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厄河县的春天总是来得很敷衍。
三月中旬，空气中还挂着去年冬天没散尽的寒气，像一层湿冷的塑料薄膜裹在皮肤上。雷·巴洛把那辆九四年的福特皮卡停在县政府广场的东南角，熄了火，却没有立刻下车。他坐在驾驶座上，透过挡风玻璃望着对面那栋浅灰色的三层建筑——费厄河县规划局。建筑外墙上挂着一条褪色的横幅，上面印着“建设更美好的费厄河”，边角已经被风吹得卷了起来，没人去管。
巴洛伸手摸了摸副驾驶座上那封牛皮纸信封。信封没有封口，里面装着三页纸的申诉信，是他昨晚用那台老旧的打字机一个字母一个字母敲出来的。他在信里逐条批驳了规划局要求他缴纳的那笔两千三百美元交通基建影响费，引用了联邦最高法院去年刚判下来的一个类似案例。巴洛不是律师，但他这辈子最大的优点就是认死理。在海军陆战队服役十二年，他学到的第一条准则就是：规则一旦确立，就应当公平地适用于每一个人，包括制定规则的人。
他推开车门，冷风立刻灌进领口。广场上没什么人，只有几只灰鸽子在长椅周围踱步，啄食着不知谁撒下的面包屑。巴洛朝规划局走过去，军靴踩在开裂的地砖上发出沉闷的声响。经过门口那个老旧的青铜邮筒时，他注意到台阶上有什么东西在晨光里闪了一下。
是一枚硬币。
巴洛弯下腰，把它捡起来。一枚二角五分的夸特币，还有一枚一角和一美分，总共二十三美分。硬币冰凉，上面沾着露水，大概是昨晚什么人掏口袋时掉出来的。巴洛把它们在掌心里翻了个面，随手揣进夹克口袋，然后推开规划局的玻璃门。
他并不知道，就在他弯腰的那几秒钟里，身后的广场上正在发生另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一个穿灰色风衣的中年男人正端着一杯刚买的黑咖啡穿过广场，走向公交站台。他叫亨利·米勒，四十二岁，在费厄河县审计办公室干了十六年，今天比平时早出门了十五分钟，因为他要去赶一份急着交的预算报告。米勒走得很急，没注意到从甜甜圈店里出来的人——巴洛刚才在那家店里买了一个糖霜甜甜圈，咬了一口发现糖霜硬得像塑料壳，随手丢进了门口的垃圾桶。而现在，巴洛正从那扇门里出来，转过身。
两个人撞了个满怀。
咖啡泼在米勒的风衣前襟上，褐色的液体迅速洇开，像一幅糟糕的抽象画。巴洛的后背也被溅了几滴，但军装夹克防水，他没太在意。
“老天！你没长眼睛吗？”米勒嚷道，声音尖厉，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
巴洛停下来，转过身看着米勒。他比米勒高出半个头，肩膀宽厚，虽然已经五十出头，但军人的骨架还在。他没有生气，只是平静地说：“抱歉，是我的错。赔你一杯咖啡。”
“我不需要你赔咖啡！”米勒扯着风衣的前襟，让巴洛看那片污渍，“我今天有一场重要的会议！你知道这件风衣干洗要多少钱吗？”
巴洛沉默了两秒钟。他从口袋里掏出钱包，抽出一张二十美元的钞票，递过去。“够吗？”
米勒愣住了。他看了看那张钞票，又看了看巴洛，嘴唇翕动了几下，最终一把抓过钞票，转身大步朝公交站台走去。他走得太急了，没有注意脚底下的裂缝，险些又绊一跤。
巴洛目送他走远，然后转身进了规划局。
柜台后面的女人叫佩吉，四十多岁，头发染成一种不太自然的棕红色，指甲上涂着已经斑驳的指甲油。她看见巴洛进来，脸上的表情就像看见了一盘回锅了三次的剩菜。
“巴洛先生，”佩吉叹了口气，甚至没有等他开口，“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次了，那笔费用必须交。这是县里的规定，不是你一个人能改的。”
