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秀雅已经在恢复舱里躺了整整三天。
她不是不能动。剖宫产的刀口在第三天已经不再往外渗组织液，每次翻身时牵扯的疼痛也从尖锐转为钝重。她的身体在愈合，速度比她预想的更快，但这不是什么值得庆幸的事——身体愈合得越快，就越早被安排下一轮胚胎移植，这是她在明浦岛两年里学到的最基本的生存法则。
她之所以还躺着，是因为她在装。
装痛，装虚弱，装刀口感染引起的低烧。每次看护来量体温，她都会在被子里偷偷把体温计攥在手心，用掌心的温度把水银柱逼到三十七度五的位置。这个温度很微妙——够高，足以让看护在记录表上写下一个“暂缓移植”的备注；又不够高，不至于被拖进医务室做全面检查。医务室是秀雅最不想去的地方。她在那里做过三次胚胎移植，每一次都感觉自己的身体像一个被反复拆装的机器，而那些穿白大褂的人对手中螺丝刀的关心远胜于对机器的。
这一切都要从伯劳市说起。
秀雅是在二十四岁那年的冬天离开忠清道的。那时候她的母亲刚做完第二次透析，父亲的腰椎已经严重到无法再上渔船，弟弟还在读大学，学费和生活费像两条水蛭一样吸附在这个家庭仅剩的血肉上。她在水原市的一家电子厂干了两年，手指被焊接烟雾熏得发黄，攒下的钱刚好够母亲三个月的透析费用。就在那个时候，厂里一个叫安姐的领班找到了她。
安姐四十来岁，说一口流利的岛国语，手腕上戴着一只从不摘下来的翡翠镯子。她说有个机会，去伯劳市做高级护理，三年合同，包吃住，月薪是在电子厂的六倍。唯一的条件是必须签保密协议，工作地点在私人岛屿上，合同期内不能与外界联系。秀雅问她具体做什么护理，安姐笑着拍了拍她的手背，说就是照顾一些需要静养的客人，很轻松的。
秀雅不是没有怀疑过。但母亲等着透析，父亲的药已经断了半个月，弟弟的学费催缴单就贴在出租屋的门上。怀疑是奢侈品，她买不起。
签合同那天是在伯劳市港口附近一栋不起眼的灰色写字楼里。合同用岛国语和韩语双语写成，厚厚一沓，每一页都印着密密麻麻的条款。秀雅读了前两页就放弃了——那些法律术语她大半看不懂，旁边等着盖章的中年女人又不停地用笔敲桌面催她。她在最后一页签了“尹秀雅”三个字，按了指纹，然后被带上了一艘没有任何标识的白色快艇。
那是她最后一次看见伯劳市的海岸线。快艇在海上跑了整整六个小时，中途换了一次船，最终在天黑之后停靠在一个没有灯光的简易码头上。码头上站着三个穿黑色制服的人，两男一女，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话。那个女的走上前，用一根手持式扫描仪在她后颈扫了一下，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条黑色布条，熟练地蒙住了她的眼睛。
“规矩一，”那个女人的声音在她耳边响起，“从现在开始，你的名字是G-037。”
秀雅被带进一栋楼，蒙眼的黑布被取下时，她已经站在一间六人舱房里。房间比她想象中干净，白色床单，白色墙壁，白色天花板，唯一的色彩是每个床头贴着的一张彩色卡片，上面印着不同种类的花。她的那张是木槿花——忠清道老家的市花。她不知道这是巧合还是有人刻意安排的，但那一刻她盯着那朵木槿花看了很久，久到隔壁床的女人忍不住开口问她是不是哭了。
那个女人叫真菜。后来秀雅才知道，她叫原田真菜，编号G-052，素贺县人，比她早来了三个月。
明浦岛的规矩多得令人窒息。每天早晨六点起床，六点半在舱房门口列队点名，七点去食堂吃早餐，七点半开始排队做各项检查。抽血、B超、激素注射、内膜检测——每一项都在不同房间进行，每换一个房间都要重新核对编号。没有人叫她们的名字，编号就是一切。食堂的座位按照编号排序，手术的顺序按照编号轮转，连洗澡的热水供应时间都按照编号分区。秀雅花了整整一个月才适应这种生活，那个月里她每天晚上都在做同一个梦——梦见自己站在一条望不到尽头的传送带上，身体被分解成不同的零件，每一个零件都贴着一个条形码。
她做的第一个反抗是在到岛上的第十七天。
那天她趁看护不注意，把食堂发配的不锈钢餐盘翻过来，用餐刀在盘子底部刻了两个字：秀雅。这件事毫无实际意义——餐盘每次用后都要统一回收清洗，她根本不知道下一次拿到的会不会还是同一个盘子——但她就是控制不住。刻完的那一刹那，她感受到了一种近乎窒息的快感，仿佛在用刀尖划破的不是不锈钢表面，而是这座岛严密到密不透风的规则之网。
后来她把这个秘密告诉了真菜。真菜听完沉默了很久，然后从枕头下面摸出一样东西给她看——半截折断的牙刷柄，断面被磨得尖利如锥。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反抗方式。”真菜说，把牙刷柄重新藏回枕头下面，“有人刻名字，有人磨武器，有人在检查室里故意把仪器弄坏。重要的是不要放弃反抗的想法。一旦你放弃了，你就真的变成了一个编号。”
