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是在傍晚六点十分落下来的。
不是那种淅淅沥沥的小雨，而是东海地区特有的夏季暴雨，雨点密集得像有人在天上端着一口铁锅往下倒水。东和市的排水系统在三十分钟之内就宣告瘫痪，低洼处的街道开始积水，车辆驶过时溅起的水墙能泼到人行道上的行人腰间。
韩智浩坐在警署二楼专案组的会议室里，面前摊着三份文件。
第一份是技术科刚送来的金属牌材质分析报告。报告显示，金属牌的不锈钢材质属于市面上最常见的304型号，原材来源无法追溯。但加工痕迹的分析结果很有意思——打磨工具是工业级数控机床，加工精度达到了零点零一毫米的级别，这种设备整个东和市只有八家工厂拥有。技术科已经拿到了八家工厂的名单，正在逐一排查近半年的加工记录。
第二份是金成焕整理的监控排查报告。姜民硕案发当晚，樱丘区周边的十七条道路监控中有九条正常运转。排查组从总计四百多个小时的录像中筛选出了十一辆在案发时间段内经过该区域的车辆，其中七辆已经排除了嫌疑，四辆尚未联系到车主。灰色丰田卡罗拉在这十一辆之中。
第三份是韩智浩自己的笔记。他用了两天时间把朴正宇过去的案件卷宗翻了一遍——不是姜民硕案，而是朴正宇在警队时经手的那些案子。他翻到了一份五年前的旧卷宗，那是一起发生在东和市港区的抢劫杀人案，受害人是七十二岁的在日朝鲜裔老人李春植，案发时他正在自己经营的旧书店里值夜班。
那起案子的主办刑警是朴武德。
朴正宇的父亲。
韩智浩对那起案子有些模糊的印象。当时他刚进警署不久，还在巡逻组见习，没有直接参与侦查。但他记得那起案子后来闹得很大，因为李春植被认定是凶手，一审、二审都被判了死刑，但李春植和他的家人始终坚称无罪，说案发当天他有不在场证明。
他继续往下翻卷宗，看到了证人名单。关键证人有两个：一个是便利店的夜班店员，声称在案发时间段内看到李春植离开书店走向案发现场；另一个是在日朝鲜裔社区的一个中年男人，名叫金东汉，他作证说李春植曾向他透露过对受害人的不满。
金东汉的证词在二审中被辩护律师提出质疑，律师指出金东汉本人有三次诈骗前科，且与李春植之间存在生意纠纷，其证词可信度存疑。但法院最终以“证词与客观证据相互印证”为由维持了原判。
韩智浩把这份卷宗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又在电脑上调出了李春植案的数字档案。他注意到了一个细节：金东汉的证词在二审庭审记录中被标记为“维持原审认定”，但辩护律师提出的质疑部分只有简短记录，没有实质性的回应。换句话说，法院对证词可信度的审查流于形式。
而李春植的再审请求已经在东海地方法院搁置了两年多，理由是“未发现新证据”。
韩智浩靠在椅背上，用笔在笔记本上画了一条线。
左边写：朴武德——主办刑警——李春植案。
右边写：朴正宇——儿子——？
然后他在问号旁边又写了一个名字：赵明哲。
赵明哲是东和警署现任署长，也是五年前李春植案发时的重案组组长。在警队的公开资料里，赵明哲的履历堪称完美——从基层巡逻警一路升至警署署长，破获过多起大案要案，三次获得本部长表彰。他的任命仪式上，警视厅的新闻稿称他为“东和之盾”。
但韩智浩知道，这个“东和之盾”在三年前正是朴正宇受贿案的举报人。
而且还有一个更微妙的事实：当年朴武德在李春植案审理期间突然死亡，官方死因是自杀——在警署办公楼后的停车场里，在自己的车里，用一氧化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死后第二天，李春植案进入最终辩论阶段。朴武德没有留下遗书，他的死被定性为“抑郁症”。
韩智浩正在沉思，会议室的门被推开了。吴明洙大步走了进来，连雨伞都没来得及收，深色西装的肩膀上挂着一层细密的水珠。
“有进展吗？”吴明洙一边收伞一边问。
“正在推进。”韩智浩不动声色地合上了面前那份旧卷宗。
“推进到什么程度了？”吴明洙在他对面坐下，目光扫过桌面上的文件，“朴正宇这个人，你找到了吗？”
“还没有找到，但他不在住处，手机也关机了。我已经让人在他可能出现的地点布控了。”
吴明洙沉默了几秒，然后用一种比刚才更慢的语速开口：“智浩，上面又打了电话。不只是本部长，还有法务省那边的刑事局。兴业集团在东海地区的投资涉及好几个大型基建项目，他们的股价从姜民硕出事的第二天就开始下跌。法务省的意思是，这个案子不能再拖了。”
“杀人案的侦查有它自己的节奏，不是谁打电话就能加快的。”
