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朱在哈桑老爹的棚屋里睡了两个晚上。说是棚屋，其实就是在两堵残墙之间搭了几块石棉瓦，地上铺一层硬纸板，再垫一条看不出原色的旧毯子。哈桑老爹把唯一一张木床让给了他，自己睡在地上，说老人骨头硬，不怕潮。拉朱知道他在说谎——每天早上哈桑老爹爬起来的时候，腰都弯不下去，要扶着墙站好一会儿才能走路。
第三天早上，拉朱被一阵争吵声吵醒。他睁开眼睛，看见哈桑老爹站在棚屋门口，用身体挡着一个瘦高的男人。那个男人穿着一件过于肥大的格子衬衫，袖子卷到手肘，露出两条细得像柴火棍的胳膊。他正试图从哈桑老爹身边挤进来，嘴里不停地说着话。
“我是他舅舅！我有权利带他走！”
拉朱坐起来，后背抵着墙。他认得这个人——母亲的弟弟，拉姆昌德。上一次见到他是在两年前的父亲离家之后，他来过一次，跟母亲在房间里关着门说了很久的话，走的时候脸色很难看。后来母亲再也没有提过他。
哈桑老爹没有让开。“他在这儿待着挺好。你两年没露面，现在跑来当舅舅了？”
拉姆昌德的脸涨红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的纸，在哈桑老爹面前抖开。“这是政府的救济登记表。家属必须在上面签字，不然一分钱都拿不到。我是他唯一的亲人了，我不帮他谁帮他？”
拉朱看到那张纸的时候，心里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不是感动，是一种更复杂的、他那个年纪还说不清楚的东西。他想起昨天阿尔琼对他说的话——“你舅舅也不能讲。”阿尔琼似乎早就知道这个舅舅会出现。
“让他进来吧。”拉朱说。
哈桑老爹回头看了他一眼，欲言又止，最终还是侧身让开了。拉姆昌德快步走进来，在拉朱面前蹲下，把那张表铺在硬纸板上。表格抬头印着卡普尔市政救济局的标志，下面密密麻麻印满了小字。拉姆昌德从衬衫口袋里掏出一支圆珠笔，塞进拉朱手里。
“在这儿签个字就行。签完我带你去领钱。”
拉朱拿着笔，低头看着那张表。他只上过三年学，认得的字不多，但他看到了表格中间一栏里有一行加粗的字——“本人确认接受上述赔偿方案，并放弃就上述事故提起任何形式的民事或刑事诉讼的权利。”他不完全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但“放弃”和“诉讼”这两个词，阿尔琼对他说过。
“我要问一下瓦尔玛先生。”拉朱把笔放下了。
拉姆昌德的表情变了。那是一种快速的、像乌云掠过水面一样的变化——先是惊讶，然后是恼怒，最后定格在一种刻意的温和上。他拍了拍拉朱的肩膀，声音放得很柔：“拉朱，你听舅舅说。那个律师是外人。他帮你打官司，打赢了要分钱的。政府现在给的这笔钱，不用打官司，直接就能拿。你知道有多少吗？三万卢比。三万卢比够你吃一年了。”
三万卢比。拉朱在心里默默重复了这个数字。他不知道一条命值多少钱，也不知道母亲和两个弟弟的命加起来值不值三万卢比。他只是觉得这个数字听起来很多，但又好像没有那么多。
“我还是想问问瓦尔玛先生。”他说。
拉姆昌德的笑容僵在了脸上。他把那张表折好收回口袋，站起来的时候，膝盖发出咔吧一声脆响。“行，你问。不过政府那边说了，救济金申请截止到下周。过了下周，一分钱都没有。”他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缩在角落里的拉朱，“你妹妹还没找到吧？找人也要花钱的。你自己想清楚。”
他走了以后，哈桑老爹往地上啐了一口唾沫。拉朱把膝盖抱在胸前，望着棚屋外面灰蒙蒙的天。他忽然很想找到阿莎。比拿到三万卢比更想。
那天下午，阿尔琼带着拉朱去了卡普尔市警察局第十二分局。第十二分局管辖希望巷所在的整个贫民窟片区，办公地点是一栋两层的旧楼，外墙刷着褪色的蓝漆，门口停着三辆摩托车和一辆车身上印着警徽的老旧吉普。
接待他们的警探叫昌德。他四十岁出头，头顶的头发已经稀疏，但剩下的部分梳得一丝不苟。他的办公桌上堆满了文件夹和一个满是烟头的烟灰缸，墙上贴着一张褪了色的卡普尔市地图，地图上用红笔圈了好几个地方——阿尔琼猜那是今年还没破的案子。
