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人性的证明

邮件是凌晨四点十七分发出的。

当顾夜白驱车赶到城东的翡翠湾别墅区时，天边刚刚泛起一层死灰色的光。现场的警戒线已经拉起来了，红蓝相间的警灯在晨雾中无声旋转，把周围那些修剪整齐的法国梧桐照得忽明忽暗，像一排沉默的目击者。

死者叫方礼人，五十四岁，登科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兼董事长。发现尸体的是他家中的保姆，凌晨四点到别墅准备早餐时，看见电梯的门半开着，里面躺着一个人。保姆当场就晕了过去，现在还躺在救护车里吸氧。

顾夜白走进别墅大门。玄关处的大理石地面上铺着一块价值不菲的波斯地毯，墙上的抽象画一看就是拍卖行里买回来的真迹。这栋房子的每一个细节都在告诉来访者：住在这里的人，已经彻底离开了那个需要靠分数改变命运的世界。

方礼人的尸体还在电梯里。电梯门被卡住了，法医和痕迹检验员正轮流挤在狭小的空间里工作。顾夜白站在电梯口往里看，看见死者仰面躺在电梯轿厢的地板上，双手交叠放在胸口，姿态出奇的安详，像是被人精心摆放过的。一把银色的裁纸刀从他的左侧第五根肋骨间刺入，伤口精准得惊人，一击致命，几乎没有造成多少血迹。

唯一不协调的是死者的表情。他的眼睛是睁着的，瞳孔放大，嘴角向下扭曲，整张脸凝固在一个极度恐惧的表情里。这种恐惧和安详的姿态形成了某种令人不安的反差，像是死者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看见了什么不该看见的东西。

“凶器上没有指纹。”陆轻舟从电梯里退出来，摘下橡胶手套，“电梯的监控线路在凌晨一点左右被切断了，手法很专业，不是临时起意。另外，我们在电梯的角落里发现了这个。”

他递过来一只证物袋。袋子里装着一本书，崭新的，封面上印着几个烫金大字：人性的证明。书的扉页里夹着一张手写的卡片，字迹工整而冷峻，用的是黑色墨水。

“妈妈，你还记得我的名字吗？”

顾夜白把卡片翻转过来。背面一片空白。

他走进电梯，在尸体旁边蹲下。方礼人的西装口袋里露出半截东西，他小心地抽出来，是一张塑封的工牌，上面印着登科教育的标志——一只展翅的鹤，从书本中飞出。工牌的背面有一行小字：梅达共和国全国统一考试指定合作咨询机构。

“又是全国统考。”顾夜白把工牌交给陆轻舟装袋，站起身来，“去查这家登科教育，所有的工商注册资料、银行流水、近五年的业务合同，尤其是和考试院之间的合作协议，一份都不要漏。查清楚方礼人到底是做什么生意的。”

走出别墅时，天已经亮了大半。保姆已经从救护车里被扶了出来，裹着一条灰色毯子坐在路边的花坛沿上，面色苍白，嘴唇还在哆嗦。她大约六十岁的样子，手掌粗糙，指节粗大，是那种一辈子都在干活的手。

“我能问你几句话吗？”顾夜白走过去，在她面前蹲下来，尽量放低声音。

保姆点了点头。

“你在方先生家工作多久了？”

“六年。”保姆的声音很小，带着一种刻意压抑的颤音，“从少爷上初中那年开始的。”

“少爷？方礼人有儿子？”

“有一个儿子，叫方舟。”保姆说到这里，忽然顿了一下，眼神闪烁，“方舟考上了国立医科大学，今年大一。方先生一直以他为骄傲。”

顾夜白注意到她说出“考上了”这三个字时，手指不自觉地攥紧了毯子的边角。

“方舟是怎么考上的？”

保姆的嘴唇翕动了几下，没有发出声音。她垂下眼睛，目光落在地面上，像是地上有什么东西正在吸引她的注意力。过了很久，她才用一种近乎自语的声音说：“方先生是做大生意的，认识很多人。考试院的人，学校的老师，还有那些专门帮忙改分数的人，他们都认识他。”

“你怎么知道？”

“有一回我收拾书房的废纸，不小心看到了一份合同。”保姆的声音越来越轻，“是方先生和一个家长签的，上面写着保证分数达到六百八十分以上，收费两百万，先付一百万，剩下的放榜后再付。那上面还盖着登科教育的公章，红色的，我记得很清楚。”

“后来呢？”

“那个家长的孩子考了六百九十一分。”保姆忽然笑了一下，那笑容里带着一种过来人的悲凉，“其实那孩子本来就能考上，但是方先生吓唬他说考不上，骗他交了两百万。这种事我见得多了，方先生每年到考试季都特别忙，一个晚上能见好几拨人。”

顾夜白站起来，沉默了几秒钟。方礼人不是在做教育咨询，他是在贩卖恐惧。那些寒窗苦读十二年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在他手里不过是两百万一笔的流水，上千万一年的收入。

他正准备转身离开时，保姆忽然叫住了他。

“警官，你能不能帮我查一个人？”

“谁？”

“一个姓陈的姑娘，叫陈念秋。”保姆的手指在毯子上无意识地摩挲着，“她是我姐姐家的孩子，去年也找过方先生，交了一百二十万，说能把她操作进国立师范大学。但是放榜以后，那孩子的分数不够，录取通知没下来。我姐去找方先生退钱，方先生说钱已经拿去打点了，退不了，还让人把她们赶了出去。我姐回来后大病了一场，等病好了，就再也没提过念秋考学的事。”

