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同一个录像,两套剧本

护工推着轮椅把里奥送到三号手术室门口时,手术已经进行了四个小时。

手术室门上方的红灯还亮着,走廊里弥漫着消毒水和聚维酮碘混合的气味。里奥坐在轮椅上,后脑包着厚厚的纱布,左手还扎着留置针,医院的病号服套在他身上宽大了两个号,锁骨从领口里凸出来,像两根被海水冲刷过的礁石棱角。护工劝了他三次让他回病房休息,他三次都没有回答,只是把轮椅停在手术室正对面靠墙的位置,盯着门上那盏红灯。

他没有看到母亲被推进手术室的样子。护工只告诉他,今天凌晨四点左右,医院移植协调员接到通知,说有一颗匹配的心脏从北阿瓦隆州际医疗中心空运过来,血型和组织配型都和罗莎·马罗完全吻合。协调员打电话到家里,没有人接,最后打到了里奥的手机上。手机在警方证物袋里震动了六次,没有人接听。医院最终按照移植名单上的排序,把罗莎从家里接到了手术室。

也就是说,在他被霍夫曼警探盘问的时候,在他盯着维克多那条“里奥想杀我”的短信截图的时候,在他反复回想自己有没有说过那句话的时候——他母亲的胸腔正被打开,一颗新的心脏正从冰盒里取出来,被放进她身体里。

红灯灭了。

手术室的门从里面推开,一个穿着绿色手术服的女医生走出来,口罩挂在一边耳朵上,额头上还压着护目镜留下的红印。她的表情不是兴奋也不是沮丧,而是做完一台高难度手术后那种精疲力尽的平静。

“手术顺利,”她说,“心脏已经复跳,目前窦性心律,血压稳定。接下来七十二小时是排异反应的高危期,但她身体的耐受程度比我们预期要好。”

里奥张了张嘴,想说话,但嗓子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他最后只发出了一个很轻的音节,大概是一个“谢谢”的碎片。医生拍了拍他的肩膀,她拍的位置正好是他肩膀上那处被码头的铁皮货箱磨出的老茧。

母亲被推出来时,里奥只能从轮椅上勉强站起来看一眼。她脸上戴着呼吸面罩,锁骨下方贴着密密麻麻的监护电极,胸口正中裹着无菌敷料。她的嘴唇不再是那种死灰色的紫,而是变成了一种浅淡的粉色——他从来没有在母亲的嘴唇上见过这种颜色。那是一个活人的嘴唇应该有的颜色。

护工推着罗莎进了心脏外科重症监护室,里奥被拦在玻璃门外。他把轮椅挪到离玻璃门最近的位置,透过那层玻璃看着母亲胸腔在呼吸机的作用下规律地起伏。监护仪上的数字跳动着,每一种数值都在正常范围之内。他开始计算:如果母亲能撑过七十二小时排异高发期,如果能熬过抗排异药的适应期,如果心脏功能恢复良好——那么她至少还能再活十年。

二十万的手术费账单在母亲进手术室之前就送到了医院财务部,付款方是三叉戟海事基金会,备注栏写着“专项医疗援助”。里奥没有见过这个基金会,但他认识“三叉戟”这个图案。科尔的名片上是这个图案,深红色信封的火漆印上是这个图案,维克多皮包里掉出来的赌注记录上也是这个图案。二十万,夫人承诺的条件是“撑到第八回合”,他撑到了,手术费也付了。和信封里那张烫金卡纸上写的条款一模一样。

但维克多死了。

而警方认为是他杀的。

重症监护室的玻璃门上倒映出一个影子,是霍夫曼警探。他今天换了一件灰色西装,公文包换成了一个更大的棕色皮包,看起来比昨天正式得多。他走到里奥轮椅旁边,没有坐下,而是把一只手搭在走廊墙面的扶手上,低头看着坐在轮椅里的里奥。

“你母亲手术很成功?”他问,语气比昨天在病房里柔和了一些,但依旧不带什么感情。

“医生说心脏复跳了。”里奥说,没有转头看他。

“那就好。”霍夫曼沉默了两秒,然后把皮包放在旁边的椅子上,从里面抽出一份文件,纸张的厚度比昨天那些照片厚得多。“马罗先生,我理解你现在的情况很复杂,但我必须正式通知你——维克多·萨维奇的毒理学报告已经出来了。他的血液里检测出了琥珀酰胆碱残留。”

里奥第一次听到这个词。

“那是什么?”