“这不是普通的杀人案。”吴明洙的声音压得很低，但在空旷的会议室里仍然很清晰，“姜民硕的身份你清楚，他父亲和政界的关系你也清楚。现在上面给了我们七天，但如果七天之内破不了，这个责任不是你我能扛得动的。”
“所以你希望我怎么做？”韩智浩直视吴明洙的眼睛。
“先把朴正宇带回来问话，其他的证据之后再说。我们已经有了他的监视记录，有监控截图，有动机，这些东西加起来足够申请逮捕令了。先把他控制住，再慢慢找证据，这是最稳妥的做法。”
“先抓人再找证据，这不是最稳妥的做法，这是最危险的。”韩智浩的声音没有提高，但语气里多了一层不易察觉的棱角，“一旦抓错了人，真正的凶手就有更多时间清洗痕迹，到那时候才是真的破不了。”
吴明洙盯着韩智浩看了好一会儿，然后站起身来，拿起雨伞。
“你是组长，侦查方向由你决定。但我提醒你，上面给我们的七天里已经过去了快两天。”他在门口停了一下，回过头来，“还有，智浩，你和朴正宇以前是搭档，我可以理解你的心情。但如果你因为私人关系影响了办案进度，我不能替你挡太久。”
吴明洙推门出去，门在他身后咔哒一声合上，会议室重新陷入寂静。
窗外雨声依旧猛烈。韩智浩一个人坐在桌前，慢慢伸手翻开了李春植案的旧卷宗。
五年前，朴武德在这个案子里发现了什么？为什么他在即将进入最终辩论的时候突然选择死亡？李春植到底是不是真凶？以及——这个案子，和朴正宇如今的选择，之间有没有某种他还没有发现的关系？
墙上的挂钟指针指向了七点十分。窗外，大雨没有停歇的迹象，整座东和市都被笼罩在一场夏季暴雨带来的潮湿与昏暗之中。
金成焕推门进来：“队长，金属加工厂的名单排查结果回来了，八家里面有六家有完整记录，剩下两家，其中一家上个月申请破产了，另一家的老板说他们做过一块类似的牌子，但时间不是上周，是两个多月前。”
“两个月前？”韩智浩猛地抬起头，“下单的人是谁？”
“电话下单，用的是现金支付的便利店汇款，没有留真实名字。但老板说了一件事——那个人在电话里的语气特别平静，像是在说一件很普通的事情一样。他还说了一句让老板印象很深的话。”
“什么话？”
“那个人说，‘请务必打磨得光滑一些，我不希望边缘有任何毛刺。’”金成焕把笔记递给韩智浩，“老板说他做了二十多年金属加工，从来没有人对一块牌子要求这么细的打磨工艺。所以他记得很清楚。”
韩智浩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了两下，然后把笔记本合上还给金成焕。
“去查一下，两个月前，东和市内有没有发生过什么别的事情。”
“什么样的事情？”
“任何可能让一个人决定，他需要一块刻字的金属牌的事情。”
金成焕应声离开。韩智浩一个人在会议室里又坐了一会儿，然后用手机拨了一个号码。
电话响了几声，接通了。对面传来一个沙哑但熟悉的男声：“智浩？”
“老金，是我。”韩智浩说话的对象是东和警署档案室的管理员金尚俊，一个在警署干了将近三十年的老刑警，因为腿伤退居二线，负责管理那些尘封的卷宗。“我有件事想问你。”
“你说。”
“五年前朴武德前辈的案子，你还在档案室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然后是金尚俊压低了的声音：“智浩，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在查一桩案子，跟朴武德前辈的案子可能有关联。”
沉默更长了。
“尚俊哥？”韩智浩催促了一声。
“朴武德那个案子，”金尚俊的声音变得更低了，像是害怕被旁边的人听到，“档案在几年前被调走过一次，调阅申请单上的签名是赵明哲，那时候他刚当上署长不到半年。他把档案借走了整整两周，还回来的时候我注意到封面上有咖啡渍——但那份档案原来是没有咖啡渍的。”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档案在被借走期间可能被替换过某些页。但我没有证据，也没有人让我查这件事。智浩，我跟你说这些是因为你人不错，但你千万不要对外提是我说的。赵明哲现在是署长，而我已经是一个在档案室里等退休的老头子了。”
“放心，我一个字都不会说。”韩智浩挂断电话，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两下。
如果李春植案的卷宗确实被篡改过，那么这意味着朴武德的死不一定是自杀。而如果这一切都与赵明哲有关，那三年前朴正宇被诬陷开除的事情，也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
