剥皮匠的照片在里奥的口袋里揣了整整两天，他没有给任何人看，也没有去打那个熟悉的号码问科尔为什么。他知道问出来的答案要么是谎话，要么是真话，而真话很可能比谎话更难消化。
第三天上午，他去了圣约瑟夫公立医院。母亲的心脏彩超排在这天十点半，他提前一个小时到，站在医院大厅的自动挂号机前，把六万块现金从牛皮纸信封里倒出来，一张张塞进机器的进钞口。机器数了很久，屏幕上跳出一行字：“预付款已缴，余额：八千欧斯顿币。”他盯着“八千”这个数字看了大概五秒钟，然后把机器吐出来的收据折好，放进口袋里和那份心电图报告放在一起。
轮到母亲做检查时，里奥站在彩超室门外，透过门上的小玻璃窗看到母亲躺在检查床上，胸腔上涂了透明的耦合剂，探头压在她肋骨间移动，监视器上那个模糊的心脏影像在一张一缩地跳动，像一只被攥在拳头里的小动物。医生出来时表情没有太大变化，只说了一句：“等移植名单通知，保持电话畅通。”
保持电话畅通。也就是说，除了等，什么都做不了。里奥把母亲送上回家的出租车，自己没上车，说还要去码头接个晚班。出租车开走后，他站在医院门口，摸了摸另一个口袋——那里装着科尔给他的信封，里面剥皮匠的照片背面写着：第五回合，击倒，见血。
他沿着医院外墙走了大概两百米，拐进一条没有路灯的巷子，靠在墙上给科尔打了电话。
“剥皮匠上次不是被我打倒了么？”他问，没有寒暄，没有绕弯。
科尔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他恢复得不错。”
“那场比赛你想让我怎么打？”
“信封里写了。”
“我知道信封里写了。我想知道为什么。”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很轻的叹息，不是不耐烦，更像是老师在面对一个问了太多问题的学生。“你来打，还是不打？”
里奥捏着手机，指节发白。他想到母亲在彩超机上的心跳影像，想到医院大厅那个数字“八千”，想到德文在更衣室里对他说的那句话——“你只是他的工具。”但他也想到，自己还差八千块，而母亲的移植手术后续至少还需要十几万的抗排异药费和康复治疗。他现在的处境和两周前第一次踏进屠宰场时没有本质区别，唯一的区别是他已经踩进去了。
“我打。”他说。
周三晚上十点，旧屠宰场的铁笼周围比平时多了一些人。底层的赌客照样挤在铁丝网外面，但挑台上多出了三把新椅子——深棕色真皮高背椅，坐垫比科尔坐的那把还要厚。椅子上坐了三个人，两个男人一个女人，年纪都在六十岁上下。两个男人一个穿深灰色双排扣西装，另一个穿着休闲夹克，但手腕上的表在卤素灯下反射出一道冷蓝色的光。女人戴了顶黑色宽檐帽，面纱遮住了她半张脸，只露出一张嘴唇和下巴线条分明的下半部。
这三个人出现时，全场的气氛有了些微妙的变化。科尔站在挑台一侧，没有像平时那样坐在中间。二楼的几个常客也收起了打火机和烟盒，手都规矩地摆在膝盖上。
里奥在笼子外面热身时瞄了一眼挑台上的黑帽女人。她正端着一杯没有动过的香槟，坐姿笔直，像一尊雕塑。里奥看不清她的眼睛，但他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感到她的目光越过面纱和铁笼，正落在他后背上——不是一个女人看一个男人的目光，而是某种更冷的东西，像是观测站里盯着气象图上的低压气旋的科学家。
笼门锁上之后，剥皮匠从对面走了出来。
他看起来和上一场确实不一样了。不是外形上的变化，而是神态。上一场剥皮匠看到里奥时嘴角是带着笑的，那种笑是一个老手对一个新手的轻蔑。但今晚他脸上没有笑，连嘴角那道疤痕都绷得直直的，眼睛里的血丝比上次多了不少，眼底下的黑眼圈像两团墨迹。他走上帆布地面时步伐很稳，但在里奥对面站定之后，两人的目光对上了大概两秒钟，剥皮匠的喉结动了一下。
里奥认得这个动作。码头上有句老话叫“拳怕少壮，棍怕老狼”，但真正的铁港老工人还会在后面加半句：“喉咙一动，心里在抖。”