“一种肌肉松弛剂,静脉注射后会在极短时间内造成全身骨骼肌麻痹,包括呼吸肌。中毒者在意识完全清醒的情况下无法呼吸,无法动弹,直到窒息死亡。”霍夫曼把毒理学报告的复印件放在里奥膝盖上,“这种药物的代谢速度极快,常规条件下在血液中只能检测到极微量的残留。法医在维克多的血样里找到了浓度高于正常值的琥珀酰胆碱及其代谢物琥珀酸单胆碱。结论是:死者在比赛前或比赛中被人静脉注射了这种药物。”

里奥低头看着膝盖上的报告,那些化学分子式对他来说和天书没有区别,但报告下方用红笔画圈的结论行他可以看懂:“死因:急性呼吸衰竭,由琥珀酰胆碱中毒所致。方式:他杀。”

“这不是我干的。”里奥说。

“我在告诉你证据在说什么,不是在问你干了什么。”霍夫曼把另一张纸也抽出来放在报告上面,这是一份通话记录的打印件,上面用荧光笔标注了若干个数字和时间戳。“这是你的手机通话记录。在你和维克多比赛前三天,你给一个号码打过三次电话。这个号码的机主是一个叫科尔的人,全名科尔·格雷夫斯。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信息,格雷夫斯是三叉戟海事会的副总经理,也是旧屠宰场地下拳赛的主要组织者之一。你和他是怎么认识的?”

“他给了我第一场比赛。在屠宰场。”

“他有没有给过你任何药物、注射器或者任何看起来像医疗用品的东西?”

“没有。”

“他有没有在比赛前告诉你要‘教训’一下维克多,或者暗示你要让他付出代价?”

“没有。他只说对手很难打,让我做好防守。”

霍夫曼把通话记录收回去,从皮包里又掏出一张新照片。照片上是一个透明的密封袋,袋子里装着一支没有标签的小号注射器,针头盖还在,管壁上残留着少量透明液体。照片下方的手写标注写着:“在被告人更衣室储物柜内发现。”

“今天上午,警员对你的个人储物区域进行了合法搜查。在旧屠宰场更衣室编号K7储物柜——那是你赛前使用的柜子——的底部夹缝里,找到了这支注射器。”霍夫曼说,把照片放在里奥膝盖上,和毒理学报告叠在一起,“注射器里的液体残留正在进行成分分析,初步检测结果显示含有与维克多血样中同源的物质。”

里奥看着那张照片,看着那个储物柜的编号K7。他赛前确实用了K7柜子,在里面放了自己的连帽衫和水瓶。他打开柜门的时候里面是空的,锁上柜门的时候里面只有他的衣服和瓶子。没有人比他更清楚自己没有把任何注射器放进那个柜子里。但他也知道,那个柜子上的锁是一把极其廉价的密码挂锁,任何一个在码头混过的人都可以在十秒之内用一把扳手撬开它,或者在锁上之后重新设置密码。

“这不是我的。”里奥说。

“指纹识别还在进行中。不过我要提醒你,马罗先生,就算是现在,针对你的间接证据已经足够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提起正式指控了。”霍夫曼把照片收回去,把文件整理好放回皮包,动作一丝不苟,“威胁语音、比赛监控、死者手机里的未发送短信、死者水瓶上的指纹、你更衣室柜子里的注射器——这些东西叠加在一起,你觉得法官和陪审团会怎么看?”

里奥没有回答。他的目光穿过重症监护室的玻璃,落在母亲床边那台监护仪上。绿色的心率波形一上一下,稳定而规律。那是二十万欧斯顿币买回来的波形,每一跳都踩在他心脏的另一端。

“我可以申请逮捕令。”霍夫曼说,声音压得很低,像是在给里奥一个人情,“但我看到你母亲现在的情况,我愿意给你二十四小时。这段时间你可以联系你的律师——如果你有律师的话。如果你没有,法院会给你指定一个公设辩护人。”

他走到电梯口时又回过头来,和昨天走出病房时做了同样的动作。但他的目光这次落在里奥轮椅旁边的重症监护室玻璃上,落在里面那个刚做完心脏移植手术的女人身上。

“马罗先生,”他说,“如果你真的在乎你母亲,就不该让她看着自己的儿子被告上法庭。”

