投资——包括一家儿童医院和两所学校。他在海阳国公众中的形象并不全是负面的。”
朝仓挂断电话,陷入了沉思。没有引渡条约意味着一切取决于法官的自由心证。而法官的自由心证——她比任何人都清楚——有时会被看不见的力量左右。
第二天早晨七点,海阳城拘留中心。
奥村被关押在一间单独的拘留室里。房间比明都拘留所略大一些,有一扇装有铁栅栏的窗户,窗外是一堵爬满了热带藤蔓的白墙。他坐在铁床上,手杖已经被收走,双手放在膝盖上,姿势和他在圣光之舟总部办公室里的样子没有两样。
阮氏明在审讯室里等着他。桌上的文件堆成了三摞——引渡请求书、国际刑警红色通缉令的复印件、以及一份由日本检察厅提供的证据摘要。
“朴先生,”阮氏明在翻译的协助下开始审讯,“您有权保持沉默,但您在本国的供述可能影响引渡听证的结果。您是否理解您的权利?”
“我理解。”奥村的声音平静如常,“但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海阳国检察厅准备用什么罪名来引渡我?”
“七项罪名。包括洗钱、行受贿、入札谈合、非法拘禁、伪造医疗文书、隐匿尸体——以及身份欺诈。”
奥村的嘴角浮现出一个极淡的弧度。“身份欺诈。日本检察厅指控我是一个名叫朴诚一的韩国人,而不是日本人奥村诚一。”
“这是日本方面提供的出生记录和人事备忘录。”
“我知道那些文件。”奥村将双手从膝盖上抬起,放在桌上,“那些文件是真的。我是朴诚一,出生在釜山,是朴正熙的私生子。但我想问的是——海阳国法律中,以虚假身份注册宗教法人,在海阳国是否构成犯罪?”
阮氏明沉默了几秒。“在日本构成。在海阳国——需要看具体情况。”
“具体来说。我在海阳国注册圣光之舟分支机构时,使用的身份是奥村诚一。这个身份在日本是合法登记的。海阳国法律并不要求宗教法人的注册人证明自己的族裔出身。我在海阳国没有伪造任何文件。”奥村的声音不急不缓,像是在陈述一个已经准备好的论点,“日本可以用身份欺诈来指控我在日本的犯罪行为。但引渡听证会判断的是——这些罪名在海阳国是否也构成犯罪。而身份欺诈在海阳国的法律中,并不适用于我的情况。”
这是奥村为自己准备的法律防线。阮氏明在笔记本上迅速记录,然后合上文件夹。
“您是个聪明的被告。”她站起来,“但聪明人在引渡听证会上往往输在同一个地方——他们高估了自己对证据的掌控。”
她走出了审讯室。铁门关上的声音在走廊里回荡。
与此同时,日本明都。德永茂站在国会大厦的新闻发布室里,面对着上百名记者和闪光灯。他的头发似乎在一夜之间全白了,领带系得一丝不苟,但眼袋深重得无法掩饰。
“我,德永茂,在此宣布辞去众议院议员职务。”他的声音沙哑,但咬字依然清晰,“1988年至1995年间,我在担任众议院建设委员会委员期间,通过我的政治资金管理团体收受了海阳开发基金提供的政治献金,总计约一亿两千万日元。我在明知该基金与北区土地投机案有关的情况下,推动了对该基金有利的立法。我的行为严重违反了政治资金规正法和公务员伦理法。我对此深感羞耻,并向全体国民道歉。”
他深深鞠躬,额头几乎碰到了讲台的边缘。快门声像暴风雨一样席卷整个发布室。
在特搜部办公室里,朝仓凛子和岸本同时看到了新闻直播。德永茂的鞠躬持续了整整十五秒,当他重新直起身时,脸上已经没有政客惯有的从容,只剩一个老人被拆穿之后的空洞。
“他选择了主动辞职而不是等待逮捕。”岸本说,“这是奥村留下的最后一步棋。德永茂辞职之后,法务省内部的阻力会大幅减少。逮捕令的全面执行将没有政治障碍。”
“这步棋不是奥村为他下的。”朝仓盯着屏幕上德永茂苍老的脸,“奥村从来不为任何人考虑。德永茂辞职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已经无法再被保护了。奥村在逃往海阳国之前,已经切断了和国内所有人的联系。”
下午三点,海阳国最高法院引渡听证会。
法庭不大,木制长椅呈半圆形排列。法官席位于正中央,背后是海阳国国徽。旁听席上坐着日本驻海阳国大使馆的外交官、几名国际记者、以及三个朝仓从未见过的中年人——后来她才知道,那是奥村在海阳国资助的孤儿院院长和学校的校长。
奥村被带进法庭时穿着深灰色的衬衫,没有戴手铐。他的步伐依然笔直,只是少了手杖之后看起来有些轻微的跛行。他在被告席上坐下,目光扫过旁听席,最后落在法官脸上。
主审法官是海阳国最高法院的资深法官,名字叫阮文平,年龄接近七十岁。他在海阳国司法界以独立和固执著称。引渡听证会持续了整整四个小时——日本方面通过视频连线提交了证据摘要,海阳国检察厅代表日本政府陈述了引渡请求,奥村的律师则就每一项罪名逐一提出法律异议。
焦点在身份欺诈这一项上。律师的辩护和奥村在审讯中的论点一致——“奥村诚一是日本合法登记的身份,在海阳国使用该身份不构成犯罪。”
阮文平法官在听证会最后阶段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没有人预料到。
“被告,”他用法官席上的麦克风说,“如果你真的是奥村诚一,你为什么会在海阳国宗教庇护申请书上填写出生地为韩国釜山?”