第一回合开始后，剥皮匠没有像上次那样猛冲。他绕着笼子踱步，步伐节奏比上一场慢了整整一拍。里奥试探性地出了三记刺拳，剥皮匠都躲开了，但躲得幅度很大，像是在躲避更重的拳头。这不是正常反应。一个经验丰富的地下拳手不会对一个刺拳做出这么大的防守动作，除非他对自己的反应速度已经失去了信心。
里奥在第一回合后半段加快了节奏。他用一记前手虚晃骗剥皮匠抬高了防守，然后右摆拳擦过了对方的左侧太阳穴。这一拳没有打实，只是指关节蹭到了头皮，但剥皮匠整个人往右踉跄了两步，手臂张了一下才重新找回重心。
观众席上有人开始骂骂咧咧，大概是押了剥皮匠赢的赌客。但挑台上那三个人依然一动不动，黑帽女人端着香槟的手还是原来的高度，连杯沿的倾斜角度都没变。
第二回合，里奥没有急着进攻。他在笼子边缘移动时注意到一个细节：剥皮匠每次换气时，右鼻孔翼会剧烈地翕动一下，像是那条气道在某处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他的出拳力量也比上一场弱了不少，有两拳打在了里奥的肋骨上，里奥硬吃了，但疼痛程度远低于预期。
他开始想，剥皮匠到底“恢复”了什么。
第三回合，剥皮匠的体力开始明显下滑。他的拳头落点越来越低，有几次打在里奥的腰带上——这在黑拳笼子里不是违规，但通常意味着拳手已经没法精准瞄准更高的部位了。里奥在回合末段把剥皮匠逼到笼子一角，连续打出五记身体击打，每一拳都落在两侧肋骨和肝区附近。剥皮匠蜷缩着护住身体，背靠在铁丝网上，铁网随着每一次击打哗啦作响。
第四回合开始前，里奥靠在笼子另一侧喘气时，余光扫到了二楼科尔的方向。科尔正侧身对黑帽女人说话，嘴唇几乎不动，只有手指轻轻敲着扶手。黑帽女人听完后，微微点了一下头，幅度小到如果不盯着看根本注意不到。
里奥的胃里翻了一下。
他忽然想起德文说过的话：“他们让你赢，不是因为你够强，是因为有人写了你赢。”今晚那张信封里写的条件是第五回合击倒见血，也就是说，至少在第五回合之前，这场比赛不会结束。剥皮匠之所以还能站在笼子里，不是因为他的实力撑到了现在，而是因为包厢里有人需要他撑到第五回合。
这意味着剥皮匠今天上场之前就知道了结局。
也意味着剥皮匠现在的每一次倒地、每一次挨拳、每一次呼吸困难的翕动，都是提前被写进剧本里的一部分。他不是在跟里奥打这场比赛，他是在用自己的身体执行一份合同。
第五回合的铃声响了。
里奥走到笼子中央，剥皮匠也走了过来，脚步已经有些拖地了，帆布上蹭出两道歪歪扭扭的印子。两个人面对面站了大概三秒，笼子外面的喧闹声渐渐沉下去，像是有人把音量旋钮拧小了。里奥看到剥皮匠的眼睛里有一种奇怪的光，不是恐惧，也不是愤怒，而是某种类似于疲惫的恳求。
剥皮匠的嘴唇张了一下，发出了一个几乎听不到的音节。
“打。”
里奥愣住了。这个声音和光头宣布比赛开始时完全不一样，像是一个人用尽最后一点力气从喉咙里挤出来的请求。
然后剥皮匠用左脚向前迈了半步，把手垂到了腰两侧，把肝区完全暴露在里奥的右拳前方。
看台上有人在大喊“站起来打”，有人把空的塑料杯扔进笼子。里奥的右手握着拳，指节上的茧子在汗湿的掌心里被泡得发软。他知道这一拳应该打出去——比赛要求第五回合见血，这一拳打上去，血会从剥皮匠的鼻子里流出来，或者从嘴里咳出来，任务就完成了。他就可以翻倍拿钱，回家，等母亲的移植通知。
但他没有出拳。
他退了半步。
剥皮匠的眼神在那半步里变了。从请求变成了疑惑，从疑惑变成了某种里奥读不懂的东西。然后剥皮匠突然自己动了——他上前一步，脑袋猛地往前一顶，额头直接撞在了里奥的眉骨上。这一下不是击打，更像是一种绝望的表演，他把自己脆弱的额头交给了里奥的拳头覆盖范围之内，然后在里奥做出任何反应之前，借力往后弹开，后背着地摔在帆布上，鼻梁在撞击中出了血，淌过嘴唇流到下颌。
全场哗然。
里奥站在笼子中央，右手仍然没有打出去。剥皮匠倒在帆布上，鼻血染红了帆布上那个深褐色的旧印子。他没有起身，但也没有拍地投降，只是仰面躺着，胸口剧烈地起伏。
