町公所二楼会议室的灯从中午一直亮到傍晚。
凛坐在长桌一侧，面前摊着从保险柜里取出的那台数码相机。相机编号002，黑色机身，背带上有用油性笔写的“雾崎町公所备品”字样。矢部坐在她对面，正在比对相机存储卡里那张照片的拍摄时间与真锅秘书的手机通话记录。两人之间隔着三杯彻底凉透的咖啡。
“十一点二十三分，”矢部用笔尖敲了敲记事本，“真锅的手机在当晚十一点零四分给古贺家打过一通电话，通话时长四分二十秒。之后没有其他通话记录。”
“电话是谁拨出的？”凛问。
“只能查到是从真锅的手机拨给古贺的座机。但接电话的人不一定是古贺。”矢部合上记事本，“古贺家餐厅桌上那三套餐具——如果按你的推测，当时屋里至少有三个人。真锅、古贺，还有一个人身份不明。”
凛将相机屏幕转向矢部，放大那张照片的边缘区域。厨房后门半开，跨出门槛的人影穿着深蓝色工作服，袖口缺了一颗纽扣。她将画面继续放大，手指点在门槛内侧的地板位置——那里有一小片模糊的白色光斑，像是某种反光。
“这不是雪的反光，”凛说，“雪在夜拍模式下会呈现灰色。这个是纯白色。更像是——”
“贝壳。”矢部接话。
凛点点头。照片拍摄的瞬间，第三个人——或者是拍照者本人——脚边可能就躺着那枚贝壳纽扣。而相机在十一点二十三分拍下这张照片之后，被人放回了保险柜。直到今天下午，那个年轻职员无意间翻看存储卡里的旧文件才发现它的存在。
走廊里传来脚步声。奥村推门而入，身后跟着一个身材瘦高、穿着深灰色西装的中年男人。那男人面色苍白，眼睑浮肿，领带松松垮垮地挂在领口。凛认出他是三宅町长的秘书课长代理——因为真锅死后，町公所的行政序列自动下移了一级。
“三宅町长在哪儿？”矢部直接问。
课长代理咽了口唾沫，手指无意识地揉搓西装下摆。“町长从昨晚会议结束后就一直在办公室。我们——我们没敢打扰他。”
“昨晚到现在，整整一天，没人去敲过门？”
“敲了。町长说他在整理重要文件，任何人不得入内。”课长代理的声音越来越低，“但刚才……刚才我去送晚饭，发现门从里面反锁了。敲了很久没人应。”
矢部霍地站起身，椅子在地板上刮出刺耳的声响。他拿起外套大步朝门外走去，凛和奥村紧随其后。
三宅町长的办公室位于町公所三楼走廊尽头。那扇厚重的橡木门果然紧闭着，门上镶嵌的磨砂玻璃窗透出微弱的台灯光。矢部先敲了三下，高声报出自己的名字。没有回应。他又敲了三下，然后将耳朵贴在门板上听了片刻。
“有声音，”他低声说，“像是收音机的电流声。”
矢部后退两步，用肩膀撞向门板。第一次撞击只让门框震动了一下，第二次撞击将锁舌震松，第三次——门终于向内弹开，撞到墙壁后发出沉闷的回响。
办公室内的景象让所有人都僵在了门口。
三宅町长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面，身体向后靠在皮椅上，双手平放在扶手上。他睁着眼睛，瞳孔直直地盯着天花板，嘴唇微微张开，像是在说一个永远没能出口的句子。办公桌的桌面上整齐地摆放着四叠文件，按照颜色分类排列：白色是町政文书，黄色是骨灰堂项目档案，红色是土地登记簿，蓝色——蓝色是一份厚重的、用皮绳捆扎的旧文件夹，封面上没有任何文字。
收音机确实开着，放在窗台上，正发出沙沙的白噪音。窗户紧闭，窗帘被拉到两侧，窗外是铅灰色的天空和不断飘落的雪。
矢部上前检查三宅的瞳孔反射和颈动脉搏动。大约半分钟后，他缓缓直起身。“没有明显外伤，但皮肤温度很低。藤卷医生呢？叫他来。”
奥村已经转身跑向走廊。
凛没有动。她站在办公桌前，目光落在三宅町长面前摊开的那份蓝色文件夹上。文件夹内页露出一角泛黄的纸张，上面是手写的文字，笔迹密集而潦草。她伸手将文件夹抽出展开，发现那是一份名单——一份用铅笔写在旧日历背面的名单，字迹因年代久远而变得模糊，但仍能辨认出大部分内容。
名单的抬头写着：“圣心孤儿院入所儿童名簿（非公式）”。
下面列着八个名字，每个名字后面标注了性别、大致年龄和入院日期。第七个名字下面用红笔画了双横线。第八个名字排在最后一行，墨水颜色比前面七个都深，像是后来补上去的：
“萤，女，推定4岁，无户籍。入院日：不明。担当：佐伯静子。”
凛的手指在母亲的名字上停住了。佐伯静子。她抬起头看向三宅町长僵滞的面孔，那张脸上没有痛苦，没有挣扎，只有一种被冻结在时间里的茫然。
“他死了，”矢部的声音从她身后传来，“死亡时间至少三到四个小时。初步判断是心脏骤停，但具体原因——”
“不是心脏骤停。”凛打断他。她指着办公桌边缘一个几乎被文件夹遮住的棕色药瓶——与古贺家餐厅里发现的那个完全一样。矢部拿起药瓶，拧开盖子，里面还剩两粒白色药片。