法庭里的空气凝固了。
奥村的律师站起来试图解释,但法官举手制止了他。“我在问被告本人。”
奥村沉默了很久。窗外热带的阵雨开始降落,雨点敲打在法庭的锡皮屋顶上,发出密集的鼓点般的声响。
“因为庇护申请要求填写真实的出生信息。”他最终说,“我是朴诚一。我从来没有不是朴诚一。奥村是我母亲的姓氏,也是我一生都在使用的外壳。但在海阳国——在面对这个法庭的时候——我不想再说谎了。”
他的声音在雨声中断断续续。“我在日本建造了一座帝国。那座帝国建立在谎言之上。我累了。”
旁听席上有人低下了头。法官敲响法槌。“本庭将在四十八小时内做出引渡裁决。休庭。”
傍晚时分,朝仓凛子在特搜部办公室里接到了海阳国方面的电话。是阮氏明亲自打来的。她的声音在越洋电话里有些失真,但情绪是清晰可辨的——一种介于敬佩和悲哀之间的复杂情绪。
“他在法庭上承认了自己的真实身份。”阮氏明说,“不是被逼的。是主动承认的。”
朝仓握着听筒,没有说话。窗外,明都湾的夕阳正在沉入海面,天空从橙过渡到紫,再过渡到深蓝。
“引渡会成功吗?”她最终问。
“阮文平法官的助理告诉我,法官在休庭后说了一句话——‘这个人在法庭上第一次说了真话。但说真话的时候已经太晚了。’”阮氏明停了一下,“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我会在裁决出来的第一时间通知你。”
电话挂断了。朝仓站起来走到窗前,将额头靠在冰凉的玻璃上。楼下街道上,下班的人群正在匆匆赶路。这座城市已经进入了日常的黄昏,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但在距离这里几千公里之外的海阳国,一个法官正在决定一个逃了七十年的人能不能被带回来面对他的过去。
而在明都拘留所的铁窗后面,神崎亮介并不知道海阳国正在发生什么。他只知道今天已经是第十七天。他在墙上刻下了第十七道痕,然后从枕头下拿出红蓝白三只纸鹤,并排放在床上。
红色是白石的。蓝色是白石的。白色——看守告诉他,是一个叫佐伯绫的女人托人带来的。纸条上只写了一句话:“谢谢你父亲的纸鹤飞到了我手上。绫。”
神崎将三只纸鹤排成了一个三角形。他没有祈祷的习惯,但在那一刻,他对着三只纸鹤轻轻地说了一句话:
“让该回来的人都回来。让该离开的人离开。”
窗外的暮色透过铁栅栏照进来,将纸鹤的影子投在灰色的墙壁上。风从缝隙中吹入,三只纸鹤的翅膀同时轻轻颤动了一下,然后恢复了静止。
两天后,海阳国最高法院做出裁决。阮文平法官宣布:引渡请求成立。奥村诚一——本名朴诚一——将在三十日内被移交给日本司法当局。
消息传开时,朝仓凛子正在去往世田谷区的路上。她的手机响了,是岸本打来的。她听完了岸本的话,然后让出租车停在了路边。
她摇下车窗,看着外面明都湾灰蓝色的海水。初冬的风从海上吹来,带着凛冽的咸味。三十年了。佐伯宪三的录像带在地下躺了三十年。白根哲也在那座老房子里等了二十年。神崎亮介在慈光园的图书室里叠了十年的纸鹤。而她自己——从母亲在医院病床上最后一次握住她的手开始,等了五年。
她关上车窗,对司机说:“继续走。去世田谷区。”
她要在佐伯绫的家门口亲口告诉她这个消息。然后她要去见白根哲也。然后她要去见白石结衣。然后她要在某个合适的时机告诉神崎亮介——奥村要回来了。不是以恩人的身份,不是以神的使者的身份,而是以一个即将接受审判的人。
而在海阳国潮湿的拘留室里,奥村诚一坐在铁床上,面前放着一张空白的明信片。他用看守借给他的圆珠笔,在明信片的背面缓缓写下了一行字:
“致亮介君:我在海阳国的高温里想起慈光园的冬天。图书室的暖气经常坏,你总是不说冷。我知道你从那时候起就在忍耐。你比我能忍耐。我逃了七十年,你只逃了十年。剩下的路,你走完它。奥村。”
他将明信片翻过来,在正面的收件人栏里写下“明都拘留所 神崎亮介”。然后他停住了。他把明信片折成了纸鹤——第七十年里的最后一只。纸鹤的翅膀歪歪扭扭,和他一生中折过的所有纸鹤一样不成形状,但折痕深刻,每一道都折到了底。
窗外的热带阵雨再次降下,雨水漫过拘留室窗台的铁栅栏,打湿了他放在窗沿上的手指。海阳国的雨季漫长而猛烈,它将冲刷掉很多东西——血迹、脚印、纸鹤上的字迹。但冲不掉的是已经写进法庭记录里的事实,和已经刻在每一个人骨头里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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