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秀雅在周四傍晚接到了一通电话。电话那头的声音苍老而沙哑，带着浓重的镜海老城区口音，自称是海镜堂最早的员工之一，姓蔡，当年在仓库里干了八年打包的活计。老人说他看了新闻，知道码头捞起一口铁棺，上面有海镜堂的标记，思来想去好几天，觉得有些话还是得跟警方说一说。
他们约在鱼市巷尽头一家开了四十年的茶餐厅见面。林秀雅到的时候，蔡老头已经坐在卡座里了，面前放着一杯凉透的柠檬茶，手边搁着一顶洗得发白的鸭舌帽。他看起来七十出头，脸上的皱纹像是被海风一刀一刀刻出来的，手指关节粗大变形，是常年干粗活留下的痕迹。
“林课长，我先说清楚，我不是来告密的。”蔡老头开口就很直，“我在海镜堂干了八年，中村老板待我不薄，逢年过节红包从来没少过。但我这几夜翻来覆去睡不着，总觉得那口铁棺是在跟什么人喊冤。”
林秀雅要了两杯热奶茶，把其中一杯推到老人面前，没有打断他。
蔡老头说，他是海镜堂成立第三年进去的。那时候商行还在码头仓库，一共就四个人——中村负责谈生意，朴振宇负责收货和修复，他负责打包搬运，还有一个会计每周来两天。头几年一切都好，两个老板像亲兄弟一样，干活不分彼此，吃饭用同一个饭盒。变化是从第八年开始的，就是崔济元那批人出现之后。
“那个姓崔的新罗人第一次来仓库的时候，我正好在门口钉木箱。”蔡老头眯起眼睛回忆，“他开一辆黑色大车，车牌是新罗的，下来的时候戴着墨镜，皮鞋擦得比我们仓库的地板还亮。朴老板迎上去跟他用新罗话交流，说了差不多半个小时。那人走之后，朴老板一个人在仓库里坐到天黑，我喊他吃饭他都没应。”
从那以后，朴振宇就变了。不是一下子变的，是一点一点变的。先是话少了，然后笑容少了，最后连眼神都变了。蔡老头说他有一次半夜回仓库取忘带的钥匙，发现朴振宇一个人在修复室里，台灯只开了一小圈，他正对着一个刚修好的青瓷碗发呆，脸上的表情说不上是悲伤还是愤怒，就像是看着一样东西，又像是看着那东西背后很远的地方。
“那时候海镜堂的生意是最好的时候，外面的人都觉得我们风光得不得了。但我在里面看得清楚，朴老板心里有事。”蔡老头喝了一口热奶茶，杯子在他手里微微发颤，“他有一次跟我说，老蔡，你知道最难受的是什么吗？不是别人看不起你，是别人一边看不起你，一边用着你修好的东西。你的手艺可以摆进最贵的客厅，但你的名字永远进不了那个门。”
林秀雅在笔记本上记下这句话，抬头问：“中村呢？中村那时候是什么态度？”
“中村老板……”蔡老头犹豫了一下，“中村老板是个聪明人。他不像码头区那些粗人，他不会当面说难听的话。但他做出来的事比说出来的话更明白。我记得有一年商会年会，海镜堂是赞助商之一，大半个镜海的古董商都来了。中村老板上台致辞，从头到尾没提过朴老板的名字。朴老板那天就在台下坐着，坐最后一排，年会还没结束就走了。”
蔡老头又说起中村后来参加的那个社团——“镜海文化振兴会”。这个名字听起来很正经，但在镜海待久了的人都知道，它背后是明昭右翼势力的文化外圈。振兴会的成员大多是明昭老派士绅和商界保守派，他们热衷于在公开场合谈论“保护明昭固有文化”，私下里则毫不掩饰对“半岛侨民”的排斥。中村加入振兴会之后，整个人的气场都变了。他开始在商会聚会上频繁使用一些过去从不会说的词，比如“文化纯度”，比如“交易边界”。蔡老头有一次亲耳听到中村对一个客户说：“跟那边的人做生意可以，交心就算了。”
“那边的人”指的是谁，在场所有人都心知肚明。
林秀雅问蔡老头，中村这些变化是发自内心的，还是为了融入某种圈子而刻意扮演的。蔡老头沉默了很久，最后说了一句让她印象极深的话：“林课长，一个人装什么装久了，就会变成装的。你不能说他是假的，因为真的假的已经分不清了。”
与此同时，在镜海另一头的海对岸，朴振宇的女儿朴秀雅正在经历另一种形式的身份撕裂。
那年秀雅十一岁，在新罗南部海滨城市的一所公立小学读五年级。她是那种让老师省心的孩子——成绩中上，从不惹事，课间喜欢一个人坐在座位上画画。但她有一个在同学眼中极其扎眼的身份特征：她姓朴，但她爸爸在明昭做生意，她每年寒暑假都要坐船去镜海。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班里有人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倭商的女儿”。
