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孤岛初裂

沙田商业中心在城门河畔，是一栋十二层高的米黄色建筑，八十年代中期落成，外墙的瓷砖已经有些发黄。沈渊站在楼下往上望，十一楼的玻璃幕墙反射着上午的阳光，刺得他眯起了眼睛。1307室。父亲留给他的一把钥匙，和一扇他从未踏进过的门。

电梯是那种老式的奥的斯，上升的时候缆绳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像是某个老人在清嗓子。沈渊靠在电梯壁上，手指在口袋里反复摩挲那把钥匙。钥匙很普通，黄铜质地，上面贴着一个小小的标签，用圆珠笔写着1307四个数字。是父亲的笔迹。他看到过太多次，不会认错。

十一楼的走廊铺着灰绿色的地毯，灯光昏暗，空气中有一股淡淡的霉味。1307室在走廊的尽头，门上挂着一块亚克力牌子，上面的字已经褪色了：钧源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沈渊站在门前，深吸了一口气。这间公司是父亲在1993年11月注册的，两年后父亲消失，它应该已经注销了才对。但门上的牌子还在，门缝里也没有积灰，说明最近有人来过。

他的心跳加快了几拍。

钥匙插进锁孔，旋转，咔哒一声，锁开了。

办公室不大，大约两百尺左右，摆着一张红木办公桌、两把皮椅和一个铁皮文件柜。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光线从缝隙里透进来，在空气中切出一道明亮的光柱，灰尘在光柱里无声地旋转。沈渊走到窗边拉开窗帘，阳光一下子涌进来，照亮了整个房间。

办公桌上什么都没有，桌面被擦拭得很干净，干净得有些不正常。一个废弃了四年的办公室，不可能没有灰尘，除非有人在定期打扫。

沈渊打开文件柜。柜子里整整齐齐地码着几十个文件夹，每个文件夹的脊背上都用标签纸标注着年份和公司名称。1989年深交所筹备纪要。1990年首批上市公司申报材料。1991年联交所跨境监管协调记录。百信贸易。中原信达。新纪元地产。

他抽出标着百信贸易的那个文件夹，翻开第一页。里面是一份1993年百信贸易的财务审计底稿，每一页的空白处都密密麻麻地写满了父亲的批注。有些是用黑色墨水写的，笔迹流畅从容。有些是用红色圆珠笔写的，笔锋尖锐，力透纸背，像是在和什么人激烈争论。

在资产负债表的附注栏里，父亲用红笔圈出了一笔应收账款——三百八十万港币，付款方是一家名为“裕兴国际”的贸易公司，注册地在开曼群岛。父亲在旁边写了四个字，打了三个问号：空壳？？？

沈渊一页一页地往后翻。父亲在每一处可疑的账目旁边都做了标记。关联交易定价异常——差额去向不明。大宗采购预付账款——无对应入库记录。境外子公司投资收益——远超行业平均水平。到了最后一页的空白处，父亲用红笔写了一整段话，字迹潦草得几乎难以辨认，像是在极度焦灼的状态下写下来的。

陆光远背后另有金主。百信系洗钱通道，资金最终流向不明。已向证监会举报，彭志维签收后无下文。今晨接匿名电话，警告我停止调查，否则后果自负。钧源账户已不安全。

这段话下面，还写着一行小字，墨水颜色比上面的更深，显然是后来补上去的：李兆亨可信否？存疑。

沈渊把文件夹放在桌上，拉开办公桌的抽屉。第一个抽屉里是空的。第二个抽屉里放着几支笔、一叠空白信纸和一个相框。相框里是沈钧和一个陌生男人的合影。那个男人大约四十多岁，戴着一副黑框眼镜，面容清瘦，穿着一件深灰色的中山装，气质不像商人，倒更像是政府机关里的干部。照片背面有一行字：与老彭摄于深圳，1989年冬。

老彭。彭志维。

1989年冬天，沈钧和彭志维在深圳合了这张影。那时候他们都是深交所筹备组的成员，也许是朋友，也许是同事，也许曾经一起在深夜加班后去路边摊吃一碗热干面。然后到了1993年，彭志维签收了沈钧的举报材料，没有任何回音。到了1995年，沈钧消失了。

