滨北公园在城东，建于五十年代，曾经是这座工业城市最体面的一片绿地。如今那些法国梧桐已经长得遮天蔽日，但树下的长椅大多漆皮剥落，露出底下朽成灰白色的木头。陆衍之到的时候是两点五十分，比约定时间早了十分钟。他走公园东门进来，沿着那条铺着碎石的主路走了大约一百米，看到了第三张长椅。椅面朝南，背靠一丛修剪得潦草的冬青，阳光从梧桐叶子的缝隙里漏下来，在椅面上投出一片晃动着的、细碎的亮斑。
长椅上坐着一个人。不是昨天他在楼道里碰到的那个戴眼镜的男人。这个人更年长，看起来五十岁上下，头发灰白，剪得很短，穿一件洗得发白的深蓝色夹克，手里拿着一只保温杯，正慢慢地拧开盖子，喝了一口。他的坐姿很松弛，背靠着椅背，两条腿交叉伸出去，像任何一个来公园消磨午后时光的退休工人。
陆衍之在距离长椅大约十米的地方停了一下。他扫视了周围一圈——梧桐树后面、花坛旁边、远处正在扫落叶的清洁工。没有看到第二个人。他把手从夹克口袋里拿出来，走过去，在长椅的另一端坐了下来。两个人之间隔了大约一米半的距离。
年长的那位没有转头看他。他又喝了一口保温杯里的水，拧好盖子，把杯子放在膝盖旁边。然后他从夹克口袋里摸出一包皱巴巴的香烟，抽出一根，递给陆衍之。
陆衍之看了一眼那根烟。是红梅，跟他在楼下小卖部买的那种一样。他没有接。
"不抽？"那人把烟收回去，自己叼在嘴上，又从口袋摸出一只塑料打火机，点着，吸了一口，烟雾从鼻孔里喷出来，被午后微风吹散了。"也行，少抽点好。我这辈子别的没学会，就学会抽烟和等人了。"
他的口音带一点本地腔，但不重，语速很慢，每个字都说得清楚。陆衍之坐直了身体，把双手放在膝盖上，手指交叠。他没有说话，他在等。他习惯在信息不足的时候先让别人开口，让对方铺出第一张牌。
那人抽了半根烟，把烟灰弹在椅子腿旁边的地上，然后开口了，语气平淡得像在聊天气："赵德贵那次，你用的是煤气立管改装的延时装置，触发时间是凌晨三点。孙德发那次，你换了遥控触发的电路，雷管塞在后墙砖缝里。两次用的炸药都来自同一个批次——滨北化工三厂九四年出库的那批工业电雷管。你一共拿到了十二枚，用掉了两枚，还有十枚。"
他每说一句，陆衍之的手指就收紧一点，但脸上一丝波动也没有。那些细节，每一条都是精确的。不是猜测，不是推导，是确凿的、从某个第一手渠道获取的信息。
"你是谁？"陆衍之问。声音稳，但比他预想中略微低了一点。
那人把烟抽完了，烟头按在椅面边缘的铁质扶手上，碾灭，没有站起来丢垃圾，直接塞进了自己的夹克口袋里。这个动作透着一股不讲究，但很自然。
"我叫郑国锋。"他说。"市局退休的，去年刚退。退了闲不住，找点事情琢磨琢磨。"
"你盯了我多久。"
郑国锋侧过脸来，第一次正眼看他。那双眼睛不大，眼袋有些重，但瞳孔是清亮的，带着一种常年跟人打交道练出来的穿透力。他把陆衍之从头到脚扫了一遍，然后移开视线，看向前方的梧桐树。
"赵德贵那件事，一开始没人怀疑。"他说。"煤气泄漏嘛，每年都有一两起，报上去就结了。但我那时候还没退，翻档案的时候看到那个地址，想起来那家人我有点印象——赵德贵在电缆厂搞过财务上的事情，有人举报过他，但查了没什么结果。一个刚被人举报过的人，家里煤气漏了，巧不巧？我本来也就是自己嘀咕一下。后来孙德发那件事一出，我就确定了。"
陆衍之的太阳穴在隐隐跳动。他忽然意识到，自己引以为豪的"数据"和"模型"之外，存在着一种他完全无法计算的东西——一个退休老警察的经验和直觉。这种直觉不依赖物证，不依赖公式，它像一种气味追踪，无法被任何反侦察手段消除。
