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德的手机在下午三点十七分响了。他接起来，听了不到十秒钟，脸色就变了。那种变化不是剧烈的——他的眉毛没有皱，嘴唇没有抿，但阿尔琼看到他的手指忽然收紧了，指节攥得发白，手机壳在掌心发出细微的咯吱声。
“你确定？”昌德对着手机说。对方回答了什么。昌德挂掉电话，把手机放在桌上，沉默了三秒钟。那三秒钟里，审讯室只有日光灯管的嗡鸣声和远处走廊里某个拘留室传来的咳嗽声。
“纳迪姆·库马尔，”昌德说，“今天早上在卡普尔北站买了一张火车票。去南方，出发时间是今天晚上八点。”
阿尔琼猛地站起来，椅子往后滑了半米。沙基尔也抬起了头，但他的反应和阿尔琼不一样——他没有站起来，没有握拳，只是把两只手平放在桌上，像是早就知道会听到这句话。
“北站离这儿四十分钟，”阿尔琼看着手表，“现在是三点二十。我们还有时间。”
昌德已经在穿外套了。他的动作很快，但嘴里说出的话不快。“我先调他的人，你留在这儿等消息。”
“我跟你一起去。”
“你不是警察，瓦尔玛。到了车站你不能拦人，不能搜身，不能——”
“我知道我不能做什么，”阿尔琼打断他，“但我可以看着他。你抓人的时候需要一个证人。”
昌德盯着阿尔琼看了两秒钟。然后他把警局的门推开，朝走廊里喊了一声，让值班的年轻警员米什拉去申请正式拘捕令，自己抓起车钥匙走向停车场。
去北站的路上，昌德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他给铁路警察打了电话，要求对方在火车站各个出口布控；他给第十二分局的副警监打了电话，简要说明了案件进展；他还给一个他认识的老供电局职工打了电话，问了几个关于纳迪姆的问题。那个老职工在电话里想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话，昌德把这句话转述给阿尔琼听。
“他说纳迪姆被裁员不是因为表现不好。供电局去年精简，裁掉的全是合同工。纳迪姆在供电局干了十二年，但他永远是个合同工——没有转正，没有编制，没有遣散费。被裁掉那天，他收拾工具箱走出供电局大门，在门口站了很久。有人看见他回头看了一眼那块挂了二十年的招牌，然后往地上啐了一口唾沫。”
阿尔琼望着车窗外面飞速后退的街景，没有说话。他想起自己在法学院学到的第一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从来没有人教过他，一个合同工和一块供电局招牌之间的差距，要绕多少圈铜丝才能填平。
卡普尔北站是这座城市最老旧的火车站之一，建于殖民时期，候车大厅的穹顶上画着斑驳的壁画，画的是繁荣的港口和满载货物的帆船。但现在壁画已经被煤烟熏成了深灰色，帆船在烟雾里若隐若现，像是沉没前的最后影像。
昌德把车停在站前广场，和阿尔琼一起快步走进候车大厅。铁路警察已经在各个出口站好了位置，昌德把纳迪姆的照片发到他们的工作群里——那张照片是三年前的证件照，照片上的纳迪姆穿着一件蓝色的工作服，头发剪得很短，眼神木然地盯着镜头，像是已经准备好了被世界遗忘。
“他知道自己被通缉了吗？”阿尔琼问。
“还没。拘捕令刚批下来，信息还没来得及上网。他应该还不知道我们已经查到他了。”
“如果他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跑？”
昌德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但他心里已经有了答案——纳迪姆不是因为在废墟上被发现了才跑的。他可能从房子倒塌的第二天就开始计划离开了。甚至可能更早。
他们在候车大厅的长椅上坐下来，假装是等车的旅客。昌德把一张报纸展开遮住脸，眼睛从报纸边缘扫视着每一个经过的旅客。阿尔琼则直接盯着入口处的安检门，每一个背着工具包、穿着深色外套、四十岁左右的男人都会让他的心脏猛跳一下。
一个小时过去了。五点。六点。候车大厅的广播反复播放着列车到站和出发的信息，声音沙哑得像是从一台三十年前的扩音器里挤出来的。人流在广播声中涌来涌去，每个人都带着行李和目的地，每个背影看起来都像是急着离开什么。