一开始只是个别男生的恶作剧。课间经过她座位时故意捏着鼻子说“好大的倭味”，或者在黑板上画一艘船，船上写着她的名字。秀雅回家跟母亲提过一次，母亲沉默了很久，说别理他们，好好读书就行。但事情没有过去，反而越来越严重。有一天下午放学，她发现自己的课桌被人用马克笔写满了字——“滚回明昭去”、“你不是新罗人”、“倭化者”。字迹大大小小，歪歪扭扭，有些地方因为用力过猛把桌面都压出了凹痕。
秀雅站在课桌前，周围是已经走空的教室和窗外将暗未暗的天色。她没有哭，也没有去找老师。她从书包里拿出一块橡皮，开始一笔一笔地擦。有些字迹写得太深，擦不掉，她就用修正液涂掉，涂成一片一片的白色。整张桌面被她涂得斑斑驳驳，像一块长了癞痢的皮肤。做完这些之后，她把东西收好，背上书包，一个人走回了家。
那天晚上，她给远在新罗看守所里的父亲写了一封信。信中只字不提学校的事，只说最近在学画画，画了一片海，海上有两艘船，一艘往东开，一艘往西开，她不知道应该上哪一艘。信的末尾画了一个笑脸，笑脸的眼睛画歪了，看起来像是在哭。
这封信寄到看守所的时候，朴振宇已经被羁押了三个月。他把信反复看了很多遍，然后把信纸对折，压在枕头底下。同监室的人问他女儿写了什么，他说没写什么，就是画画。
但当天晚上，他在硬板床上睁着眼睛躺了一整夜。第二天一早，他通过律师向新罗检方传递了一个信息：他愿意配合调查，但有一个条件——他要见中村诚一。
这个消息在三天后传到了镜海。中村在海镜堂的办公室里接到律师的电话时，正在签一份拍卖委托合同。他放下笔，语气平静地问：“他想见我，是以什么身份？前合伙人？还是被告人向证人提出的会面请求？”
律师在电话那头说了几句。中村沉默了很长时间，久到律师以为他挂了电话。
“告诉他，我没有时间去新罗。”中村最后说，“如果他有什么话想跟我说，让他写信。”
挂断电话之后，他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窗外是镜海老城区层层叠叠的瓦顶和远处灰蓝色的海平面，几只海鸟在天上绕着圈，叫声又尖又长。他睁开眼，从抽屉里拿出那张旧照片——两个年轻人在破仓库门口举着“海镜堂”的木牌，笑得毫无遮拦。他盯着照片上朴振宇的脸看了很久，然后把照片翻过去，背面朝上，放回抽屉。
但他没有合上抽屉。他的手在抽屉里摸索了一下，拿出了另一样东西——一本护照，深蓝色的封面，烫着新罗国徽。那是朴振宇的护照，三年前朴振宇最后一次从镜海出境时遗落在海镜堂会客厅的茶几上。中村一直没有还给他。
他把护照翻开来，看着朴振宇的证件照和那一页一页的出入境戳记，每一个章都印着往返于明昭与新罗之间的日期。这些日期串联起来，就是海镜堂过去十年的全部历史。
然后他合上护照，拿起了桌上的座机，拨通了外务省那位熟人的号码。
“上次我跟您提过的那个情况，”他的声音稳得出奇，“我觉得是时候提前做准备了。”
窗外海鸟的叫声突然尖锐起来，像是被什么惊动了。中村挂断电话，走到窗前往下看。楼下海镜堂正门口停了一辆深蓝色轿车，车顶没有警灯，但车门上印着一行极小的字——“明昭海关稽查课”。两个人从车里下来，抬头看了一眼海镜堂的铜质招牌，然后推门走了进来。
中村站在三楼窗前往下看着这一切，脸上的表情毫无变化。
他转过身，把朴振宇的护照放进西装内袋里，整理了一下领带，朝楼梯口走去。走到一半，他又停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钢笔，在便签纸上写了几行字，折好，塞进办公桌最下面那个上锁的抽屉里。那个抽屉里已经放了厚厚一叠东西——有信件、有合同副本、有几张光盘，还有一本和陈尸铁棺中一模一样的皮革封面记事本。
上锁之后，他把钥匙从钥匙串上取下来，放进了西装另一个内侧口袋里。
楼梯上已经传来了脚步声。中村整了整袖口，脸上浮起一个克制而得体的微笑，推开办公室的门走了出去。
“两位久等了，我是中村诚一。请问有什么可以配合的？”
他的声音平和、清晰、滴水不漏，像一件修复得无可挑剔的古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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