电梯门开了,霍夫曼走进去,不锈钢门在他身后合上,把走廊重新还给里奥和监护仪微弱的滴滴声。

接下来的十个小时里,里奥在母亲的病房和医院的法律援助咨询室之间来回跑了三趟。第一趟,值班社工告诉他公设辩护人的排队时间大概是四到六个工作日,而他的案子如果按目前警方递交的证据量来看,传讯可能在后天。第二趟,一个义务律师志愿者帮他查了私人刑事辩护律师的收费标准,最低报价是每小时三百五十欧斯顿币,预付款两万起,相当于里奥在医院账户里仅剩的存款的四倍。第三趟,他连跑到了走廊尽头的公用电话前,拨通了科尔名片上的号码。

电话接通了,但接的人不是科尔。是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说话很客气,像是在念一份培训手册上的标准应答:“三叉戟海事会所,格雷夫斯先生目前不在办公室。请问您是会员吗?”

“我叫里奥·马罗。科尔知道我是谁。”

电话那头安静了大概三秒钟,然后是键盘敲击的声音。“很抱歉,马罗先生,我没有在会员名单和预约访客列表里查到您的名字。如果您有业务需要,我可以帮您转接到总机语音信箱。”

“我不是会员。我是拳手。”

“很抱歉,我们目前没有拳手这个类别的查询权限。”女人的声音仍然客气得无可挑剔,但客气的另一面是一堵用礼貌砌成的墙。“再见,马罗先生。”

电话挂断了。里奥捏着话筒站在走廊里,公用电话的黄色塑料壳上被人用圆珠笔画了一根歪歪扭扭的中指涂鸦,指尖方向对着墙角的垃圾桶。他把话筒放回底座,在走廊里站了大概一分钟,然后下楼去了码头。

他需要找一个人。

那个人叫莉迪亚·卡斯特罗,是铁港市最边缘的独立刑事律师,他的办公室不在市中心的法律区,而是在码头和工业区交界处一栋六层旧楼的顶楼。里奥之所以知道这个人,是因为三年前他曾帮这位律师搬过一次办公桌——那是一次码头上的零工,这位律师付了二十块搬桌子的钱和一杯自动贩卖机的咖啡,另外跟他说了一句他记到现在的话:“你那个年纪就该在阳光下挥拳头,不是为了钱,是为了爽。”

莉迪亚的办公室门牌写着“卡斯特罗刑事辩护事务所”,但门上的字母掉了两个,变成了“卡斯特 刑事辩护 事 所”。里奥推开门,里面是一间被文件和书籍塞得几乎没有站脚地方的办公室。窗台上养着一盆枯了一半的虎尾兰,桌子后面坐着一个四十多岁的高个女人,头发用一支铅笔随意地挽在脑后,西装外套搭在椅背上,袖口卷到手肘,露出小臂上一条从手腕延伸到肘弯的旧伤疤。

莉迪亚看到他头上的纱布和手上的留置针,没有问“你怎么了”,而是直接说:“我在新闻上看到你了。旧屠宰场那个案子,死者叫维克多·萨维奇。”

“他们觉得是我杀的。”

莉迪亚示意他坐在桌子对面的折叠椅上,把桌上一堆文件推到一边。“你杀了吗?”

“没有。”

“我不在乎你有没有杀。”莉迪亚把手肘撑在桌上,身体前倾,“我在乎的是警方对你手里的证据做了什么。你跟我说一下,从头开始——你什么时候第一次见到维克多·萨维奇,你们之间说过什么话,比赛当晚从你踏进屠宰场到你后脑撞上铁梁之间每一个细节。什么都不要漏。”

里奥从第一张贴在码头水泥墙上的招募贴纸开始讲,一直讲到霍夫曼今天下午给他看的那支注射器照片。他说了整整四十分钟,莉迪亚中间只打断了他三次,每次打断都是为了确认一个细节的时间点。她听的时候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细长的薄荷烟,烟灰缸是一个旧咖啡杯,里面已经堆了半杯烟蒂。

等里奥讲完,莉迪亚把烟掐灭,拉开抽屉拿出一台厚重的笔记本电脑,翻开机盖敲了几下键盘,然后把屏幕转向里奥。

“看一下,”她说,“我通过独立媒体关系搞到了屠宰场当晚的监控数据。警方拿到的是固定摄像头版本——就是挂在笼子上方和入口处的那些标准监控器。但是我拿到了另一个角度的录像,来自一个反非法博彩的独立记者,他当晚混在底层散客里用手机偷拍的。”

屏幕上出现了一段画面,拍摄角度是从挑台右侧的底层看台往上斜拍的。画面里能看到整个铁笼的全貌,以及挑台上那些人的侧面轮廓。录像拍到第四回合结束时,可以看到挑台角落里有一个穿深色衣服的人——不是黑帽女人,不是科尔,而是一个之前里奥没注意过的男性身影——正低头往一个黑色皮包里塞着什么东西。

“你看到这个没有?”莉迪亚用笔尖点了点屏幕。

“他是谁?”