"您没有证据。"陆衍之说。这句话既是在陈述，也是在试探。
"是没有。"郑国锋承认得很干脆。"所以我坐在这里跟你说话。要是有证据，我就不坐在这儿了，你会被请到局子里的另一张椅子上坐着，那张椅子没有梧桐树给你看。"
陆衍之沉默了几秒。秋风吹过来，梧桐叶子的边缘已经枯黄了，几片从枝头旋落，其中一片落在了郑国锋的肩头。他没有拂掉。
"那您想要什么。"陆衍之问。他把"想要"两个字咬得比"要"轻一些，但意思很明确。
郑国锋把肩头那片梧桐叶子拿下来，放在手里看了一会儿，然后压在保温杯底下。他的表情没有什么变化，但陆衍之注意到他的目光忽然沉了一下，像是想起了什么不太愿意想的事情。
"我有过一个儿子。"郑国锋说。"以前在城关派出所干，九六年的时候，处理一起抢劫案，被人捅了一刀，没救回来。那小子那年二十二岁，刚转正。"
他说话的语气跟之前一样平，甚至可以说太平了。陆衍之没有说话。他能感觉到这些话在朝他走来，带着一种他无法闪避的重量。
"案子后来破了，人抓了，判了。"郑国锋继续。"但你知道我那时候最大的感受是什么？不是恨那个人。是恨我自己。恨我管了一辈子案子，到头来最该管的人没管住。你说我是不是好笑。"
他笑了一下，嘴角的皱纹被牵起来，很快又落下去了。陆衍之坐在他旁边，感觉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压迫感。郑国锋跟他说这些不是叙家常。这是开战前的宣言。
"我不管你那套什么实验不实验的。"郑国锋说。"你把你自己当神，那是你的事。但你用雷管炸房子这件事，一共死伤了四个，你算过没有？赵德贵家两个，孙德发家两个，其中一个是不到十岁的丫头片子。"
"那丫头没受伤。"陆衍之立刻说。话出口之后他才意识到自己回应得太快了，像一道没有经过验证的闪电。
郑国锋转过头看着他。那双老眼里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然后又被收进平淡的表情里。"你关心她？"他问。
陆衍之不答。
郑国锋把保温杯从长椅上拿起来，拧开盖子又喝了一口，然后拧紧。"那我直说吧。我盯着你不是为了抓你。我要抓你的话，你昨天出门的时候就可以带走你。我今天叫你来，是因为我知道你不是疯子。疯子不会在事后去医院听哭声，也不会在那丫头面前蹲下来听她说话。"
陆衍之的后颈一阵发紧。连他在医院花坛边站过这件事，郑国锋也知道。他的行动半径，这个老警察全部覆盖了。
"滨北城现在不太平。"郑国锋把视线转向远处，公园围墙外面是一片正在拆迁的老厂房，推土机停工后留下的断壁残垣像一排被拔掉牙齿的牙龈。"厂子关了一拨又一拨，下岗的人越来越多，有些东西在底下翻涌。你炸掉一个赵德贵，底下还有十个赵德贵；你炸掉一个孙德发，还有二十个更坏的在等着。你再炸一百次，炸不完的。而且你每一次动手，都在那些盯着你的人眼里增加一个把柄。今天是我坐在这儿，明天坐在这儿的可能是别的什么人。那个人不会跟我一样——还愿意买一包红梅分你一根。"
他说完这句话，把保温杯夹在胳膊底下，站了起来。他低头看了陆衍之一眼，眼神里有一种很复杂的东西，陆衍之分不清那是怜悯还是警告，或者两者都有。
"我在这个地方等了你一个钟头。"郑国锋说。"你提前来十分钟，坐在这张椅子上你扫了周围三圈，确认安全才靠过来。你是一个谨慎的人，这我承认。但你也是一个人，人都有刹不住车的时候。你想想清楚，你那条路上最后等着你的，是你自己还是别的什么。"