“这是我的申诉信，”巴洛把信封放在柜台上，“我要求你们正式受理，并且给我一份书面的法律依据，说明为什么我的预制房屋需要承担与新建独栋住宅同等金额的基建影响费。我的房子占地面积不到六百平方英尺，对周边交通的影响几乎为零。”
佩吉没有碰那封信。她靠在椅背上，交叉双臂。“巴洛先生，你知道吗？你这个人真的很让人头疼。全县三千多户交了这项费用，只有你一个人在这件事上死磕。你觉得自己比所有人都聪明吗？”
“我不觉得我比谁聪明，”巴洛说，声音依然平静，但语气里多了一层不易察觉的硬度，“我只是觉得，对的事不会因为做的人少就变成错的。”
佩吉盯着他看了几秒，最终还是把信封拿过来，扔进了一个塑料文件筐里。文件筐上贴着一张标签，标签上写着“待处理”，但筐里的文件已经堆得快溢出来了。
“我们会看的，”她说，语气敷衍得像在打发一个上门推销的，“你可以回去了。”
巴洛没有动。“什么时候能有答复？”
“不知道，可能两周，可能一个月。看你运气。”
巴洛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放在柜台上。是那枚夸特币，二角五分。他用食指按住硬币，推到佩吉面前。“这是二十美分。加上我之前交过的二十三百美元，这是我欠你们的总数。”他直起身，“我不会再交任何钱，除非你们能拿出合法的依据。”
说完他转身走了出去。
佩吉看着那枚硬币，愣了半天，然后骂了一句脏话。
巴洛开车离开县政府广场的时候，亨利·米勒正站在公交站台上生闷气。他的风衣湿了一大片，咖啡渍已经开始发黏。他不停地看着手表，又看看街角那本该早已出现的公交车。八点十五分。八点二十分。公交车始终没有来。
他不耐烦地掏出手机，拨了办公室的电话。“我是米勒，公交车出了状况，我可能要迟到——”
他的话被一阵尖锐的刹车声打断了。
街角方向传来一声巨响，紧接着是玻璃碎裂的声音，然后是人的尖叫。米勒握着手机愣在原地，看着远处升起的浓烟。一辆失控的货运卡车撞上了停在十字路口的一辆公交车——正是他本该搭乘的那一班。
如果他没有被巴洛撞翻那杯咖啡，他现在就在那辆车上。
米勒的双腿发软，手机从掌心里滑落，摔在地上，屏幕碎裂。
当天下午，巴洛回到了他在麋鹿拖车公园的家。说是家，其实就是一辆一九七八年的清风牌房车，停在公园最角落的一块砾石地面上。他在车外搭了一个简易的棚子，棚子下面堆满了各种工具和零件。巴洛喜欢修东西，修旧收音机、修除草机、修邻居家小孩的自行车。手艺活能让他的脑子停下来，不去回想那些他不愿意回想的事情。
他拉开房车门，从冰箱里取出一罐啤酒，坐在门口的折叠椅上。夕阳正沉入远处的云层，把整个拖车公园染成一片不真实的橘红色。巴洛喝了一口啤酒，目光落在桌上那台老旧的电话答录机上。红色的指示灯一闪一闪，表示有未听信息。
他按下了播放键。
“雷，是我，弗兰克。”老朋友弗兰克·卡斯特拉诺的声音从扬声器里传出来，带着一种刻意压制的严肃。“我看了你寄给我的那些材料。那份交通流量的原始数据，你确定是从规划局内部拿到的？”
巴洛放下啤酒罐，身体微微前倾。
“听我说，”弗兰克的声音继续，“你今天下午不要出门，等我过来。我查到了一些东西。那份一九九八年的数据被人动过手脚，改动的人——雷，这背后不止是一笔两千三百美元的费用问题。这牵扯到费厄河大桥的扩建工程。你知道那座桥二〇〇一年塌了，对吧？二十三具遗体。”
答录机里沉默了几秒，只有弗兰克沉重的呼吸声。
“我今晚八点到你那里。在此之前，不要跟任何人提起这件事。”
信息播放完毕。