沈渊把相框放下，继续翻第三个抽屉。抽屉里是一个牛皮纸信封，封口用胶水仔细地封好了，上面写着：阿渊亲启。底下还有一行小字，字体更加工整，像是父亲在情绪稳定之后重新誊写过的：如果你读到这封信，说明你已经长大到能够独自找到这里。我很抱歉，不能亲口对你说这些事。

沈渊的手抖了一下。他把信封拿起来，没有立刻打开，而是先走到窗边，望着城门河上缓缓驶过的一艘运沙船，把呼吸调整到平稳之后，才撕开封口。

信纸一共有三张，写得密密麻麻。沈渊从头开始读。

阿渊：

当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应该已经不在香港了。也许是去了泰国，也许是去了更远的地方。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也许永远都回不来。所以我要把这些事情写下来，不是为了让你替我报仇，而是为了让你知道，你的父亲不是一个抛妻弃子的懦夫。

1989年，我参加了深交所筹备组的工作。我的任务是审核第一批申请上市公司的财务资料。在那批材料里，我发现至少有四家公司的财务报表存在严重造假。其中百信贸易的问题最严重——它在1988年的实际利润只有账面上的不到十分之一，其余九成利润都来自伪造的关联交易。这些交易的背后，隐藏着一个规模庞大的跨境洗钱网络。百信只是一个壳，真正的主人是几个背景极深的人，他们有香港的身份，也有内地的人脉，我至今无法确认他们的全部身份。

我把发现写成了一份详细报告，交给了当时在证监会负责对接工作的彭志维。他表面上表示会认真处理，但实际上他把我的报告压了下来。不仅如此，他还把我列入了筹备组的黑名单。1990年初，我被给予了一个莫须有的纪律处分，赶出了筹备组。那八个字你也许已经查到了：行为不检，有碍观瞻。

但实际上，不检点的是他们。

沈渊停下来，闭了闭眼睛。他想起图书馆里那份发黄的期刊，想起那行措辞含混的通报。二十年后，彭志维坐在证监会的高位上，依然用同样的手段打压那些试图揭发真相的人。历史不会重复，但会押韵。

他继续往下读。

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一直在暗中收集证据。我以钧源投资的名义与陆光远保持联系，假装愿意参与他们的洗钱操作，实际上是为了获取内部账目。陆光远很聪明，他给我的每一笔钱都有合法的名目——货款、顾问费、咨询费。但他不知道的是，我把每一笔资金的流向都记录了下来，连同百信伪造的审计底稿和关联交易合同，全部存放在1307室的档案柜里。你刚刚已经看到了。

这个办公室的租金是我用现金支付的，租约签到2000年。物业费和水电费由李兆亨代缴。李兆亨这个人很复杂。他曾经是百信洗钱网络中的一个环节，后来因为分赃不均与陆光远翻了脸，转而向我提供情报。但他不是完全值得信任的人，他做事的动机从来不是正义感，而是利益。我选择与他合作，是因为别无选择。

1995年入秋之后，我发现家里的电话被窃听了。我们住在沙田公屋的那几个月里，楼下总有一辆白色面包车停着，车窗漆黑，从不熄火。我意识到他们已经不再满足于电话警告。如果我继续留在香港，你和阿妈都会有危险。

离开的决定是在一个晚上做出的。我在书房烧了所有可能连累你们的文件，只留下了1307室的这套备份。我不知道自己能去哪里，只知道必须走。我去找了彭志维，当面告诉他：如果你们敢动我的老婆和儿子，我会把手里所有的证据同时寄给香港联交所、深圳证监局和新华社香港分社。他答应了。我不知道他的承诺能有效多久。

阿渊，我一直想亲口告诉你这些事，但我不能。我甚至不敢在你面前表现出任何异常，因为每一次异常的交谈都可能被窃听，每一次多余的眼神都可能被监视。你还记得1995年暑假吗，你问我为什么总是半夜接电话，我说是学生打来问功课的。其实每一个电话，都是从深圳打来的，有时候是李兆亨，有时候是彭志维，有时候是那些我至今不知道名字的人。

