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克在巴洛的房车里守到凌晨三点，最后被巴洛撵了出来。
“你待在这里没用，”巴洛站在房车门口，那把手枪别在腰带后面，晨衣的衣摆遮住了枪柄，“他们要是想动手，多你一个也不过多一具尸体。你女儿还需要你。”
弗兰克想说点什么，但巴洛已经把门关上了。这个老兵的固执像他军靴底下的老茧，厚得刀都切不动。
弗兰克开着他那辆雪佛兰离开了麋鹿拖车公园。走的时候他特意从公园后面的土路绕了一圈，确定没有人跟踪。那辆深蓝色轿车还停在入口处，车里的人似乎并不在乎被发现。这种明目张胆的监视让弗兰克感到不安——要么他们自信到不需要隐藏行踪，要么他们在故意制造压力，逼迫某些人做出错误的决定。
弗兰克回到家是凌晨四点。他的房子在费厄河县老城区一条种满橡树的街上，是他和已故的妻子在八十年代买的，白色的木质外墙已经斑驳，但门廊上的秋千还在，是凯瑟琳在世时最喜欢坐的地方。他没有开灯，摸黑走进书房，把巴洛那本黑色账本的复印件从随身带的包里取出，锁进了墙上的老式保险柜。保险柜里还有几样东西：他的退休金存折，凯瑟琳去世前写给他的最后一封信，以及一张他和巴洛在军中服役时的合影。照片上的他们穿着陆战队的迷彩服，站在一辆军车旁，脸上挂着年轻人才有的那种没被生活揍过的笑容。
他关上保险柜，坐在皮椅上，盯着天花板上一个水渍留下的印子。爱丽丝。他们念出了爱丽丝的名字。弗兰克的独生女，二十九岁，刚从费厄河县公设辩护人办公室辞职，进了莫里森与克莱因律师事务所，专做行政诉讼。她继承了母亲的容貌和父亲的倔脾气，是弗兰克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还在乎的活人。
他拿起电话，按下了女儿的号码，但在拨通之前又挂掉了。凌晨四点打过去只会让她担心。他需要先睡一觉，让脑子冷却下来。但弗兰克知道，在天亮之前，他不可能睡着。
天亮之后，事情发展得比他预想的更快。
上午九点四十分，弗兰克正在厨房里冲第三杯速溶咖啡时，手机响了。屏幕上显示的是巴洛的号码。弗兰克接起来，听到的却是一个陌生的声音。
“请问是弗兰克·卡斯特拉诺先生吗？”那个声音年轻、礼貌、职业化，像殡仪馆的接待员。
“我是。”
“我是费厄河县警局的霍顿警探。我们在雷蒙德·巴洛先生的住所发现了您的联系方式。我很遗憾地通知您，巴洛先生于今天早上被发现死于其住所内。初步判断死亡时间为凌晨四点到六点之间。”
弗兰克握着手机的手没有抖。这不是他第一次接到死讯通知，在重案组那些年里，他至少打过上百个类似的电话。但此刻，他感觉自己的胸腔里有什么东西正在缓慢地、不可逆转地碎裂，像一块被冻透的玻璃。
“死因？”他的声音听起来不像自己的。
“目前还在调查中。表面看起来是自缢。我们希望能请您来一趟，协助我们了解死者生前最后几天的状况。”
弗兰克答应了，挂断电话。他把咖啡杯放在水槽边，双手撑着台面，低着头站了很久。厨房的水龙头在滴水，每一声都像一只小小的锤子敲在他的神经末梢上。
巴洛不会自杀。这是弗兰克在前往麋鹿拖车公园的路上不断对自己重复的话。一个在战场上挨过弹片、在退伍后与联邦官僚系统死磕了两年半的人，不可能因为几个穿制服的人敲了敲他的门就跑去上吊。更何况，昨晚巴洛眼睛里那种平静，不是绝望的平静，是一个士兵在壕沟里等待冲锋号时的那种平静。
麋鹿拖车公园的入口处停了四辆警车和一辆法医鉴定车。黄色的警戒线围住了巴洛的房车和周围的砾石地面。弗兰克停好车，向现场的年轻警员出示了自己的退休证件。那名警员犹豫了一下，最终让他进去了。
房车门敞开着。
巴洛的身体还吊在那里。一根登山绳从房车天花板的金属横梁上穿过，套住了他的脖颈。他脚下是一把踢翻的折叠椅。穿着白色防护服的技术人员在拍照、采集指纹、测量各种数据。空气中有一股甜丝丝的异味，那是死亡现场特有的气味，混合了人体的排泄物、汗水和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化学物质。
霍顿警探是个三十出头的男人，戴着一副无框眼镜，看起来更像是图书馆管理员而不是刑警。他翻着手中的记录本，用一副公事公办的语气向弗兰克汇报情况。
“死者的邻居在早上七点半左右经过时，透过车窗看到房车内的异常景象，随即报警。我们在现场发现了一封遗书，放在桌上，用啤酒罐压着。内容大概是他对生活感到厌倦，无法承受长期与政府机构的纠纷带来的精神压力。”
“遗书？”弗兰克的声音忽然变冷，“我可以看吗？”
霍顿犹豫了一下，从记录本下面抽出一张装在透明证物袋里的纸。纸上的笔迹确实像巴洛的，但弗兰克注意到一个细节——巴洛用的是打字机。他昨晚还在用那台老式打字机敲文件，而这个所谓的遗书是手写的，字迹虽然像，但字母“t”那一横的倾斜角度不对。巴洛写“t”时总是用力过猛，在横线末端留下一个微微上挑的小勾。这封遗书上没有。
“这不是他写的，”弗兰克说，把证物袋还给霍顿，“而且他也不叫雷蒙德·巴洛。他的全名是雷·J·巴洛，中间名J代表乔瑟夫。任何正式文件上他都签R.J.巴洛。如果一个要自杀的人写遗书，他不会用自己从不使用的正式名。”
霍顿的表情没有变化，但他的眼神闪了一下，像是在内心深处按下了某个标记键。“卡斯特拉诺先生，感谢您的观察。我们会把这些纳入调查范围。”
弗兰克知道这句话的潜台词：纳入调查范围，然后被遗忘在档案柜的最底层。