巴洛盯着答录机，脑子里飞速运转。他想起今天在规划局交申诉信时，佩吉反常的态度——她以前只会不耐烦地催促他交钱，但今天她的烦躁里多了一种别的情绪，一种巴洛说不清楚的东西。像是在害怕。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棚子下面的工作台前，从一个上了锁的铁盒子里取出一本黑色封皮的账本。这是两个月前一个匿名寄给他的。账本里密密麻麻记满了数字和缩写，巴洛花了好几周才破译出其中一部分——那是规划局内部的私下资金流水，每一笔都与所谓的“交通基建影响费”有关，但最终流向的账户，并不属于县财政。
巴洛握紧账本，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
他并不知道，此时此刻，一辆没有牌照的深蓝色轿车已经停在了拖车公园的入口处。车里的人熄灭了车灯，坐在黑暗中，耐心地等待着什么。
而弗兰克·卡斯特拉诺，正在七十英里外的公路上，握紧方向盘，把油门踩到了底。
夜幕像一张巨大的黑布，缓缓覆盖了费厄河县的上空。拖车公园里的路灯坏了大半，只剩下零星几盏在远处发出昏黄的微光。巴洛坐在房车里，将那本黑色账本塞进了夹克内侧的口袋，然后从橱柜深处摸出了一把点三八口径的左轮手枪。
他检查了弹仓，合上，放在膝盖上。然后关掉了房车里所有的灯，坐在黑暗中，听着窗外的风声和远处偶尔传来的狗吠。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八点差三分。
公路上终于出现了车灯的光柱，由远及近，颠簸着驶入了拖车公园的砾石路面。巴洛从窗帘的缝隙里往外看，辨认出了弗兰克那辆老旧的雪佛兰。他舒了一口气，正准备起身开门——
然后他听到了另一辆车的声音。
一辆深蓝色的轿车，没有开灯，正从公园的另一侧缓缓驶来，像一条在水面下滑行的鳄鱼。
巴洛的手指扣上了左轮的扳机。
但他还没有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一道刺目的白光突然从窗外射进来，不是车灯，而是一束手持强光手电筒的光，直直地打在他的眼睛上。巴洛本能地偏过头，余光里瞥见一个模糊的人影站在房车门外。那个人影穿着深色的制服，帽檐压得很低，遮住了大半张脸。
“费厄河县治安官办公室，”一个低沉的声音从门外传来，“雷·巴洛先生，我们接到举报，怀疑你涉嫌非法持有政府机密文件。请开门配合调查。”
巴洛没有动。他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七点五十八分。
弗兰克的车已经停在了三十码外，熄了火。车门打开，弗兰克的身影出现在车旁，但立刻被另外两个同样穿着制服的人拦住。
巴洛深吸了一口气，将那本黑色账本从夹克里掏出来，迅速塞进了橱柜底部的一处暗格里。然后他把左轮手枪放回橱柜，合上柜门，站起身，走到门前。
他打开了门。
门外站着三个人。为首的是一个巴洛从未见过的男人，身材高大，面色冷峻，胸前的徽章在强光下反着冰冷的光。他身后站着两个同样着制服的人，其中一个手里拿着一个打开的马尼拉文件夹。
“巴洛先生，”为首的男人说，嘴角挂着一丝几乎难以察觉的微笑，“我想我们需要谈谈。”
巴洛看着那个男人的眼睛，心里忽然涌起一种非常不好的预感。他在战场上见过这种眼神——那是猎手在捕获猎物之前的眼神。
风从费厄河的方向吹过来，带着河水的腥味和远处化工厂的酸臭。拖车公园里的狗忽然全都安静了下来，像是同时被什么看不见的东西掐住了喉咙。
那辆深蓝色的轿车，依然停在暗处，没有开灯，没有熄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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