“那个姑娘后来去哪儿了？”

“我不知道。”保姆的眼泪终于顺着脸颊流了下来，“我姐也不再跟我提念秋了，好像她从来没有养过这个女儿。”

顾夜白把手伸进口袋，摸到了那张卡片。

“妈妈，你还记得我的名字吗？”

这句话此刻像一根针，从口袋里刺进他的皮肤，一路扎进血管，直达心脏。

他几乎是瞬间就猜到了那个故事的轮廓：一个母亲，为了女儿的前途，变卖了所有值钱的东西，甚至借遍了所有的亲戚，凑齐了一百二十万。她把钱交到一个并不值得信任的人手里，然后把女儿送到那扇门前，说，你进去吧，妈妈都给你安排好了。可是门没有开。那个被骗走了所有积蓄的母亲无法面对女儿的眼睛，也无力承受自己的愧疚和羞耻，于是否认一切，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假装自己从来没有生过那个需要参加考试才能改变命运的孩子。

这个故事的结尾，总要有一个人来买单。

“把登科教育近三年所有的客户名单调出来。”顾夜白拨通了陆轻舟的电话，“逐一排查，看有没有投诉记录或者刑事案件。另外，查一下方礼人的儿子方舟，他现在在哪里，最近和谁有过联系。”

他挂断电话，回头看了一眼翡翠湾那些精致的别墅。晨光已经完全照亮了这座城市，上流精英们将在不久之后打开房门，开着自己的轿车驶上沥青路面，驶进那些需要刷卡才能进入的办公楼。而在他们看不见的地方，还有一些人正在烂尾楼的废墟里翻找着昨夜的大火留下的残骸，试图找到一张被涂改过的成绩单。

顾夜白发动车子，引擎的轰鸣声打碎了这片富人区的寂静。仪表盘上的时间显示早上六点四十三分。

他不知道的是，此刻他的手机里已经收到了第二封邮件，被自动归入了垃圾箱。那封邮件的内容只有一句话和一个定位坐标，发件人使用的是一次性加密邮箱，服务器在境外，无法追踪。

“电梯里的真相只是表象。去查一查二十六年前梅达国立师范大学的录取名单，你会发现方礼人是怎么变成方先生的。这是他欠下的第一笔债。”

顾夜白踩下刹车，车子在路边停下来。他把那行字读了三遍，然后将手机屏幕扣在大腿上，闭眼靠向椅背。

二十六年前。

方礼人今年五十四岁，二十六年前他二十八岁。那一年梅达共和国发生了很多事，但对这个国家几千万考生来说最重要的是——一九九九年，全国统一考试第一次实行电子化阅卷，所有考生的成绩第一次进入计算机系统，为之后的篡改和盗窃打开了第一道门。

而梅达国立师范大学，正是那年电子化阅卷的试点单位。

顾夜白重新拿起手机，从通讯录里翻出一个多年未曾联系的名字，犹豫了几秒钟，最终还是按下了拨号键。听筒里传来漫长的等待音，一声接一声，像心跳。

电话接通的那一刻，他听见自己的声音比想象中要平静得多。

“老马，帮我查一个人，二十六年前在梅达国立师范大学录取名单上的名字。方礼人。”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传来一个苍老而沙哑的回应：“你为什么要查这个？”

“因为有人想让我查到。”

“那就别查。”

“来不及了。”顾夜白看着车窗外飞掠而过的城市街景，每个路口都有正在赶路的人，低着头，步履匆忙，没有人抬头看一眼天空，“他不只是要我知道。他要全城的人都知道。”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沉重的叹息，像石头沉入井底。

“那一年被国立师范大学录取的，有两个人。一个叫方礼人，总分四百九十分，排名全市第三十七位。另一个叫孟长河，和方礼人是同乡，同一年参加考试，同一天被录取。但他的名字出现在录取名单上的时间，比方礼人晚了整整两个星期。”

“孟长河现在在哪里？”

“他死了。”老马说，“三十岁那年，从一栋烂尾楼上跳了下来。留下了一张字条，上面只写了一句话。”

“什么话？”

“‘我不是不想赢，是游戏规则不容许我赢。’”

顾夜白将车窗摇下，清晨的冷风灌进来，吹得他的眼眶发涩。他把那封邮件重新调了出来，手指在屏幕上悬停了片刻，然后输入了那个定位坐标——系统给出的位置是翡翠湾以南三十公里外的一片废弃工业区，那里有一座已经停用了将近二十年的印刷厂。

二十年前，正是这座印刷厂负责印制梅达共和国的全国统考试卷。

二十六年，二十年前的印刷厂，一个改了名字的录取名单。有人把所有的线索都铺在了他面前，像一个精心布置的迷宫，而迷宫的每一块砖石上都刻着一行字：我在等你。

顾夜白发动了车子。

他有一种预感，那座废弃的印刷厂里不会有尸体，不会有凶手，甚至不会有任何直接指向犯罪的证据。那里只会有一个更大的问号，把他拽进更深的漩涡。

因为他面对的根本不是一个杀人犯，而是一个正在用城市当舞台、用罪案当剧本、用他当观众的疯子。

这出戏才刚刚演到第二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