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九点，阿尔琼到第十二分局的时候，昌德已经站在门口等他了。警探手里端着两杯茶，把其中一杯递给阿尔琼，另一杯自己灌了一大口，然后朝走廊深处偏了一下头。
“昨晚没怎么睡？”阿尔琼看着昌德眼睛下面的青灰色。
“睡了三个钟头，”昌德说，声音沙哑得像是砂纸擦过水泥地，“翻了一晚上旧档案。金庙公寓这栋楼，过去十年被投诉过十一次。漏水、裂缝、地基下沉，每一条都记录在案。但没有一次被处理过。”他把茶杯放在窗台上，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成方块的纸，“你看看这个。”
阿尔琼展开那张纸。那是一份复印的投诉记录，抬头是卡普尔市政建筑安全局，日期是三年前的六月。投诉人是金庙公寓三楼的住户，名字栏里写着“沙基尔·库马尔”。投诉内容只有几行字——“三楼东侧承重柱出现纵向裂缝，钢筋裸露锈蚀，每逢雨季渗水严重，存在重大安全隐患，请求紧急检修。”
落款处的签名歪歪扭扭，笔迹和哈桑老爹墙上发现的那张备忘录上的字迹一模一样。
“三年前他自己举报过那根柱子，”昌德说，“他想让政府来修。”
阿尔琼把投诉记录放在桌上。这个发现让案子的复杂性又增加了一层。同一个人，三年前向政府写信举报危楼隐患、试图阻止一场事故，三年后却利用同一根柱子的脆弱，亲手制造了那场事故。这中间发生了什么？
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昌德。昌德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你想知道的，他本人可以告诉你。他已经在审讯室了。”
审讯室在走廊尽头，是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小房间。墙是灰绿色的，天花板上的日光灯管发出嗡嗡的低响。房间里只有一张铁桌和三把铁椅，桌子上焊着一个铁环，用来铐住嫌犯的手铐。但今天沙基尔没有被铐——他安静地坐在铁桌一侧，面前放着一杯已经凉透的水，水面纹丝不动，像一块灰色的玻璃。
阿尔琼走进来的时候，沙基尔抬了一下眼。他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但眼神不是涣散的，而是集中的——集中地打量着走进来的这个人。阿尔琼注意到他在看自己的手，或者说是在看自己手里提着的公文包。那个眼神里有一种警觉，像是在数公文包的夹层里可能装着多少份对他不利的文件。
昌德跟在阿尔琼后面进来，把门带上。铁门合上时发出一声沉闷的碰撞，日光灯管闪了一下，重新亮起来。
“这是阿尔琼·瓦尔玛律师，”昌德拉开一把椅子坐下，“他代表遇难者家属。你可以选择回答他的问题，也可以选择不回答。”
沙基尔看着阿尔琼，嘴唇动了一下。“你是帮拉朱的。”
“我是帮拉朱的。”
“他妈妈害了我妈。”沙基尔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没有升高，没有颤抖，没有愤怒。他只是陈述了一个在他看来属于事实的判断。阿尔琼没有反驳他，也没有同意他，而是从公文包里拿出了一张照片——那张在废墟上拍到的铜丝缠绕钢筋的照片。他把照片放在桌上，推到沙基尔面前。
“这是从金庙公寓二楼的承重柱上拍到的，”阿尔琼说，“铜丝被人为缠绕在钢筋上，形成了一个电化学腐蚀装置。这个装置持续运作了好几个月，导致钢筋截面积严重损失。七月十二号那场暴雨把腐蚀推到了临界点。柱子断了。楼塌了。”
沙基尔低头看着那张照片。他看了很久，久到日光灯管又闪了一次。然后他把照片推回给阿尔琼，动作很慢，像是在推一件他不想碰的东西。
“你是电工，”阿尔琼说，“你知道铜和铁在雨水里会发生什么。”
“所有电工都知道。”
“你也知道这根柱子有裂缝，”阿尔琼从公文包里抽出那份投诉记录，放在照片旁边，“三年前你亲自写信举报过它。你想让市政来修。他们没来。”
沙基尔的目光落在那份投诉记录上。他的表情出现了一丝裂痕——很细微，就像一个瓷碗上出现的发丝纹，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到。他的手从桌上收回去，放在了膝盖上，手指慢慢攥紧，然后又松开。
“他们当然没来，”沙基尔说，声音低得像在自言自语，“我写了三封信。第一封没有回音。第二封来了一个检查员，在楼下站了五分钟，填了一张表，就走了。第三封被退回来了，信封上盖了个戳——‘地址不存在’。”他抬起眼，嘴角扯出一个干涩的弧度，“金庙公寓的地址不存在。我住了八年，才知道自己住在一个不存在的地方。”
阿尔琼感到自己的喉咙有些发紧。他不是第一次听说这种事——在卡普尔的贫民窟，违章建筑在官方地图上永远是空白。它们不被承认，不被保护，不出现在任何一份城市规划报告中。住在里面的人就像活在城市血管里的幽灵，纳税记录里找不到他们，人口普查里找不到他们，但当房子塌了、人死了，统计表上会多一行数字。
