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的人不是曾哥。
李海山点亮打火机，火光映出一张他认识的脸。钱文彬。那个戴金丝眼镜的中年秘书站在地下室入口处，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工作服，领口竖着，右眼眶周围还有没褪干净的一圈黄紫色淤痕——那是李海山用拳头留下的印记。
“你是怎么找到这里的？”李海山问。
“老崔临走前不光告诉了周伟。”钱文彬的声音还是那副慢条斯理的腔调，但在空旷的地下室里回荡起来，显得格外清晰，“老崔是个喜欢做备份的人。他给了我一把备用钥匙，说万一收容中心关了，你至少还有个地方待。”
李海山没有站起来。他的右手放在膝盖上，离撬棍只有几厘米。
“万国豪被抓了。你不跑，来找我？”
钱文彬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放在桌子上。是一把车钥匙。钥匙环上挂着一个小小的塑料牌，上面印着“新港市收容教育中心”。
“那天晚上在307宿舍，你打碎了我的眼镜。”钱文彬说，“我右眼到现在看东西还是模糊的。但我今天来找你，不是来报仇的。”
“那你来干什么？”
钱文彬从工作服内侧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和李海山给周伟的那个一模一样的牛皮纸信封。
“孙立军的账本记录了钱的流向。万国豪签字单记录了人的关系。但这些证据都只能定他们受贿和渎职的罪，定不了贩卖人口的重罪。贩卖人口的证据，不在新港市，在茶庄。曾哥的茶庄每周五都会有人从外地来结账，现金交易，不留任何银行记录。只有一样东西能定他的罪。”
他把信封推给李海山。
“每周五下午三点到五点，茶庄二楼的包间。曾哥在，那些接收方的人也在。如果能把那一次交易现场人赃并获，就可以把贩卖人口的整条链条都拉出来。”
李海山看着那个信封，没有伸手去拿。
“你为什么要给我？”
钱文彬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把领口往下拉了拉。他脖子上有一道新的伤疤，横在喉结上方，缝了七八针，线头还没拆干净。
“因为我侄女失踪了。”他说，“今年二月从老家来新港市打工，在火车站被收了进去。我当时在收容中心做副主任，但我不知道她被收了——收容用的不是她的真名。她是用一张捡来的身份证进来的。等我知道的时候，她已经不在收容中心了。她被送到了一艘远洋渔船上。我查了三个月，查到船籍港在南方一个港口城市。但船出海了，她下不来。”
他把领口重新拉好。
“我帮万国豪做假账、在档案上做手脚，把那些没有身份证的人转送出去，我以为我只是在‘处理程序问题’。直到我发现我侄女也在名单上的时候——我才知道我不是在处理程序问题。我是在杀人。”
李海山看着钱文彬的眼睛。这个在孙立军背后站了三年的沉默的秘书，这个在陈志云脚底烫了二十几个烟疤的人，此刻站在地下室昏暗的光线里，眼角的肌肉在轻微地抽搐。那不是演出来的。那种抽搐是人体在极度紧张和极度悔恨的夹缝中失控的本能反应。
“你以前从不打人。”李海山说。
“对。”
“但那天晚上你在陈志云的脚底烫烟头。为什么？”
钱文彬低下头。他的手在口袋里攥成了拳头。
“因为陈志云说了那句话——‘你们这么干，早晚有人会来查。’他说对了。但他说对的时候，我听到的不是他在说话。我听到的是我侄女在说话。她在渔船上，跟所有人说同样的话。我就是不想听到这句话，所以我才要让他闭嘴。”
地下室里安静了下来。打火机的火苗在气流中轻轻摇曳，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发霉的墙壁上。