他在被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查看了现场。那本黑色账本不在暗格里了。弗兰克昨晚藏进去的笔记也不见了。巴洛的手机被装进了证物袋，屏幕碎裂，像是被人踩了一脚。而巴洛昨天早上在规划局门口捡到的那三枚硬币——二角五分、一角、一美分——被整齐地排列在电视机顶上，排成一行，像一个小小的墓碑群。
二十三美分。二十三条人命。
弗兰克走出房车时，看到拖车公园外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张熟悉的面孔。灰色风衣，中等身材，戴着一副老式金框眼镜。是那个昨天在县政府广场上跟巴洛撞了个满怀的男人。他站在人群最外层，既不像好奇的围观者，也不像匆忙的路人。他站在那里，像是在确认某件事情已经完成。
弗兰克朝他走过去。那人看到弗兰克逼近，转过身，快步朝公园出口走去。
“站住。”弗兰克的声音不大，但带着一种警察特有的威慑力。
那个人停下了。他没有回头，肩膀微微耸起，像一只被逼到墙角的老鼠。
弗兰克走到他面前。近距离看，这个人的年纪在四十二岁左右，左眼下面有一块淡淡的淤青，像是最近受过伤。风衣的前襟有一片深色的污渍，是咖啡留下的痕迹。
“你认识巴洛？”弗兰克问。
那个人咽了口唾沫。“不……不认识。我只是路过。听收音机里说这里出了事——”
“你昨天早上撞到了他。在县政府广场。我的记忆力还不错。”
那个人愣住了。他张开嘴，露出有些发黄的牙齿，似乎想辩解什么，但最终只是摘下眼镜，用手帕机械地擦拭着镜片。这是典型的逃避行为，弗兰克在审讯室里见过无数次。
“你叫什么名字？”
“亨利·米勒。我在县审计办公室工作。”
“审计办公室。”弗兰克重复道，“你昨天为什么会在县政府广场？”
米勒的手开始发抖。他把眼镜重新戴上，但镜片歪了一点，他没有调整。“我……我只是去送一份报告。”
“你错过了公交车。那辆后来出了车祸的公交车。因为巴洛撞翻了你手里的咖啡。”
米勒的脸色骤然变得灰白，像一块被揉皱的旧报纸。他看着弗兰克，嘴唇翕动了几下，发出一些破碎的音节，然后忽然转身，用一种近乎逃跑的速度消失在了街道拐角。
弗兰克没有追。他站在原地，看着米勒的背影消失，脑子里的拼图正在一块一块地重新排列组合。亨利·米勒，县审计办公室。一个因为三秒钟的巧合而逃过一死的审计员，和一个因为两年来坚持讨要说法而被灭口的老兵。这两者之间如果存在联系，那联系点只能在审计办公室的数据里。
他掏出手机，翻到一个久未联系的号码。响了六声之后，对方接了起来。
“弗兰克？老天，我听说你退休之后就躲在车库里养鸽子了。”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粗哑但热络的声音。那是比尔·莫里森，费厄河县警局的老搭档，弗兰克退休后他还在重案组干，上个月刚升了组长。
“比尔，帮我查一个人。亨利·米勒，县审计办公室。我要知道他在审计办具体负责什么，经手过哪些项目。”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弗兰克，你现在是什么身份在问我这个？”
“一个朋友。一个刚死了朋友的退休警察。”
又是一阵沉默。然后比尔·莫里森压低了声音：“弗兰克，我劝你别管这件事。你猜不到今天早上谁往我办公室里打过电话。”
“谁？”
“局长本人。说巴洛的案子要谨慎处理，不要扩大影响。你明白‘不要扩大影响’是什么意思吗？就是让我们尽快结案，以自杀定性。局长从来不亲自过问具体的命案。”
弗兰克攥紧手机，指节因为用力而发出轻微的咔嗒声。河面上又传来一声汽笛，长而低沉，像一头垂死的巨兽发出的最后一声哀鸣。
“我只是查一个人，”弗兰克说，“不是查案子。”
比尔叹了口气。“明天中午之前给你消息。别让人知道是我给你的。”
“谢了。”
弗兰克挂断电话，站在拖车公园的砾石地面上，看着那辆法医鉴定车缓缓驶离。巴洛的遗体被装在一个黑色裹尸袋里抬走了，袋子的拉链在阳光下反射出一道刺目的光线。
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这双手曾经握过枪，写过无数份结案报告，也曾经在凯瑟琳的墓碑前放下过一束白玫瑰。现在它们空着，微微颤抖，不是因为衰老，而是因为一种被压抑到极致的愤怒。
巴洛手里曾经握着真相。现在真相被吊死在了房车的横梁上，和那个在战场上从未退缩过的老兵一起。但弗兰克知道，真相这种东西，从来不会因为被挂上绳索就停止呼吸。它会潜伏在黑暗里，等待另一双手把它重新拉出来。
他转身朝自己的车走去。
他口袋里的手机震动了一下。一条短信，来自未知号码。
“你在拖车公园问到的那个审计员，他活不过今晚。除非他闭嘴。你也是。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警告。”
弗兰克盯着屏幕上的字看了整整三十秒。然后他把手机放进夹克内侧口袋，发动了引擎。
他没有回家。他开车去了县审计办公室的方向。
那是上午十一点二十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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