昌德翻开金庙公寓的卷宗，用一支笔在上面随意地敲着。他的表情很疲惫，不是那种工作太累的疲惫，而是一种更深层的、对一切都不抱期待的疲惫。
“瓦尔玛先生，您的委托人的证词我们已经记录过了。”他把卷宗转过来，推到阿尔琼面前，“这是笔录。”
阿尔琼低头看那份笔录。上面记录了拉朱在搜救现场对警察说的话——“听见母亲和邻居吵架，内容记不太清楚，然后房子就塌了。”就这么一句。没有提到水龙头，没有提到巴桑蒂和沙基尔之间的具体冲突，也没有提到吵架发生的时间是倒塌前不到半小时。
“这个记录不完整，”阿尔琼把卷宗推回去，“拉朱，你把那天晚上听到的再说一遍。”
拉朱看了看阿尔琼，又看了看昌德。昌德靠着椅背，双手交叉在肚子上，嘴角微微往下挂着。他没有阻止，但也没有鼓励。
拉朱开始说话。他从买药回来开始讲，讲他跑过三楼走廊时听见母亲和沙基尔争吵，讲他听见沙基尔说“凭什么”，讲他听见母亲说“你等着”，讲他回到二楼家里不到十分钟楼就塌了。他说得很慢，每句话之间都有停顿，像是在小心翼翼地挑选自己认得的中。
等他说完，昌德沉默了几秒钟，然后拿起笔，在原来的笔录上添了两行字。他写得很慢，笔尖在纸上发出沙沙的声音。写完以后他把笔放下，抬起头看着阿尔琼，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吐得很清楚。
“瓦尔玛先生，我在这片区干了十五年。十五年来我见过的塌楼，没有十栋也有八栋。每一次的原因都一样——房子太老，雨太大，该塌的时候就塌了。”他把烟灰缸往旁边挪了挪，“您知道这十五年来，有多少家属像您一样觉得塌楼有蹊跷吗？全部。每一个都觉得不对劲。但最后呢？没有一桩立过案。”
“这次不一样。”阿尔琼说。
“哪儿不一样？”
阿尔琼犹豫了一下。他公文包里放着哈立德的技术分析报告和铜丝碎片的样本，但这些东西现在拿出来还为时过早。他只是说：“证人的陈述里提到了明确的威胁性语言。沙基尔对巴桑蒂说过‘大家一起死’。”
昌德看了他很久，久到办公室墙上的挂钟响了整整三声。然后他把卷宗合上，站起来，走到办公室门口把门关上了。关门之前他往走廊里看了一眼，确认没有人经过。
“您听好了，”昌德转过身，压低声音，“金庙公寓的业主叫马利克。您知道他是什么人吗？”
“房东。”阿尔琼说。
“不止，”昌德回到座位上，拿起一支没点燃的烟在手指间转着，“马利克在希望巷周边拥有七栋楼。每一栋都和金庙差不多——都是危房，都住满了人，都收现金，都不开发票。他每年给市政建筑安全局的官员送红包，给选区议员阿加瓦尔的政治献金从来没有断过。您现在要立案查金庙公寓的倒塌原因，这意味着什么您知道吗？这意味着要查他的建筑质量、他的贿赂记录、他和官员的关系。您觉得他会让这种事发生？”
阿尔琼没有说话。昌德把那支烟叼在嘴里，但没有点。
“我在这片区干了十五年，”他继续说，声音更低了一度，低到几乎是在自言自语，“我见过太多想当英雄的律师走进来，最后走出去的时候，眼睛里的火全灭了。我不是说您不该查。我是说，您至少得知道您在跟什么东西作对。”
“所以呢？不查了？”阿尔琼的声音很平静，但昌德听出了那平静底下的刺。
昌德把没点的烟从嘴里拿下来，放在桌子上。他看着阿尔琼的眼神变得复杂起来，里面有一点恼火，也有一点不太情愿的赞赏。那种表情像是在说：我见过你这个年纪的年轻人，也见过你这个劲头的年轻人，但这两样东西通常活不过一个雨季。
“我不是说不查，”昌德最后说，“我是说，您需要的不只是证人证词。您需要物证、技术鉴定、官方文件。少一样，马利克的律师就能把案子撕成碎片。”
阿尔琼站起来，把公文包夹在腋下。“谢谢您的建议。请把笔录改完整——包括拉朱听到的争吵内容、时间、以及沙基尔说的那句话。”
昌德看着阿尔琼的眼睛，看了大约五秒钟。然后他重新打开卷宗，拿起笔，把刚才口述的内容补充完整。他写的时候，嘴里嘟囔了一句只有他自己听得见的话。
从警局出来，阿尔琼没有直接送拉朱回哈桑老爹的棚屋，而是带他去了希望巷入口处的一家小饭馆。饭馆里只有四张桌子，墙上的吊扇转得很慢，每一圈都发出嗡嗡的低响。阿尔琼点了两份豆糊饭和两杯酸奶，把其中一份推到拉朱面前。
“你舅舅今天来找你了？”阿尔琼问。