“和古贺家那个药瓶是同一批次。”矢部将药瓶装进证物袋，声音变得极低，“三宅町长是自杀，还是——”
他的话被走廊里传来的喧哗声打断。办公室门外已经聚集了十几个人，有町公所职员，也有闻讯赶来的居民。人群中一个人挤到最前面，是镰田诚一。
镰田会长的儿子。
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棉夹克，面容与父亲有几分相似，但轮廓更硬，颧骨更突出。他站在办公室门口，目光越过所有人落在父亲的遗体被抬走的方向——虽然三宅町长的遗体还坐在椅子上，但镰田诚一看的方向分明是仓库，而不是这里。
“三宅也死了。”镰田诚一用一种平淡到近乎冷漠的语气说。这不是疑问句。
矢部挡在他面前：“镰田，你父亲的事我很抱歉，但现在请先离开现场。”
镰田诚一没有退让。他环视了一圈办公室内的人，然后缓缓举起右手——手里握着一把老旧的钥匙，钥匙柄上刻着一个“纳”字。
“这是从我家仓库的文件柜里找到的，”他说，“我父亲昨晚去仓库要取的，应该就是这个。”
矢部接过钥匙翻看。那是骨灰堂地下层的钥匙，与真锅钥匙串上缺失的那把完全匹配。
“为什么会在你家？”矢部问。
镰田诚一没有直接回答。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信封上用钢笔写着“镰田会长亲启”，落款是三宅町长的印章。信纸被抽出展开，上面只有一句话，笔迹与三宅桌面那份名单完全一致：
“地下层的钥匙在圣心孤儿院旧圣坛下。取到之后，不要让任何人进入那里。”
凛接过信纸，反复读了这句话三遍。她抬起头看向镰田诚一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有某种东西让她不安——不是悲伤，不是愤怒，而是一种被刻意压制的、几乎接近兴奋的光泽。
“你已经去过骨灰堂地下层了？”凛问。
镰田诚一没有回答。
奥村带着藤卷医生匆匆赶到。藤卷检查了三宅的生命体征和瞳孔状态，又仔细查看了那瓶白色药片，最后摘下老花镜，用一种医生特有的谨慎措辞说：“可能性有两种。其一，他服用了过量的第三类镇静剂导致呼吸抑制。其二——”
“其二是什么？”矢部追问。
“其三，在服药后出现了呕吐，呕吐物堵塞气管导致窒息。”藤卷指了指三宅嘴角一道极细的干涸痕迹，“但我需要进一步检查才能确认。目前只能说，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于非暴力死亡范畴。”
“也就是说不排除自杀。”矢部说。
藤卷点了点头，但表情并不确定。
凛低头重新审视办公桌上那四叠文件。她的目光被红色文件夹吸引——那是土地登记簿。她翻开登记簿，发现三宅在最近一页夹了一张勘测图。图纸显示骨灰堂用地边界向西偏移了大约二十米，将一小块原本属于町有林地的区域划入了建筑范围。而那块被划入的区域，标注的名称是“旧圣心孤儿院遗址”。
她翻到勘测图的背面，发现三宅用红笔在孤儿院遗址的位置画了一个圈，旁边潦草地写道：“圣坛地基未拆除。地下空间可能仍存在。”
而此刻镰田诚一手中那把钥匙，打开的正是那个“可能仍存在”的地下空间。
会议室的气氛在晚上七点发生了质变。
矢部召集了居民会剩余的核心成员，通报三宅町长的死讯和目前的调查进展。但会议刚开始不到十分钟，镰田诚一就站起身来，用一种并不响亮但极具穿透力的声音打断了矢部。
“警察的力量不够，”他说，目光扫过长桌两侧的每一张脸，“三宅死了，古贺失踪了，真锅死了，金山死了，我父亲也死了。两天之内五个人——矢部警部补，你只有一个人，两部对讲机，一把手枪。你连现场都封锁不过来。”
矢部没有反驳。
镰田诚一继续说了下去。他的话语像一层层叠加的薄冰，每一句都平稳、理性，却让室内的温度越来越低。“外面的路最早也要五天后才能抢通。这五天里，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也许还会有第六个人、第七个人死掉。而凶手很可能就坐在这间会议室里。”
一阵躁动掠过人群。有人低声咒骂，有人不安地挪动身体。
“我提议，”镰田诚一的声音压过了所有杂音，“成立临时自卫团。以居民会为班底，每户出一人，夜间分组巡逻。任何可疑行为、任何在宵禁时段外出的人，都必须接受自卫团的询问和搜查。”
“你这是要搞戒严？”奥村皱眉。
“这是为了保护活着的人。”镰田诚一转向她，目光锐利，“还是说，奥村女士，你有更好的方案？”