有人在编织一张网，而朴正宇的父亲，可能是第一个被网住的人。
与此同时，东和市下町的那栋老公寓里，韩智浩早上离开之后，有另一个人来过这里。
她是一个二十三四岁的年轻女人，穿着普通的牛仔外套和帆布鞋，头发用一根橡皮筋随意扎在脑后。她没有钥匙，但她知道门口的电表箱后面有一把备用钥匙——这是朴正宇以前告诉过她的。
她叫李美妍。
在日朝鲜裔，今年二十四岁，东和市立大学社会福利学专业毕业，现在在一家非营利法律援助中心工作。
她的父亲叫李春植——那个在东海拘置所等待死刑执行的在日朝鲜裔老人，那个被认定在五年前抢劫杀害了一位七十二岁同乡的死刑犯。
李美妍走进朴正宇的房间，打开灯，看见了被翻动过的痕迹。她并不意外——她知道迟早会有人来找朴正宇。她在房间里站了一会儿，目光扫过墙上的地图痕迹、散落在桌上的金属加工厂名片、以及垃圾桶里一张被揉皱的便利店收据。
她弯下腰，从垃圾桶里捡起那张收据，展开来看。
收据上的时间是一周前，购买物品是“工业级手套、宽胶带、透明薄膜”。收据的最下方，收银员手写了一行字：“客人问附近有没有二十四小时营业的五金店，说还需要买一把液压钳。”
李美妍把收据重新叠好，放进了自己的口袋里。
她没有报警的打算。她和朴正宇之间有一种无需言说的默契——他们都在与同一架机器搏斗，只是方式不同。她在法律援助中心试图通过合法途径推动父亲的再审，而朴正宇选择了另一条路。
她知道那条路的尽头是什么。但此刻，站在这间空荡荡的房间里，看着墙上被取走的地图留下的空白痕迹，她的心里更多的不是恐惧，而是一种让她喉咙发紧的悲凉。
“朴正宇。”她轻声念出这个名字。
然后她关掉灯，锁上门，把备用钥匙重新放回电表箱后面，走进了雨夜里。
暴雨依旧没有停。东和市的排水系统已经在各区陆续亮起了红色警报。电视新闻里，气象主播正用凝重的语气播报这场十年一遇的暴雨将持续到明天。街道上人车稀疏，地铁口堆满了防汛沙袋，便利店的雨伞被抢购一空。
在这座城市的地面之下，地铁隧道深处不断传来排水泵沉闷的运转声，像一头被囚禁在地下的巨兽在喘息。
李美妍撑着伞走在回家的路上，手机亮了一下，是一封新邮件的通知。发件人是崔正雅律师，她父亲李春植再审案的代理律师。邮件标题是：“法务省内部消息——请立即查看。”
她站在雨中点开邮件，只看了三行，握着手机的手就开始发抖。
邮件正文第一段写着：
“李美妍女士，我从法务省内部渠道获得了一个消息。法务大臣阁下已在上周五的内部会议上作出决定，拟于近期签署东海拘置所在押死刑犯的集中执行令。此次执行令将涵盖三名死刑犯，其中包括您的父亲李春植。据悉，执行令可能在未来十日内正式签发。请尽快与我联系商讨对策。”
李美妍站在雨中，雨水顺着伞面滑落下来，在她的帆布鞋周围汇成了一个小小的水洼。
她的手指在手机屏幕上颤抖着往下翻，看到了崔正雅律师加粗标红的一行字：
“最坏的情况：执行令可能在再审请求被正式受理之前就得到签署。一旦执行，一切将不可逆转。”
雨声在耳边轰然作响，像是整个世界都在坍塌。
她握着手机站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想给朴正宇打电话，但她知道那个号码已经打不通了。她最终拨通了另一个号码。
“崔律师，是我，李美妍。我收到您的邮件了。”
电话那头，崔正雅的声音冷静但急促：“李美妍小姐，现在的情况非常紧急。我建议你明天来一趟我的事务所，我们需要商讨所有可能的法律途径，包括向东海地方法院提出紧急停止执行申请。”
“来得及吗？”
沉默。然后崔正雅说：“我们会尽一切努力。”
李美妍挂断电话，把伞合上，任由雨水打在脸上。她闭上眼睛，脑海里浮现出上一次去拘置所探视父亲的画面——铁栅栏后那张苍老的脸，布满老年斑的手掌贴在玻璃上，以及父亲用朝鲜语轻声对她说的最后一句话。
“美妍啊，不要哭。爸爸没有做过的事，总有一天会有人相信的。”
她睁开眼睛，迈开脚步，消失在了暴雨和夜色之中。
而那辆灰色的丰田卡罗拉，此刻正安静地停在东和市另一端的一个地下停车场里。车载收音机开着，正在播报明日天气。朴正宇靠在驾驶座上闭目养神，副驾驶座上的铁皮工具箱安静地躺在他的手边。
他在倒数时间。
距离周三还有不到四十八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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