“你把铜丝缠上去的时候，”阿尔琼问，“想的是什么？”
沙基尔的喉结滚动了一下。他低下头，看着自己放在膝盖上的手。那双手现在摊开着，手掌朝上，十根手指微微弯曲，像是在捧一个看不见的东西。
“我先给她写信的，”沙基尔说，“三次。她不回。后来我去敲她的门，她不让我进去。我在她门口站了很久，听见屋里收音机在响。那天晚上雨很大，比七月十二号那天小不了多少。我站在门口，雨水从天花板裂缝灌下来，淋了我一头一脸。我听着她屋里的收音机——她放了音乐，是那种老电影的歌，唱的是‘世界多么美好’。我浑身是水地站在那儿，听她放‘世界多么美好’。”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语调平坦，像是在叙述一件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但他的手在发抖——不是剧烈的抖，而是一种细微的、持续的、无法控制的颤抖。
“第一次去缠铜丝，”沙基尔说，“是三月。那天我妈的褥子上长了一层绿霉。我用刷子刷了一下午，把霉刷掉了。刷完以后褥子薄了一半，露出了里面发黑的棉花。我去走廊透口气，看见那根柱子。裂缝就在那儿，钢筋露出来了，锈得一碰就掉渣。我的手就放在口袋里，口袋里刚好有一卷铜丝，是我从废品站捡来的，原本想卖几个卢比。”他停了一下，把手从膝盖上抬起来，放在桌面上，“我站在那里，看着钢筋上的锈，心想——如果让它锈得再快一点呢？”
“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阿尔琼问。
“知道。”
“知道这会害死整栋楼的人？”
沙基尔沉默了。那沉默持续了很长时间。日光灯管嗡嗡地响着，审讯室的门缝下面透进来一条窄窄的光。然后沙基尔开口了，声音忽然变得很轻，轻到阿尔琼必须微微前倾才能听清。
“我不知道整栋楼会塌，”他说，“我只知道那面墙会裂得更大。墙裂得更大，她家就会漏水。她家漏水，她就会尝尝我妈每天过的日子。我就想让她尝一尝。”他的声音忽然拔高了半度，然后又迅速降下来，“我算过。我每天晚上去缠一点，三圈，五圈，看看墙上的裂缝有没有变大。我看到裂缝真的变大了，比以前任何一年都大。我还觉得——这就是我想要的。”
“但你没有停。”
“我停不下来。”沙基尔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没有看阿尔琼，也没有看昌德，而是看着桌上那杯已经凉透的水。“每天夜里我躺在床上，听见楼下传来她骂孩子的声音，那些声音像针一样扎在我耳朵里。我就起来，摸着黑走到楼梯转角，再缠几圈。每缠一圈，我心里就能舒服一点点。你懂吗？那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能控制的东西。”
阿尔琼把照片和投诉记录收起来。他的动作很慢，像是在给自己争取思考的时间。沙基尔说的话让他难受——不是那些话残忍，而是那些话里有太多他不能轻易评判的东西。他知道在自己舒适的律所办公室里，他可以轻易地说出“谋杀就是谋杀，动机不重要”。但坐在这间灰绿色的审讯室里，面对着一个给市政写了三封信却石沉大海、看着母亲在发霉的褥子上溃烂、听着楼下收音机里的老情歌、在凌晨楼梯转角一圈一圈缠着铜丝的电工——他可以说什么？他可以说“你应该搬走”吗？往哪儿搬？他可以说“你应该报警”吗？警察就在这儿，警察说这片贫民窟在官方地图上根本不存在。
“你刚才说，”阿尔琼回过神来，“你不知道整栋楼会塌。你只以为墙会裂得更大。”
“是。”
“但你是电工。你懂电化学腐蚀。你应该知道柱子塌了，楼就塌了。”
沙基尔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让阿尔琼和昌德同时抬头的话。
“那根柱子不是我一个人弄的。”
审讯室里的空气忽然凝固了。昌德从椅子上直起身来，把一直按在桌上的手收了回去。阿尔琼的笔停在半空中，笔尖离纸只有两厘米。
“什么意思？”昌德问。
沙基尔低下头，用两只手捂住脸。他的手指穿过头发，用力按着后脑勺，像是在压制某种从颅骨内部涌上来的压力。“三个月。我一个人缠了三个月。每天晚上。然后有一天夜里，大概是五月底，我走到老地方，发现铜丝被人动过。不是风吹的，不是雨打的。我缠的铜丝被人拆了几圈，又重新缠上去了，比我的手法更紧、更密、更专业。”
“你看过他的手法。”昌德说。
“一看就不是新手。铜丝和钢筋的接触面比我的大三倍，用的是斜切法。只有老电工才懂斜切法——把铜丝头削成斜面，增加接触面积，腐蚀速度能快一倍。”沙基尔把脸从手里抬起来，眼睛红得像两块烧过的炭，“我当时以为我疯了。我以为是老天帮了我一把。现在我才知道——”他忽然停住了，喉结剧烈地滚动了一下，“现在我才知道，那栋楼里，有不止一个人希望它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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