奥村沉默了。
提案以举手表决的形式通过。凛没有投票——她不是居民会成员，只是被委托的律师。但她看到那些举手的人脸上写满了恐惧，而恐惧最容易转化为顺从。镰田诚一被推举为自卫团团长，他在接受任命时表情平静，但凛捕捉到他嘴角那道极细微的纹路——一个被压抑的、转瞬即逝的微笑。
会议结束后，凛在走廊上截住了镰田诚一。
“你父亲昨晚跟你说过什么？”她直截了当地问。
镰田诚一低头看她。他比凛高出一个头，走廊昏暗的灯光从上方打下来，让他的眼窝陷在阴影里，看不清表情。“他什么都没说，”他答道，“他去了仓库，然后就没有回来。”
“他在死前对妻子说，要去仓库找一份旧文件。”
“我知道。但他没有告诉我那份文件是什么。”
凛盯着他的眼睛。“你今天下午拿出的那把钥匙——你找到它的时候，它放在什么地方？”
镰田诚一沉默了几秒钟。然后他说：“在我母亲缝纫机的抽屉里。那个抽屉以前是我父亲的私人空间，谁都不能碰。今天上午你们都在骨灰堂，我母亲说也许那里有线索，我才去翻的。”
这个回答滴水不漏。但凛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那把钥匙在镰田会长死后第二天被找到，而镰田会长死前说过要去仓库找文件。如果他找的不是钥匙，那那份文件是什么？如果他找的就是钥匙，又为什么要对妻子说谎？
走廊尽头传来沉重的脚步声。一个自卫团成员跑过来向镰田诚一报告：他们在镇南的旧粮仓附近发现了一串新鲜的脚印，通向废弃的木材加工厂。脚印尺寸与古贺家发现的工作鞋相符。
镰田诚一点点头，说了句“带上人跟我走”，然后转向凛，露出一个近乎温和的笑容：“佐伯律师，夜深了，你该回去休息了。”
那个笑容让凛后背发凉。
她回到旧居时，雪又开始下了。她推开门，在玄关脱掉靴子，然后将大衣挂在门边的挂钩上。房间里一片漆黑，只有梅林方向透过窗户渗进微弱的雪光。她走到桌前打开手电筒，准备再看一遍母亲的手记本，却发现桌上多了一件东西。
是一张纸。
不是她之前放在桌上的任何一张。这张纸对折了一次，边角整齐，用的是町公所印刷的公用便签。她将纸展开，上面用圆珠笔写了一行字，笔迹粗重有力：
“律师不该插手镇上的人的事。这是最后一次提醒。”
凛握着那张纸，缓缓抬起头看向窗户。窗外的梅林在风雪中摇晃，积雪从断枝上簌簌坠落。后门的方向传来一声极轻微的响动——像是有人踩过雪地，又像是风卷起雪粒敲打在木板上的声音。
她走到后门口，将手电筒对准门缝。雪地上有一行新鲜的足迹，从梅林方向延伸过来，在后门口转了一圈，然后朝町的中心方向折返而去。足迹的间距不大不小，鞋底纹路在雪中印出清晰的菱形花纹——那是海东国市面上最常见的防滑靴款式，镇上几乎人手一双。
凛将后门锁紧，拉上所有窗帘，然后将那张警告便条摊平放在桌上，旁边摆着两枚贝壳纽扣、母亲的音乐盒、以及那本翻到合影页的旧相册。
她忽然想起七岁时母亲对她说过的一句话。那年她第一次去孤儿院做义工，在走廊尽头看见一个独自转着音乐盒发条的女孩。她问母亲那个女孩为什么不说话。
母亲蹲下来，平视着她的眼睛说：“有些人的沉默不是因为不会说话，而是因为没有人愿意听。”
当时她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现在她看着照片上那个被标注为“萤”的女孩，看着母亲名字出现在那份非正式名簿的最后一栏，看着三宅町长被冻结在椅子上的面孔，看着镰田诚一嘴角那道隐秘的微笑——她开始懂了。
海东国北陆地区的这场雪还在下。收音机里曾经播报的暴雪警报早已中断，只剩下白噪音填满雾崎町的每一个角落。而在这片被隔绝的土地上，四具尸体躺在町公所临时腾出的冷藏仓库里，第五个人在废弃工厂的阴影中等着被找到，自卫团的巡逻脚步正在街道上回响。
凛将母亲的音乐盒拿起来，转动发条。久违的音符从生锈的机芯中流淌出来，清脆、单调，像二十年前那个独自坐在走廊尽头的女孩用手指一遍遍触碰过的旋律。
她不知道的是，此刻镰田诚一带领的自卫团已经包围了废弃木材加工厂。他们举着手电筒和木棍，脸上映着雪光，眼中闪烁着猎物被围困时的兴奋。工厂深处某个角落里，有个人正蹲在黑暗中，手里握着一把羊角锤，呼吸急促而滚烫。
而那个人的工作服袖口上，第三颗纽扣的位置只剩下一根残留的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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