差十分钟七点的时候，昌德的手机震了一下。他接起来，听了不到五秒，放下报纸站了起来。
“找到了。他在三号站台。”
他们在三号站台的尽头找到了纳迪姆。
他坐在一条铁质长椅上，身边放着一个旧得掉漆的工具箱。箱子比普通工具箱大一圈，扣子上缠着胶带，把手用布条重新缠过，磨得发亮。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工作外套，袖子上还留着供电局的臂章——一个褪色的黄色闪电标志。他在吃一个用报纸包着的烤玉米，咬得很慢，每一口都嚼很久，像是在数着粒数吃。他的眼睛看着铁轨延伸的方向，那里的天空正在变暗，信号灯红蓝交替地闪烁着，照亮了铁轨两侧的碎石。
“纳迪姆·库马尔？”昌德走到他面前，亮出警徽。
纳迪姆停住了咀嚼。他把烤玉米从嘴边拿开，用报纸重新包好，放在工具箱上。然后他抬起眼，看着昌德和阿尔琼。他的眼神很平静，平静得出奇，不是那种伪装出来的平静，而是一个人在做了所有想做的事、花光了所有力气之后，剩下的那一点残存的安静。
“我知道你们会来。”纳迪姆说。他的声音比阿尔琼预想的更轻更细，不像一个在工厂里喊了十二年的工人。
昌德把手铐从腰间取下来。站台上的旅客开始注意到这里的动静，有人停下脚步，有人伸长脖子。铁路警察从两侧围过来，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纳迪姆看着昌德手上的手铐，没有伸手，也没有后退。他只是微微侧了一下头，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然后说：“能让我把玉米吃完吗？烤一个下午了，挺贵的。”
昌德犹豫了一下。然后他把手铐收了回去。“吃吧。”
纳迪姆拿起烤玉米，继续慢慢地啃着。他吃得很仔细，连玉米粒之间的缝隙都不放过。阿尔琼站在旁边，看着这个人在站台上、在即将被逮捕的前一刻、在一趟他永远也赶不上的火车出发之前，一口一口地吃着一个烤玉米。阿尔琼忽然觉得这个画面里有一种比暴力更让人难受的东西——那是尊严，是一个人在被剥夺了一切之后，仍然坚持要把一个玉米吃完的尊严。
纳迪姆把玉米芯放在报纸里，包好，站起来，把手伸向昌德。
手铐咔嗒一声合上。
回程的车上，纳迪姆坐在后座，昌德开车，阿尔琼坐在副驾驶。车厢里没有人说话。外面已经完全黑了，路灯的光从车窗上滑过，一道一道的，像是时间的刻度。阿尔琼透过后视镜看着纳迪姆的脸，那张脸被窗外闪过的灯光切成了一半亮一半暗，亮的那半边能看清眼角的皱纹，暗的那半边隐没在阴影里。
“你为什么去北站？”阿尔琼终于打破了沉默。
纳迪姆没有回答。阿尔琼以为他不打算开口了，但过了大约三分钟，后座传来了他的声音。
“我妈死了以后，我只剩一个人。”
“你妈死在那栋楼里。”
“是。”
“你知道楼会塌。”昌德说。
“是。”
“你妈也在里面。你可以把她接出来。”
纳迪姆沉默了很久。车窗外闪过一排路灯，他的脸在灯光下亮了又暗、亮了又暗。“去年冬天，我下岗以后，每天待在家里。我妈跟我说，别在家坐着，出去找个活。她每天早上五点起来，提着水桶去走廊，排在第一个。那时候全楼没有人跟她抢。”他的声音忽然停了一秒，然后重新开始，“后来巴桑蒂抢了水龙头。她排了四十年的第一个，忽然变成第八个。她没在我面前抱怨过，但她的脸上开始出现一种表情。那种表情我这辈子没见过——是她认输了。”
“认输？”阿尔琼问。
“她说，没关系，她年纪大了，少用点水，没什么。她不让我去找巴桑蒂，说我脾气暴，怕我跟人起冲突。她每天早上还是五点起来，排在第八位，接一桶浑浊的锈水，回来给我做饭。”
“所以你就开始缠铜丝了。”昌德说。
“不是。我那时候没想动柱子。我只是恨。每天看着我妈排在第八个，我躺在床上什么也不做，只是恨。后来有一天，我在走廊上发现了沙基尔。”纳迪姆说到沙基尔的名字时，语调没有变化，像是在提一个无关紧要的人，“我看见他在柱子前蹲了很久。我没惊动他，躲在拐角等他走了，过去一看，柱子上多了铜丝。”
“你没有告诉他。”
“没有。”纳迪姆说，“我知道他在做什么。我觉得好笑——他做得很慢，手法很次，圈距不均匀，接触面太小，搞了三个月柱子都锈不了多少。”