裁判读秒读到十，剥皮匠没有站起来。胜负已分，但不是按照剧本来的。包厢里那三个人第一次有了反应。双排扣西装的男人侧头看了科尔一眼，目光像一把没有声音的裁纸刀。黑帽女人把手里的香槟杯放下了——这是她今晚第一次放杯子，杯底搁在大理石台面上，发出一声沉闷的、细微的磕响。
比赛结束后，里奥在更衣室收拾东西时，科尔推门进来了。
他没有带信封。没有带钱。他把门关上，背靠着门板，看了里奥很久，然后说了一句里奥没有预料到的话。
“你今晚让很多人亏了钱。”
“我没有违反规则。”里奥把连帽衫往身上套，动作没停，“他倒了，我赢了，第五回合，见了血。一切都在你的信封里。”
科尔从西装内侧掏出一个新的信封，厚度和之前的不一样。这次是一个深红色信封，纸张质地更好，封口上印着三叉戟图案的烫金火漆印。他把信封放在长凳上，推到里奥手边。
“这是什么？”
“包厢里那位夫人的邀请。”科尔说，“她今晚没有赚到预期的数字，但她觉得你不按剧本来的表现本身比剧本有意思。”
“她是谁？”
“她的名字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开了一个新条件。”科尔敲了敲信封，“你的对手是个退役职业拳手，在三个州拿过金腰带，退役后走错了路欠了俱乐部一笔钱。他比你高半个头，臂展比你长十公分，目前地下战绩全胜。如果你能在笼子里撑过八个回合，夫人愿意一次性付清你母亲全部的手术费——包括移植和后续五年的抗排异药物。总共二十万。”
里奥的手指停在拉链上，动作僵住了。二十万。全部。一次付清。这个数字像一把钥匙，准确地插进了他心脏上那个最窄的锁孔里。
“如果我没有撑过八个回合呢？”
科尔把门推开了一条缝，外面的冷光从他肩膀上漏进来。他回头看了里奥一眼，和两周前在笼子外面做的那个手势一样，捏起拇指和食指，像是捻了一下什么东西。
“那你母亲的等待时间，就没有意义了。”
科尔走出去之后，里奥拿起长凳上的深红色信封，拆开火漆印。里面没有照片，只有一张和上次类似的卡纸，纸张更厚，烫金的字更精致。上面写着：
“第八回合。不要求击倒，不要求见血。只需要你在笼子里站到第八回合结束。如果失败，奖金清零。如果你试图认输或拍地投降，合约自动作废。签名视为同意。”
卡纸下方还有一行手写的补充，字体很工整，是女人写的：
“你今晚没有打出那拳，说明你是一个有想法的人。我想看看你的想法能不能撑八回合。”
落款处没有签名，只有一个印上去的三叉戟图案。
里奥把卡纸翻过来，背面是一片空白。他把卡纸和母亲那张写着“心功能持续恶化”的心电图报告一起摊在长凳上。两张纸在卤素灯的照射下反射出不同的光泽，一张是烫金的奢华，一张是医院的廉价复印纸。但两张纸上都写着同一个东西：他的倒计时。
更衣室门外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和底层赌客的叫骂声，大概是刚才押错注的人在闹事。里奥没有理会，他把两张纸收好，关了更衣室的灯，从后面的消防通道离开了屠宰场。
走到码头大道上时，他掏出手机想给母亲打个电话，但解锁屏幕后看到的是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没有署名，只有一行字：
“德文昨晚在回家的路上被人打断了右手，现在在圣约瑟夫医院骨科三号病房。他说这是给他的警告。他说让我也警告你一声，但我觉得你会需要亲自去看看。”
里奥站在码头大道空无一人的路灯下，读完这条消息，握着手机的指节缓缓收紧。远处货轮再次鸣响汽笛，声音压得很低，像是从海面底下传上来的。
他把手机收进口袋，开始往圣约瑟夫医院的方向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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