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美穗第一次走进“映画”的办公室,是在公司成立后的第三个月。
那天的天气她记得很清楚。三月中旬,首尔下了一场不合时宜的春雪,雪花落在江南区的玻璃幕墙上,还没来得及融化就被中央空调外机吹散。她穿了一件藏蓝色的羊绒大衣,手里拿着一份用牛皮纸文件夹装订的商业计划书,高跟鞋踩在“映画”公司门口那块写着“镜像未来”的亚克力招牌旁边。
彼时的“映画”还挤在一栋老旧商住楼的七层,隔壁是一家半死不活的旅行社和一间只开下午的钢琴教室。办公区只有六十平米,三张桌子,八台组装服务器,空气中弥漫着新拆箱电子元件的塑胶味。
泰俊在门口等她。
“千代表。”他用的是敬语,但语气里带着一种恰到好处的亲切,既不过分热络,也不显得疏远。这种分寸感是朴氏家族三代人打磨出来的社交直觉,就像他袖口那枚衔尾蛇袖扣——精致、低调、但一眼就能看出不便宜。
“叫我美穗就好。”她伸出手,握力比大多数女性要坚定,“我看过你们去年的竞赛项目。手写识别算法的市场潜力被严重低估了。我想我们可以谈谈。”
千美穗的背景,泰俊早在见面之前就调查过。
她的父亲是日本一家中型综合商社的驻韩代表,母亲是首尔人。她在东京出生,首尔长大,斯坦福MBA毕业,三十一岁便成为国内最大风投机构“韩亚未来资本”最年轻的合伙人。业界对她的评价两极分化——有人称她为“点金手”,有人说她是“蚕食创业者灵魂的鲨鱼”。但没有人否认一点:千美穗从不投没有把握的项目。
“我很好奇,”泰俊请她坐下后问道,“像您这样的投资人,为什么会关注我们这种只有三个人的初创团队?”
千美穗没有立刻回答。她的目光扫过办公区,在正在调试代码的在熙身上停顿了两秒,然后落在墙上那张手绘的系统架构草图上。
“因为你们做的东西,不是改进。”她说,“改进是让现有的事情做得更好。你们想做的是替换——让一个人变成另一个人。这种事情如果能做成,它的价值不是加法,是指数。”
在熙从屏幕前抬起头,推了推眼镜。他打量千美穗的方式,与当年打量泰俊如出一辙——不是审视,而是测量。像是在计算某种变量。
“千代表,”在熙开口,声音不高,“数字身份替换技术在韩国现行法律框架下存在至少七处灰色地带。如果我们接受投资,你会怎么处理合规风险?”
千美穗笑了。那是她这个下午第一次露出笑容,但笑意没有抵达眼底。
“尹在熙先生,我在这个行业做了九年。灰色地带不是风险,是门槛。”她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份文件,放在桌上,“正因为有法律不确定性,大企业才不敢轻易进入。而你们,刚好可以在他们反应过来之前,占据整个赛道。”
泰俊和在熙交换了一个眼神。
那个眼神里包含的信息量,千美穗全部捕捉到了。她注意到这两个人之间的默契并非寻常的合伙人关系——泰俊的每一个决策前都会下意识地看向在熙,而在熙的反应总是微不可察但决定性的。这让千美穗意识到,真正掌握技术核心的人,是那个沉默寡言的程序员,而非站在前台侃侃而谈的朴氏继承人。
但她也同时意识到另一点:朴泰俊并不甘心于此。
当天晚上,千美穗约了泰俊单独在清潭洞的一家日料店吃晚饭。这不是临时起意。她精心选择了地点——环境私密,灯光昏暗,是财阀们谈隐秘生意的老地方。
“朴先生,”她等寿司上到第三轮时才切入正题,“恕我直言,你的合伙人对控制权的在意,可能超出了你对友情的信任。”
泰俊握着酒杯的手指微微收紧。这个细微的动作没有逃过千美穗的眼睛。
“我们认识很多年了。”泰俊说。
“我知道。首尔大学,编程竞赛,一起创业。你们的友谊很动人。”千美穗的语气不带讽刺,但每个字都精准地切入了最薄弱的缝隙,“但友情不能替代股权结构。你这家公司目前的技术核心百分之百依赖尹在熙。如果他明天决定离开,你手里剩下的只有一间空办公室和一个好听的名字。”
泰俊沉默了很久。
清酒在杯中微微晃动,映着桌上那盏纸灯的黄光。
“你想说什么?”