两年。秀雅在明浦岛已经待了整整两年。这期间她经历了三次胚胎移植，一次早期流产，一次胎停，第三次终于成功着床并且顺利妊娠到了第三十七周。剖宫产手术是五天前做的，她生下一个女婴，体重三千一百克，哭声洪亮得连手术室外的走廊都听得见。孩子被取出的那一刻，她被绑在手术台上的手腕不自觉地用力向上抬了一下，像是想要去够什么东西。麻醉师立刻按住了她的肩膀，主治医生则头也不抬地继续缝合刀口，嘴里淡淡地说了一句：“下一个。”
她从产房被推回恢复舱的路上，看到走廊里停着一辆婴儿转运车。那个车通体乳白色，四角装着减震用的软胶轮，婴儿舱上盖着透明的有机玻璃罩。她的女儿就躺在里面，被一条淡粉色的襁褓裹着，头上戴着一顶极小的棉帽。她们只隔着十几米的距离，中间隔着一层走廊的玻璃幕墙和两个推着推车的护士。
那是秀雅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到自己的孩子。
她甚至没有看清孩子的五官。推车被转了一个弯，消失在走廊尽头的电梯间里。她听见电梯门关上的声音，然后一切归于安静。
回到恢复舱之后，秀雅没有哭。她把被子蒙在头上，在黑暗中睁着眼睛，开始认真地策划一件事。这件事她已经想了好几个月了，从第二次胎停之后就开始想，中间改了无数次方案，观察了无数次细节，收集了无数个碎片化的信息。她知道这件事很难，被发现之后的后果可能是“驯服室”，可能是强制镇静注射，甚至可能是那根烟囱里的火焰。但她已经不在乎了。
那根烟囱。秀雅知道那个味道。她在忠清道老家的村子里有一座小型垃圾焚烧站，烧的是日常垃圾，那个味道刺鼻而焦臭。但悬崖上方那根烟囱冒出来的味道不一样。它更甜，更腻，更让人恶心。
她要搞清楚那根烟囱在烧什么。更重要的是，她要让外面的人知道。
这就是为什么她现在还躺在床上装病。她在等。等一个合适的时机。等那个每次来给她注射黄体酮的年轻护士出现失误，等医务室那一排柜子旁边没有人站岗，等走廊里的监控摄像头转到死角方向的那五秒钟空档。她已经算过了，那五秒钟足够她把一个针孔摄像头塞进通风管道的缝隙里。
那个针孔摄像头是她半年前从一台废弃的便携式B超仪上拆下来的。B超仪坏了一个探头，被丢在医疗废物暂存间里，她和真菜趁夜溜进去，用那把磨尖的牙刷柄撬开了机器外壳。秀雅曾在电子厂干过两年，焊接电路板的手艺还没有生疏。她用食堂顺出来的铝箔纸做导线，用小夜灯的纽扣电池做电源，最后用一卷从护士站偷来的医用胶带把所有零件绑在一起，做成了一个火柴盒大小的装置。
她把它藏在床垫下面那个弹簧松动的夹层里，每晚睡觉前都要伸手摸一摸，确认它还在。
此刻，秀雅侧躺在床上，把手伸进床垫下面。指尖触到了那个冰凉的、胶带缠绕的小方盒。她轻轻地、慢慢地把它攥在手心里，感觉它像一颗正在跳动的心脏。
门外传来脚步声。不是一个人，是两个人。步伐很快，不像是例行查房的看护。
秀雅迅速把手抽出来，闭眼，调整呼吸。
恢复舱的门被打开了。她透过睫毛的缝隙看到一个女人的轮廓——不是看护。来人的衣服不是浅蓝色护理服，而是一身剪裁精致的深灰色套装。她身后还站着一个穿黑制服的男人，身形瘦高，鬓角花白。
“G-037，”那个瘦高男人开口了，“有位重要客人要见你。”
秀雅没有动。她在判断情况。
“现在。”
那个穿套装的女人往前走了两步，弯腰看着秀雅的脸。她的妆容精致到几乎看不出化妆的痕迹，只有靠近了才能闻到一股很淡的白茶调香水味。这个女人看起来四十岁出头，眼神冷静而锐利，嘴角带着一丝职业性的微笑。
“你生了一个很健康的孩子。”女人说，语调平缓得像在陈述天气，“委托人非常满意。所以他想亲自向你表示感谢。”
秀雅的瞳孔瞬间收缩。
在明浦岛两年，她从未见过任何一个委托人。据说这是岛上的铁律——委托人绝对不能接触代孕体，这是写在合同第几页上的保密条款来着？秀雅记不清了，但她清楚地记得安姐签合同那天反复强调过这句话。
“委托人是不会见你们的，你们也见不到委托人。这是保护你们，也是保护他们。两边都不要知道对方是谁，这样对谁都好。”
现在有人要见她。
委托人要见她。
秀雅慢慢坐起来，把那个针孔摄像头悄悄塞进病号服袖口的卷边里。她抬头看着面前的女人，用沙哑的声音问了一个问题。
“哪一位委托人？”
那个女人的微笑没有变化，但她的眼神闪烁了一下。一个非常细微的、几乎不可察觉的闪烁。
“南条家的二公子，”她说，“雅纪先生。”
秀雅感到后背一阵冰凉。南条。昭永财阀的南条家族。她偶尔从看护们的闲聊里听到过这个名字，每一次都是压低声音、四下张望之后才敢说的。那不是一个名字，那是一个盘踞在岛国经济版图上方的庞然大物，是一家三代人垄断了从医疗到能源十几条产业线的财阀集团。
她的孩子——她从产房出来就再也没有见到过的女儿——是南条家的。
她跟着女人走出恢复舱，赤脚踩在走廊冰凉的地板上。每走一步，袖口里的针孔摄像头都在轻轻触碰她的腕骨。
走廊很长。天花板的日光灯发出那种老旧的嗡鸣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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