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证科的报告在案发后第十九天送到了姜瑞俊的办公桌上。
报告封面贴着一张黄色标签,上面用红笔写着“DNA比对结果——紧急”。姜瑞俊撕开密封条时,手指干燥而稳定,但他的目光在第一页的结论栏上停顿了整整十秒。
那枚在尹在熙掌心发现的衔尾蛇袖扣,表面提取到的皮肤细胞DNA,与朴泰俊的DNA样本不符。
这个结论并不让他意外。在前几次讯问中,泰俊始终坚持袖扣不是他的——尽管款式与他日常佩戴的完全相同,但他说那枚袖扣在两个月前就丢失了。“可能是落在会议室,可能是被客户顺走了,也可能是在某个餐厅洗手间里自己掉了。”他的语气漫不经心,像是在描述一件与自己毫无关联的琐事。
但DNA比对的结果指向了另一个人。
物证科从袖扣的衔尾蛇纹路缝隙中提取到了第二组DNA——第一组属于尹在熙本人,这符合他将袖扣握在掌心的现场情况。第二组DNA则匹配到了一个在警方的失踪人口数据库中沉睡了两年的人。
具勇植。
姜瑞俊将报告翻到第二页。DNA匹配度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七。采集来源是袖扣背面焊点与金属底座之间一道极细的缝隙——那里面卡着一小片肉眼不可见的皮肤角质。取证员在立体显微镜下用微镊子夹出了它。
他拿起内线电话拨通了韩秀雅。
“具勇植的户籍地址还在龙山区那个屋塔房吗?”
“户籍地址是那里。但他两年前已经申报失踪了。申报人是他的母亲。她住在仁川,每个月都会给龙山警察署打一次电话,问有没有找到她儿子。最近一次来电是三天前。”
“给我他母亲的联系方式。另外,调出具勇植失踪前六个月的财务流水、手机定位历史和社交账号活动记录。全部。”
挂断电话后,姜瑞俊将袖扣的物证照片放大到全屏。那枚衔尾蛇在镜头下呈现出某种近乎残忍的精致——蛇的每一片鳞片都刻得深浅一致,石榴石眼珠在侧光中泛着暗红色,蛇口咬住蛇尾,形成一个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的闭环。
他想起千美穗在讯问中说过的那句话:“朴永斗在病床上抓住我的手说,如果他不肯交出完整的零号代码,就必须让他消失。”
朴永斗想要消失的人是尹在熙。但那枚袖扣上沾着的DNA,属于具勇植。
这意味着案发当晚,在那间服务器机房里,不止有两个人。
当天下午,姜瑞俊与韩秀雅驱车前往仁川。具勇植的母亲住在一栋建于1990年代的低层公寓里,楼道墙壁上贴着褪色的墙纸,电梯里弥漫着泡菜和洗衣粉混合的气味。开门的是一个年约六十岁的妇人,身形瘦小,花白的头发用一只塑料夹子别在脑后。她的眼睛在看到姜瑞俊手中的警察证件时,瞬间亮了一下。
“找到勇植了?”
那一声询问里饱含的期待,让姜瑞俊在开口前不得不停顿了一秒。
“还在调查中。”他说,“我们需要了解一些情况。”
客厅很小,但收拾得极干净。茶几上铺着一张钩针编织的白色桌垫,上面压着一盘切好的苹果。电视柜旁边的墙面被改造成了一面照片墙,密密麻麻地挂满了具勇植从小到大的照片——幼儿园毕业照、中学运动会领奖、大学入学典礼。照片上的男孩从圆脸变成瘦长的少年,黑框眼镜从宽边塑料换成金属细框,但每一张照片里,他的笑容都是同一种弧度。
“勇植小时候很聪明。”具母坐下来,双手交叠在膝上,手指反复搓着指节,“数学竞赛拿过全国奖。高中是特长生保送进首尔大学的。我和他爸离婚早,我一个人带他。他从不让我操心。从不。”
姜瑞俊注意到,她说“从不”这个词时,眼眶是干的,但声音在发颤。
“他大学毕业后去了哪家公司?”
“‘映画’。”具母说出这两个字时,嘴唇抿紧了一下,“那家公司的老板是他大学的前辈。一个姓朴的,一个姓尹的。勇植说他们是最好的朋友,也是最聪明的两个人。他想跟着他们学东西。刚开始的时候,他每天加班到凌晨都不觉得累。回家还会跟我打视频电话,给我看他们办公室的服务器。他说那里面装着一个能改变世界的项目。”
“后来发生了什么?”
具母沉默了很久。客厅里只有挂钟秒针走动的声音。
“两年多前,”她终于开口,“勇植突然不打电话了。我打过去,他不接。发了上百条信息,只回了一条——‘妈,对不起。我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我需要离开一阵子。’”
“什么错误?”
“他没说。但从那天起,他的号码就停机了。我去首尔找过他,去他们公司楼下等了一整天。傍晚的时候,那个姓朴的老板下楼来了。他看到我,表情变了一下,然后走过来跟我说——‘阿姨,勇植因为违反公司保密协议已经被解雇了。他窃取了公司的核心技术数据,我们本来要起诉的,但看在他是前同事的份上没有追究。建议您也不要再找了。’”
具母的声音在说到“窃取”两个字时猛地颤了一下。
“我不相信。”她说,目光落在茶几上那盘已经氧化发黄的苹果上,“勇植从小连别人的橡皮都不会碰。他写作业抄了同学一道题,回家会内疚到哭。这样的孩子,怎么可能偷东西?”
姜瑞俊与韩秀雅对视了一眼。
“他失踪前有没有提过什么特别的事?关于公司、关于那两个前辈、关于他正在做的工作?”