“我不知道。但他在你的比赛进行到第三回合时就离开了挑台,走的方向是通往后台更衣室的那条走廊。”莉迪亚把视频暂停,拉回时间轴重新放了一遍,“另外,你看一下这个视角下的维克多。”

里奥盯住屏幕。在这个手机偷拍的视角下,维克多从第四回合开始后的状态和固定监控里呈现的不太一样。固定监控的分辨率有限,加上卤素灯的高对比度光线,让维克多的面色和反应都显得相对正常。但在这个稍微偏暗、没有补光的手机录像里,可以清楚地看到维克多在第五回合开始前靠在笼子角落里,两个肩膀一起一伏地耸动,像是在调整呼吸,但从他额头的反光来看,他正在大量出汗。而且他甩头甩了两次,不是打斗后的自然反应,而是像在对抗某种视觉上的障碍。

“你看这里,”莉迪亚把画面放大,像素块变得模糊但依然能分辨出大概的轮廓,“他的瞳孔——在这个手机拍的光线下,他的瞳孔大得不太正常。卤素灯很亮,正常人瞳孔应该收缩。他的瞳孔几乎把虹膜都吞掉了。”

“是药物?”

“我现在没法下结论。但如果法医毒理报告提到琥珀酰胆碱,那问题就不是他有没有被下药,而是什么时候下的,以及谁有机会下。”莉迪亚把笔记本电脑合上,用铅笔重新拢了一下头发,“警方现在拿着一个完美的证据链来找你:你有动机——你母亲需要手术费,而维克多的死让你拿到了二十万;你有行为证据——你的语音威胁,你的第五回合表情,你的指纹出现在他水瓶上;你有物证——你更衣室柜子里的注射器。他们甚至不用证明你是怎么下药的,只需要让陪审团相信这些证据拼起来只有一种解释。”

“但这不是唯一的解释。”里奥说。

“我知道。”莉迪亚站起来,走到窗边,看着外面港口的夜色,“问题是,证据本身从来不说话。是人在替它们说话。如果同一个监控画面可以被警方解读成‘攻击意图强化’,被一个拿着手机的独立记者拍出另一种可能——那支注射器上的指纹能不能讲两个故事?那条语音是不是经过剪辑或合成的?那些赌注记录上的数字和你的二十万之间到底是谁在付谁的钱?”

她转过身,靠在窗台上,抱着手臂看着里奥。“我现在不想接你的案子,因为我没有钱。”她直话直说,“但我可以告诉你一个规律:潘多拉——如果你说的三叉戟俱乐部就是那个叫潘多拉的组织——他们的做事方式从来不是消灭证据。他们制造证据。他们不是把现场清理干净,而是让现场充满证据,每一条证据都指向他们选中的替罪羊。你只是他们选中的一个人。”

“那你认识能帮我的人吗?”

“你现在需要的不是一个厉害的律师,”莉迪亚把椅子上的西装外套拎起来穿上,从抽屉里拿出一把车钥匙,“你现在需要的是一双和警方看同一段录像但看出不同东西的眼睛。而整个铁港市,只有一个人能做到。”

“谁?”

“你先休息,明天早上来我办公室。”莉迪亚没有直接回答,只是把车钥匙装进兜里,“今晚我会打几个电话。但如果我的猜测是错的,明天我会直接告诉你去认罪协议。如果我的猜测是对的——你母亲刚换了心脏,而你正被他们当成了另一具心脏的替罪羊。两件事之间或许有某种关联,只是我们现在还看不见。”

她走到门口,关灯之前回头看了里奥一眼,办公室的光线只剩走廊里漏进来的一线黄色灯光,把她半张脸照亮了。

“有一点我可以确定,”她说,“维克多在倒地之前跟你说的那句‘这不是我的剧本’,是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分钟里说出来的唯一的真话。而如果连一个马上要死的人都不在自己的剧本里,你现在站的位置,也绝不会是你自己选的。”

灯灭了。走廊里的声控灯也暗了。里奥站在黑暗的办公室里,窗外的港口灯火阑珊,远处货轮的红色尾灯在夜色中缓慢移动,像一颗沿着海平面拖行的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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