他把保温杯拎好，转身往公园东门的方向走去。走了几步，他停住了，侧头没有回脸地说了一句："对了，你抽屉里那十枚雷管，我建议你找个稳妥的地方处理掉。不是为我，是为了那个丫头。她还在医院里，孙德发的家属正在办转院手续，要把她送到别处去。你要是不想她以后被人翻出来跟你的名字放在同一张纸上，你最好现在就开始擦干净你走过的脚印。"
然后他走了。步子不快不慢，背影混进远处几个散步的老人中间，很快就分辨不出来了。
陆衍之独自坐在长椅上，阳光从梧桐叶子的缝隙里照下来，在他的脸上移动。他坐了很久，久到对面花坛旁边的清洁工扫完了整片空地，推着车走了。他的脑子里在高速运转——郑国锋的信息、他说的每一个字、他离开前最后那句话。孙德发的家属在办转院手续，要把女孩送到别处去。这意味着女孩很快就不在这个城市了，她的去向未知，一旦消失在人海里，他再也无法确认她的安全。
他的手伸进口袋，摸到了那把折叠刀的金属壳。他没有拿出来。他坐在那张剥落漆皮的长椅上，第一次觉得秋末的阳光照在身上并不暖和。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沾的灰尘，往公园外面走。走到东门口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第三张长椅，椅面上那片被他坐过的位置，残留着一个浅浅的凹陷，正在被新的落叶慢慢填满。
他走出公园，回到街上。他走了大约一百米之后，在一家公用电话亭前面停住了。他站在那里，看着电话机黑色的听筒，心里有一个想法在慢慢成形：郑国锋知道他的底牌，但郑国锋没有报警，没有收网，没有采取任何强制措施。一个退休的老警察，用一杯保温茶、一包红梅烟和一段关于他儿子的往事，换掉了陆衍之手中十二枚雷管里的两枚。他给陆衍之留了十枚，但给陆衍之的那个"继续行动"的空间，已经被压缩到了几乎为零。
陆衍之走进电话亭，拿起听筒，投进一枚硬币，拨了那个号码——他很久以前在电缆厂工会通讯录上看到过的、平房区居委会的电话。电话通了之后，他说自己是孙德发的远房亲戚，想问问伤者转院的情况。接电话的人说了一堆含混的话，最后扔给他一句："姓孙的那个养女听说要送回乡下去了，具体去哪也没人说，反正是不要了。"
他挂上电话，从电话亭里走出来，站在滨北城午后灰白的光线下。他仰头看了一会儿天空，云层很薄，太阳的位置偏西了，光线从云层边缘透出来，落在远处工厂区那些锈红色屋顶上，像一层涂抹得极不均匀的釉。
他往筒子楼的方向走。他的脚步跟来时没有什么两样，但他心里那个一直在运行的模型，在郑国锋离去之后的这四十分钟里，悄悄换了一个核心变量。从"目标：优化社会结构"换成了一个他从来没有预设过的方向。
他走到筒子楼门口的时候，没有直接进去。他在门洞前面那块女孩每天踩过的地砖旁边站了一会儿。那块砖比周围的低一些，积着一小层雨后留下的泥水，映着他的上半身轮廓，模糊得像一幅在水底下泡了很久的照片。
他弯腰，从口袋里掏出那把折叠刀，在手指间转了一下，然后放回口袋。他推门走进楼道，声控灯亮了。
他不知道自己明天会做什么。但他知道，从今天下午在公园长椅上听到"她还在医院里"那句话的时候起，他所有的"实验"就再也不可能回到原来的轨道上了。郑国锋用一包红梅烟的价格，买走了他最重要的东西——他对自己行为的正当性论证。
而他连那一根烟都没有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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