“你开始帮他。”
“不是帮他。”纳迪姆的声音忽然变硬了，那是整段对话里他第一次露出坚硬的东西，“他有他的恨。我有我的。”
车厢里又陷入了沉默。昌德放慢了车速，在红绿灯前停下来。红灯的光映在挡风玻璃上，把所有人的脸都染成了红色。
“告诉我一件事，”纳迪姆忽然开口，不是在回答任何人的问题，而是主动在问，“七月十二号晚上，巴桑蒂死了没有？”
“死了，”昌德说，“还有她两个儿子。”
纳迪姆没有反应。红色的灯光在他的脸上闪了闪，然后变成绿色。车开动了。
“还有萨维特里·库马尔，”阿尔琼说，他的声音很平，但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她也死了。”
后座传来一声奇怪的声响——不是哭声，不是叹息，而是一种介于吞咽和呼吸之间的声音。阿尔琼从后视镜里看到，纳迪姆把脸转向了车窗外，额头抵着冰冷的玻璃，眼睛紧闭。
“我不是没想过把她接出来，”纳迪姆的声音闷闷的，像是从胸腔最深处挤出来的，“五月的时候，我攒够了钱，在郊区找了一个地下室，跟房东说好七月初搬。我跟我妈说了。她说，不急，雨季搬什么家，等雨停了再搬。”他的额头在玻璃上滚了一下，转向昌德的方向，“你知道她为什么不想搬吗？她怕搬走了，排队的位置就彻底没了。她怕走了以后再也回不来。那是我妈在金庙公寓住了四十年才排到的第一个水龙头。四十年。她不搬——她说等雨停了再搬。”
阿尔琼闭上了眼睛。他不需要再往下听了。他已经看到了全部的画面——一个下岗的电工儿子和一个不肯搬家的老母亲，一套已经付诸实施的搬家计划和一个永远也等不到雨季结束的人。纳迪姆准备了新的住处，但他没有准备新的说服理由。他没有告诉母亲房子会塌——他不能告诉她，因为她会问他怎么知道的，而他无法回答。
他不是选择了让她死。他是选择了不阻止她留在那里。
“你什么时候开始缠C4柱的？”昌德问。
“六月。”
“C2柱呢？”
“也是六月。”
“到七月十二号那天，你知道楼什么时候会塌吗？”
纳迪姆睁开了眼睛。他额头抵过的玻璃上留下了一小块模糊的雾气，透过那层雾气，窗外的路灯变得朦胧而扭曲。他把脸转回来，从后视镜里看着阿尔琼的眼睛。那个对视很短，但阿尔琼从里面看到了某种他一直不敢正视的东西——那不是凶手的眼睛，也不是疯子的眼睛。那是一个做了选择、承担了后果、但不确定自己是否应该后悔的人的清醒的眼神。
“不知道，”纳迪姆说，“我只知道快了。每次暴雨让墙裂得更大，裂到我每天晚上躺在床上一闭眼，就能感觉到整栋楼在晃。”他停了一下，然后说了一句让昌德和阿尔琼同时感到一股寒意的话。
“但我告诉你，如果再来一次，我还是会这么做。我唯一后悔的，是没有把我妈拉出来。”
车驶入了第十二分局的停车场。昌德熄掉引擎，从后视镜里看着纳迪姆，问出了阿尔琼最想问但一直没有问的那个问题。
“纳迪姆，你知道楼里住了多少人吗？”
纳迪姆把戴着手铐的双手从背后移到前面，动作因为手铐的限制显得很笨拙。他把双手放在膝盖上，两只手互相交握着，像是在互相安慰。
“知道。二十多户。几十个人。每一个人的脸我都见过。每一个人的声音我都听过。他们在走廊上打招呼、吵架、哄孩子、骂街。吉塔在四楼洗衣服，卡拉姆在一楼煮茶，萨利姆每天傍晚在楼道里吹口哨，吹的是同一首歌，吹了八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歌。”他把手抬起来，用手铐轻轻碰了一下自己的额头，发出金属和皮肤碰撞的闷响，“我知道他们每一个人的脸。但没有一个人问过我妈膝盖还疼不疼。”
昌德把车门打开。夜风灌进来，带着雨后泥土和煤烟的味道。纳迪姆慢慢挪下车，站直了身子，回头看了一眼停车场外面那条通往希望巷的路。那条路很黑，没有路灯，只有远处棚屋窗户里漏出来的零星灯光。
“她膝盖疼了十二年，”纳迪姆对着那条黑暗的路说，“每天跪在地上洗衣服，在水龙头底下跪着接水。没有人问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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