“那个信封里的东西，”钱文彬说，“是金叶茶庄的完整地址、曾哥的真实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码，还有过去三个月里每周五下午进出茶庄的人员时间表。我花了三年才把这些信息凑齐。”
“你为什么不直接去报案？”
“我报了。”钱文彬说，“一个月之前，我把一封匿名举报信寄到了市局。那封信最后到了万国豪手里。万国豪把那封信给曾哥看了。曾哥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如果我再说一个字，他就要把我侄女扔进海里。他不知道那些情报是我寄的——他以为是我在收容中心的某个同事寄的，让我帮他把那个人找出来。我说好。我帮他找了一个月。找的不是举报人，是另一条路。”
李海山终于伸手拿起了那个信封。他没有打开，只是拿在手里掂了掂。
“今天周伟把信息带给萧岩，最快也要明后天才能到。但曾哥今天就知道收容中心出事了，万国豪被抓了。他现在应该在清理茶庄里的证据。如果让他把账本烧了、把人送走，渔船上的那些人——包括你侄女——就一辈子回不来了。”
钱文彬把车钥匙推给李海山。
“外面有一辆蓝色的面包车，停在锅炉房后面。车上有三箱矿泉水和一箱饼干。油箱是满的。”
“你要我做什么？”
“不是帮我，也不是帮我侄女。是帮那十七个人。”钱文彬站起来，“我的眼睛看不太清了。而且曾哥认识我。但你——他只见过你一次，还是三年之前。你去找他，用信封里的材料演一出戏，想办法把周五下午那场交易现场的证据录下来。录音机你有吗？”
李海山看了一眼墙上的墙洞。那个塑料布裹着的旧录音机还在里面。
“有。”
“好。不管你能不能成功录到，我都会在省城等你。把东西交给我，然后把我交给警察。”钱文彬的手扶在墙上，指尖微微发白，“我在收容中心里作的恶，我自己扛。但我侄女必须从船上下来。”
他转身朝入口走去。走了两步，又停下了。
“李海山。”
李海山抬起头。
“那天晚上在307宿舍，你用棉签擦陈志云的脚底。我从三楼窗户看到了。我站在那里看了很久。”
他顿了一下。
“我当时很恨你。恨你为什么敢做出这样的事。现在我明白了。你什么都不是，你只是在做一个人应该做的事。”
他的脚步渐渐远去，最后消失在锅炉房外面的夜色里。
李海山在地下室里坐了一会儿。他把钱文彬的信封拆开，借着打火机的光看了一眼里面的东西。一张茶庄地址和曾哥身份信息的打印纸，三张每周五下午进出人员的记录表，还有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姑娘，圆脸，扎马尾，穿着花布衬衫，对着镜头腼腆地笑。照片背面写着“曾雨婷，21岁，2月14日收容”。
他把照片翻过来放好，把信封塞进棉大衣内侧口袋。然后站起来，走到墙壁凹处，把录音机取出来，检查了一遍磁带和电池。电池还有电。磁带是六十分钟的，两面可以录两个小时。下午三点到五点，两个小时，刚好能录满两面。
他又从口袋里掏出曹彪留给他的那把匕首，在手里掂了掂。刀刃上缠着的布已经松了，拆开以后里面是一层陈旧的机油和几道磨得发亮的刀锋。他把布重新缠好，放回口袋。然后他推开了地下室的门。
锅炉房后面那辆蓝色面包车安安静静地停在煤渣堆旁边，和钱文彬说的一样。他把钥匙插进去拧了一下，发动机突突响了两声，点着了。油箱表的指针指在满格。
李海山坐在驾驶座上，握着方向盘。他没有马上发动。他摇下车窗，探出头看了一眼收容中心主楼黑漆漆的轮廓。三楼的窗户已经全封了，307宿舍的门上还贴着他亲手写的那张“维修中勿进”。铁皮屋顶在夜风中发出轻微的嘎吱声，像是一栋没有了人的建筑在和自己说话。
他想起三年前第一次被带进这栋楼。那天他刚从监狱放出来，没有身份证，没有住处，没有工作。孙立军把他带到地下室，说你可以住在这里，当临时工，管纪律。他说好。那天晚上他在地下室睡了第一觉，梦见自己站在一片空旷的田野上，四周没有人，也没有墙。醒来以后他发现墙还在，头顶是收容中心一楼走廊的地板，上面传来护工敲铁门的声音。