“我想说,作为投资人,我可以帮你构建一个更平衡的权力结构。”千美穗从钱包里取出一张名片,推到泰俊面前,“但这需要你在某些事情上做出选择。比如,站在你这边的人,究竟是谁。”
名片上只印了一个名字和一串电话号码。但泰俊注意到,名片的纸质与他见过的任何名片都不同——那是日本三椏和纸,每一张都有独一无二的纹理。
“你想要什么?”泰俊问。
“你们技术架构中的‘身份掩码层’部分,具有独立的商业价值。”千美穗直视他的眼睛,“我建议将它拆分为独立模块,单独成立一家控股公司。这家公司的股权,可以由你我以及在熙先生三方持有——但比例重新划分。”
“在熙不会同意。”
“那就让他同意。”千美穗的语气平淡,仿佛在说一件毫无疑问的事,“你是CEO。你是与投资方对话的人。你在前台承担所有风险。合理的股权回报,不是贪婪,是商业规则。”
泰俊没有当场答复。但那晚回到公寓后,他在浴室镜子前站了很久。
他想起祖父站在朴氏物产总部走廊里的模样,想起父亲说“别指望我会为此骄傲”时的语气,想起在熙在弘大街头说“因为计算机不会问你姓什么”的那个瞬间。
十二年前,他以为自己在逃离朴氏家族的身份。可如今他才发现,在“映画”这家公司里,他再次活成了那个需要被认可的人。只不过这次,挂在他头上的不是祖父的相框,而是在熙的技术权威。
他不允许自己永远是第二。
三个月后,在熙在董事会上看到了那份控股公司拆分方案。他坐在会议桌的一端,从头到尾读完了全部十七页文件,然后摘下眼镜,用衣角慢慢擦拭镜片。
会议室里开着空调,但空气像凝固了一样。
“美穗,”在熙开口,没有用敬称,“这份方案的核心条款,是将‘身份掩码层’的控制权从公司剥离,转入一家由你和泰俊共同持股的新实体。”
“是的。”千美穗点头。
“而我在这家新实体中的份额,占比不到百分之二十。”
“这是根据出资比例和技术贡献度综合评估的结果。”
在熙将眼镜戴回,转头看向泰俊。那一眼里没有愤怒,没有失望,只有一种冰冷而精准的确认。像是在说:原来你最终还是这样。
“你同意这个方案?”在熙问泰俊。
泰俊交叠在桌面的双手微微收紧。他感到那枚衔尾蛇袖扣压在手腕内侧,金属的凉意隔着衬衫布料传来。
“公司需要资金扩张。这是最优方案。”他的声音平稳,但喉结滚动了一次。
在熙将文件合上,摞齐四角,动作慢得像在整理一件需要轻拿轻放的易碎品。
“我没有意见。”他说。
这句话让在座的另外两个人同时顿了一下。千美穗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但她端着咖啡杯的手停在了半空。泰俊则皱了一下眉。
他们准备了好几套说服方案,预设了各种反对和争执,甚至考虑了最坏的情况——在熙愤而退出。但他只是说了四个字:我没有意见。
这让泰俊感到一种比争吵更严重的不安。
散会后,在熙独自回到机房。他关上门,在服务器的嗡鸣声中坐了很久。屏幕上显示着“零号项目”的初始架构图——他从未向任何人完整展示过这套系统。连泰俊也只见过其中三分之一。
他在笔记簿上翻到新的一页,用力写下三个字。笔尖几乎刺穿纸面。
然后他打开一个加密文件夹,开始输入一行新的代码。
那天晚上,千美穗离开“映画”办公楼时,接到了一个电话。来电显示是一串她没保存的号码,但尾号她认得出来——那是她大学时期在日本一家心理诊所的座机,她曾在里面度过十七岁那年的整个春天。
她没有接。她把手机屏幕翻过去扣在副驾驶座上,然后将车驶入江南大道绵延的车流中。
后视镜里,“映画”的蓝色灯光逐渐缩小,最终被周围的高楼完全吞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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