具母站起身,走进卧室。出来时,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已经被反复折叠过,折痕处磨出了白边。
“这是他最后一次回家时留下的。他说里面是他备份的‘保险’,如果他出了什么事,让我交给值得信任的人。但我不知道谁才是值得信任的人。我把它藏了两年。”
姜瑞俊接过信封。封口没有粘,只是折了一下。他从里面抽出一沓打印纸,大约二十几页,全部是代码。不是手写的草稿,而是从某个版本管理系统中直接打印出来的提交记录。每一页的页首都标注着项目名称和模块编号——
“零号项目 / 身份掩码层 / Build_0897”
姜瑞俊的心跳加速了半拍。
他逐页翻看。具勇植打印出来的部分,恰好是“零号项目”中身份替换模块的核心代码。但在代码的注释栏里,具勇植用红色字体插入了大量自己的批注。那些批注不是技术性的,而是记录性的,像是一份逐日更新的观察日志。
第一页的批注写道:
“2022年3月14日。今天在熙前辈在代码里发现了一个异常——有人在身份掩码层的底层协议中嵌入了一行额外的指令。这行指令的功能是,在所有被生成的数字身份中创建一个隐藏的后门。通过这个后门,拥有密钥的人可以随时撤销或覆写任何已生成的身份。简单说——有人在系统里藏了一把万能钥匙。”
第二页:
“2022年3月17日。我花了两天追踪这行指令的来源。提交记录显示提交者是在熙前辈,但提交时间戳与他本人在首尔的时间对不上。有人用他的账号提交了代码。能这么做的人,必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知道在熙前辈的账号密码、有代码仓库的写入权限、并且清楚知道零号项目的底层架构细节。公司里满足这三个条件的人只有两个——在熙前辈自己,和泰俊前辈。”
第三页:
“2022年3月22日。我把发现私下告诉了泰俊前辈。我以为他会震惊。但他没有。他只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勇植,这件事交给我来处理。你先不要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包括在熙。这是为了保护你。’我当时觉得他在保护我。现在我不确定了。”
第四页的批注,字迹变得比前几页更加潦草:
“2022年4月2日。我决定不听泰俊前辈的话。我把那行后门指令的完整技术细节写成了报告,准备发给在熙前辈。但就在我准备发送的前一天,公司以‘严重违反保密协议’为由终止了我的合同。理由是:我在个人设备中存储了公司核心项目的完整代码备份。那份代码备份,不是我存的。”
第六页之后,批注的行文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语句不再连贯,逻辑开始跳跃,某些句子被反复涂改。姜瑞俊能从那些潦草的笔画中,感受到一个年轻人正在被恐惧逐步侵蚀的过程。
第八页的批注只有一行字:
“他在看我。”
第九页:
“我今天在公司楼下看到了泰俊前辈。他站在对面咖啡店的落地窗后面,手里拿着一杯咖啡,正在朝我的方向看。我搬到了龙山区。换了号码。删掉了所有社交账号。但我总觉得他知道我在哪里。”
第十页,也是最后一页有批注的页面,日期停留在两年前:
“如果有一天我消失了,请查三个人——朴泰俊、千美穗、还有一个我始终没能确认名字的人。泰俊前辈说在熙前辈是零号项目的创造者,但在熙前辈可能自己都不知道,他的系统从一开始就被人植入了一把钥匙。而那个植入钥匙的人,想要的不是技术本身。他想要的是——一个可以任意定义谁是人、谁不是人的权力。
不要相信镜子里的那个人。
因为镜子里的那个人,也在看你。”
姜瑞俊将打印纸放回信封,手背上的青筋微微凸起。
“这封信您还给谁看过?”
“没有。只有你们。”具母的眼眶终于盈满了泪水,但她的声音没有崩溃,“勇植在最后一次打电话的时候说,如果他两年内没有回来,我可以把信封交给警察。但他要我等到最后一刻。因为——他说——‘妈,我想给那个人一个机会。他曾经是我最尊敬的人。’”
姜瑞俊将信封放入证物袋,站起身。窗外的仁川天际线在夕阳下泛着灰橙色的雾霾,远处仁川大桥的钢索像一排巨大的琴弦,沉默地横在海面上。
“您儿子的袖扣,”他从手机上调出证物照片,“您见过吗?”
具母看着照片上那枚衔尾蛇,眼神从茫然转为某种苦涩的确认。
“他毕业那天,我送了他一对袖扣。不是什么名牌,是在钟路区一家小银器店定做的。他问我为什么是衔尾蛇。我说——因为蛇咬住自己的尾巴,代表一个永远不会结束的轮回。我希望你的努力永远不会白费。”
她顿了顿,声音终于出现了裂痕。
“他说——妈,那万一有一天我被自己困住了呢?我说——那就让警察帮你解开。”
姜瑞俊合上手机,向具母鞠了一躬。
走出公寓楼时,韩秀雅低声问他:“勇植还有可能活着吗?”
姜瑞俊没有回答。他拉开车门,发动引擎,然后打开手机,翻出那枚袖扣的DNA报告。报告第二页末尾附有一行物证科的小字备注:
“袖扣表面另检出一组微量降解DNA片段,片段化程度较高,疑为长期接触携带者皮屑所致。该片段与第二组DNA存在部分亲缘匹配,但降解程度与暴露时间不符——不排除与第三名未知个体存在间接关联。”
他的目光在这句话上停留了很久。
第三名未知个体。
他将方向盘打满,驶出仁川,沿京仁高速公路返回首尔。天已经全黑了。远处,首尔的灯火在平原尽头展开,像一面铺在黑暗中的、由无数光点组成的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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