三年后的今天，他坐在这栋楼外面的一辆面包车里，手里握着一份能钉死贩卖人口链条的证据。田野仍然没有出现，但他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了。
他发动了车。引擎在夜色中发出一声低沉的轰鸣。
火车站广场东边的巷子，金叶茶庄，每周五下午三点。
现在是周四晚上十一点四十分。离下午三点还有十五个小时。
而在省城，萧岩刚刚挂掉了一个电话。
电话是老周打来的。老周说徐凯从分局档案室调走了收容中心三年来所有的进出记录，一个人关在办公室里翻了一下午，下班前跟老周说了一句话：“我要去火车站。”
“去火车站干什么？”
“徐凯说他在记录里找到一个名字，是他以前抓过的一个人。那个人在收容中心被登记为‘心脏病猝死’，但徐凯抓他的时候他身体好得很，一顿能吃三碗饭。”
萧岩握着听筒的手骤然收紧。
“那个人叫什么？”
“叫丁国栋。但系统里登记的收容名字不是丁国栋，是一个假名。徐凯说他查到这个人最后一次被转送的记录，接收方留的地址不是矿场也不是砖窑——是金叶茶庄。”
萧岩站起来。窗外巷子里的路灯把梧桐树影投在玻璃上，像一个不规则的手势。他从床头拿起了借调证明。
“老周，把金叶茶庄的地址发给我。然后给徐凯打电话，让他不要去火车站。让他去茶庄。但不要进去。”
“为什么？”
“因为他查到了茶庄，”萧岩说，“茶庄也会查到他。”
而在新港市火车站广场旁边，那条狭窄的巷子里，金叶茶庄的招牌还亮着灯。招牌是用竹片做的，漆着金粉已经掉了大半，只剩下一个模糊的“金”字还能勉强辨认。木门紧闭着，门缝里透出一道极细的光线。
楼上的包间里有两个人正在喝酒。桌上是两副碗筷和三碟小菜。靠窗坐着的男人戴一副茶色眼镜，左手夹着烟，右手的无名指上戴着一个粗大的金戒指。他的对面坐着一个穿灰衬衫的中年人，头发稀疏，额头上有一层细密的汗珠。
“万国豪折了。”穿灰衬衫的中年人说，“孙立军也折了。收容中心的证据被一个叫萧岩的刑警拿到了省纪委。现在立案决定书已经下来了。你的茶庄——不安全。”
曾哥把烟掐在烟灰缸里。烟灰缸是瓷的，上面印着茶庄的商标，被烟油熏得发黄。他摘下茶色眼镜，用衬衫角擦了擦镜片。他的眼睛很小，眯起来的时候几乎看不到瞳仁。
“明天下午要来结账的那批人怎么办？”灰衬衫问。
“照常。”曾哥戴上眼镜，“然后加一个人。”
“谁？”
“那个叫萧岩的人的照片，万国豪之前发过我。三天之内，如果他出现在新港市——”曾哥把烟灰缸推到桌子中间，然后把手伸进口袋里，拿出来一样东西放在烟灰缸旁边。
一把车钥匙。钥匙环上挂着的塑料牌上写着“收容中心”。
“收容中心锅炉房后面那辆面包车今天被人开走了。钱文彬开的。钱文彬没有跑，他还在这座城里。找到他，把萧岩也找来——然后让他们两个和周伟、徐凯一起上船。这次不送矿场，直接送到远洋。这辈子都别让他们回来。”
他的语气很平，像是在安排明天下午茶庄的菜单。窗外传来火车站的汽笛声，拖得又长又远。汽笛声里，包间天花板的灯泡轻微摇晃了一下，把桌面上那把车钥匙的影子拉成了一个扭曲的倒钩。
而在离茶庄几条街之外的地下室里，李海山把面包车熄了火，借着路灯的光重新翻开了那份记录表。
上面写着：周五下午三点，金叶茶庄二楼包间，交易参与人三至五人。备注栏里有一行钱文彬手写的字——
“三点零五分，所有人会从一楼后门进入。前门锁住。后门对着巷子拐角，没有路灯。只有一个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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