拉朱拿着勺子，但没有舀饭。“他说政府给三万卢比。要我签字。”
“你签了吗？”
“没有。”
阿尔琼点了点头，脸上没有露出任何表情，但拉朱注意到他肩膀上的某块肌肉微微松了一下。那天下午的太阳从窗户斜射进来，落在餐桌的塑料桌布上，印出棋盘格的花纹。阿尔琼沉默了很久，久到拉朱以为他忘了自己在说话。
“拉朱，”阿尔琼终于开口，声音很轻，“从现在开始，你可能会遇到很多让你签的东西。政府的救济表、房东的赔偿协议、还有你舅舅拿来的各种文件。你记住——只要上面有‘放弃诉讼权利’这几个字，或者任何一个你不明白的条款，你就不要签。一个字都不要签。”
“如果我不签，他们就一分钱都不给我呢？”
阿尔琼被这个直白的问题问住了。他想说“不会的”，但他知道那是谎话。他想说“我会帮你”，但他也知道自己没有权力替这个孩子做决定。三万卢比对他阿尔琼·瓦尔玛来说只是两个月不到的房租，但对于此刻坐在他对面的这个孩子，那可能是一整年的食物、是能找到妹妹的旅费、是活下去的唯一砝码。
“我不会替你做决定，”阿尔琼最后说，“但如果你决定要查真相，我会帮你查到底。不收你一分钱。”
拉朱低下头，看着面前的豆糊饭，黄色的糊状物已经凉了。他舀了一大勺塞进嘴里，嚼了两下咽下去，然后抬起头，眼睛里有些潮湿，但嗓音很稳。
“我不想签字，”他说，“我想知道我妈死之前，沙基尔到底对她说了什么。”
这句话说完之后，饭馆里的两个人都没有再说话。吊扇还在转，厨房里传来锅铲碰铁锅的声响。窗外的希望巷渐渐暗下来，小贩们开始收摊，路灯稀稀拉拉地亮了几盏。远处金庙公寓废墟的方向，暮色把那堆瓦砾染成了铁锈的颜色。
阿尔琼把拉朱送回哈桑老爹的棚屋时，天已经全黑了。哈桑老爹正在门口生一个小煤炉，煤烟呛得他直咳嗽。他看见拉朱回来，朝他点了点头，用下巴指了指棚屋里头。
“你妹妹有消息了。”他说。
拉朱愣在原地。“什么？”
“刚才有个搜救队的人来过。他说清理公司的人在最底下一层挖到了一个女孩的衣服碎片。他不确定是不是阿莎的，但他说那些碎布的颜色跟你妈出事那天给你妹穿的衣服很像。”哈桑老爹把火钳放在地上，抬头看着拉朱，声音忽然变得很轻，“他说如果那真是阿莎的，她可能被压在太深的地方了。要挖出来，得用重型机械。重型机械要政府批准，政府批准要等。等多久，他不知道。”
拉朱站在棚屋门口，街上的路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他不说话，不哭，也不动。他只是站在那里，像一个被钉在原地的影子。
阿尔琼把手放在他的肩上，感觉到男孩的肩膀在微微发抖，不是哭的那种抖，而是某种被压抑到极限的颤抖——像一根被拉得太紧的弦，再用力就会断。
“明天我去催搜救队，”阿尔琼说，“你也别急。”
他说完这句话之后，心里升起一种无力感。那是一种在精英法学院里从来没有学到过的无力感。他知道明天去催搜救队不会有什么用，政府不会为了一个贫民窟失踪女孩调重型机械，新闻媒体不会为一个找不到尸体的小姑娘做追踪报道。这座城市有太多阿莎，太多拉朱，多到每条巷子里都挤满了，多到人们在街上走着走着就会忘记他们也是活生生的人。
阿尔琼离开希望巷的时候，夜已经深了。他走在路灯稀疏的马路上，手机忽然震动了一下。他掏出来一看，是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没有署名，只有一句话——
“别再查了。金庙的事，查到最后谁都不会好过。”
阿尔琼站在原地，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然后他把短信截图保存，把号码记下来，继续往前走。他的皮鞋踩在湿漉漉的人行道上，发出沉闷的声响。
在他身后的黑暗里，金庙公寓的废墟沉默地矗立着，像一个不肯安息的坟墓。
而在距离废墟两个街区的贫民窟深处，电工沙基尔坐在一间没有开灯的房间里，守着他瘫痪的母亲。他正在做一件事——把一卷新铜丝上的绝缘皮一点一点地剥掉。铜丝在他的手指间闪着冷光，像是一条刚从泥土里爬出来的蛇。
暂无评论，来抢沙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