最后我要告诉你一件事。百信集团的背后，有一个代号叫凝碧池的人。我在彭志维的办公室里偶然看到过一份传真，落款只有这三个字。我不知道他是谁，但我有一种直觉——这个人，才是所有罪恶的源头。他的能量超乎你的想象，他能让陆光远这样精明的商人甘愿做棋子，也能让彭志维这种体制内的官员乖乖听话。

如果你有一天开始追查这件事，记住我的话。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人，包括你认为值得信任的人。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一座自己的深渊。你以为你可以拯救别人，但你可能连自己都救不了。

还有，照顾好你阿妈。她这辈子吃了太多苦。我对不起她。

父字 1995年11月7日

沈渊把三页信纸放在桌上，指尖在纸面上轻轻摩挲，仿佛能透过墨水触摸到父亲当年写下这些字时的温度。1995年11月7日。父亲离开家的那天，是11月14日。这封信写完之后七天，他就走了。

他把信纸折好放回信封，又从档案柜里拿出标着中原信达的文件夹，翻开第一页。

中原信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一亿港币，主要股东包括百信集团、新纪元地产，以及一家注册在英属维尔京群岛的公司，名为Kensington Asset Management Ltd。沈渊在Kensington这个名字上画了一个圈。1995年的维尔京群岛，是全球最著名的离岸金融中心之一，无数不愿公开身份的股东在那里注册壳公司，享受着严密的隐私保护和近乎为零的税率。

Kensington的背后是谁，父亲的资料里没有给出答案。但是中原信达的董事会名单里，有一个人引起了沈渊的注意——独立非执行董事，彭志维。

一个证监会的官员，同时担任一家上市公司的独立非执行董事。这件事放到今天，属于明显的利益冲突，足以构成贪腐调查的铁证。但在1995年，两地监管体系尚未对接，利益输送的边界模糊，很多灰色地带被默认为合法。

沈渊把这个发现记录下来。然后他翻了翻其他的文件夹。新纪元地产的账目里，有一条来自Kensington的注资记录，金额是六千万港币，备注写着战略投资。这笔交易的时间是1994年8月，正好是百信四笔汇款全部到账之后的那个月。换句话说，陆光远从百信转移出来的资金，通过钧源投资中转，最终流入了Kensington，再回流到新纪元地产。

这就像一条蛇咬住了自己的尾巴。

沈渊把档案柜里每个文件夹的要点抄在笔记本上，然后把信和最关键的那份百信审计底稿装进书包。他不能一次性带走所有文件，1307室暂时还是安全的。他把窗帘重新拉上，锁好门，坐电梯下楼。走出大厦的时候他特意左右看了看，确认四周没有形迹可疑的人在盯梢。

坐巴士回港科大的路上，沈渊一直在想那封信的最后一段。凝碧池。这三个字像是某种暗号，藏在一首王维的诗里，也藏在父亲偶然瞥见的传真落款中。一个能让彭志维俯首帖耳、让陆光远甘当马前卒的人，会是谁？如果这个人到现在还活着，他的位置一定更高了。高到普通人根本看不见。但他一定是真实存在的，因为1994年那六千万的注资不是凭空变出来的，那背后需要庞大的资金调拨能力和政商资源。

回到宿舍的时候已经傍晚了。沈渊打开电脑，看到BBS上有一条新消息。发件人还是李兆亨。

听日百信贸易会召开供货商大会，陆光远会宣布一个重要决定。你如果想知佢下一步点走，可以去睇下。地点喺深水埗嗰间写字楼，下午三点。

然后底下还有一行字，字体更小，像是犹豫再三之后才补充上去的：小心，佢身边最近多咗两个陌生面孔，唔似系生意人。

沈渊看完消息，靠在椅背上想了很久。陆光远要在供货商大会上宣布什么？百信目前的规模还远不到能够启动上市的阶段，前世百信正式上市是在2001年，距离现在还有六年。一个做贸易的小老板，在1995年底召开发布会，能宣布什么？

答案只有一个：百信开始铺路了。

那四十三页报告里的造假，不可能永远藏得住。陆光远必须赶在更多人发现真相之前，把百信包装成一个表面上合法的企业。这就需要更多的资金、更多的合作伙伴，以及更高的社会地位。宣布上市计划，哪怕只是一个概念、一个口号，也能在1995年这个信息不对称的年代吸引无数盲目的投资者。

而那两个陌生面孔——他们是谁？是Kensington派来的掮客，还是彭志维安排的暗桩？

沈渊决定亲自去看一看。他知道这有风险，百信贸易的办公室里可能已经有人注意到他了。但李兆亨的消息可靠吗？父亲在信里说了，李兆亨这个人不值得完全信任，他做事的动机从来不是正义感，而是利益。也许他故意引自己去供货商大会，是为了把自己暴露给陆光远。也许李兆亨和陆光远之间的交情，从来没有真正决裂。也许这一切都是一个局。

沈渊把父亲的信重新读了一遍，目光停在那行小字上：李兆亨可信否？存疑。

父亲自己都不确定。那么自己为什么要相信他？

他走到窗边，看着维港的夜色。对岸中环的写字楼亮着一排排灯光，像是一个巨大的、垂直的棋盘，每一盏灯后面都有人在下注。这座城市从来不缺赌博的人，有人赌股票涨跌，有人赌他人性命，有人赌自己能不能全身而退。

而沈渊决定把赌注压在父亲留下的那张地图上。地图的起点是深水埗工业大厦九楼，终点还不知道。但方向已经有了。

他翻开六等罪簿，在百信贸易旁边画了一个箭头，写下四个字：明天赴会。

然后在彭志维的名字旁边，他又加了一个新的标记。不再是黑星，而是一个问号。问号下面写：1989年与沈钧为友。1993年收举报无下文。1995年逼走沈钧。2004年中鑫控股独立非执行董事。2015年，见死不救。

时间线像一把刀，把一个人的一生切成了好几段。每一段都有各自的阳光和阴影。彭志维曾经是父亲的朋友，曾经出现在合影里，笑容温和，中山装笔挺。他是什么时候变成第四等罪人的？是在哪一天，哪一刻，他做出了那个不可逆转的选择？也许他自己也不知道。深渊从来不是一天挖成的。

沈渊熄了灯，躺在黑暗中。明天他要回到那个弥漫着油墨味和霉味的工业大厦，以实习生的身份走进陆光远的办公室。他会在角落里安静地做报表，同时用眼睛观察，用耳朵聆听，把每一张脸、每一句话、每一个数字都刻进脑子里。

就在这时，宿舍的座机突然响了。深夜十一点半的电话铃声格外刺耳，把上铺的室友吓了一跳。

“边个咁夜仲打嚟？”室友嘟囔着翻了个身。

沈渊接起电话。

“喂？”

电话那头没有声音。只有一种深沉的、有节奏的呼吸声，像是有人在听筒那边安静地站着，既不说话，也不挂断。

“边个？”沈渊又问了一遍。

过了很久，久到沈渊以为对方已经走了，那头忽然传来一个声音。声音很轻，但异常清晰，像是说话的人把嘴唇紧紧贴着话筒，每一个字都用尽了全部的力气。

“细路，唔好再查落去。”

嘟——嘟——嘟——电话挂断了。

沈渊握着听筒站在原地。那个声音不是李兆亨的。是一个他从未听过的声音，沙哑、低沉、带着某种衰老的痕迹。但那个人的语气里没有恐吓，反而像是一种——恳求。

什么人会半夜打来电话，用恳求的语气让他不要再查下去？

一个知道内情的人。一个和父亲、彭志维、陆光远都有过交集的人。一个害怕他重蹈覆辙的人。

沈渊挂好听筒，在黑暗中坐了很久。然后他打开台灯，翻开父亲的遗信，目光最后落在那一行字上。

凝碧池。

他不知道这三个字背后藏着什么人。但他知道，如果自己不查下去，这个秘密会永远沉在维多利亚港底，连同父亲十年的流亡、母亲四十二分钟的绝望和那无数个在崩盘后倾家荡产的散户一起，被这个世界迅速而彻底地遗忘。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但这座岛上，只能站一个人。

他关上灯，等待天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