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野和代的住所位于雾丘町家属宿舍区最深处，一栋爬满了枯萎藤蔓的两层旧公寓。警车停在楼下的时候，藤蔓的枯枝在晨风中簌簌作响，像是某种干涩的警告。
泽村带着两名警员推开未锁的房门。室内很整洁，整洁得不正常——对于一个据说连夜仓促离开的人来说，这间屋子太干净了。厨房水槽里没有水渍，垃圾桶是空的，床铺平整得像是酒店客房的示范铺床。泽村站在客厅中央，缓缓扫视四周。墙上挂着一幅旧照片，照片里是一对中年夫妇和一个十几岁的男孩。男人是牧野达雄，女人是牧野和代。男孩的脸被剪掉了，只剩下一个空洞的轮廓。
“泽村部长。”一名警员从卧室里走出来，手里拿着一叠信件。信件用橡皮筋捆着，每一封的收件人都是牧野和代，寄件人是同一个地址：一个城市中心的高级公寓。寄件日期跨度很长，最早的一封是十五年前，最近的一封是两个月前。泽村拆开最早的那封，信纸上的字迹工整而冷硬，内容只有几行字：“齿轮已转移。澄子手上有备份。处理掉她。不要留痕迹。”落款是一个字母。“B”。
B。泽村把这封信放进证物袋，手指的动作比平时更慢。十五年前给牧野和代下达“处理”澄子指令的人，就是B。而B的寄信地址是城市中心的高级公寓。那里是牧野英明——监察役——当年的住所。牧野英明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去世了。官方记录里，他死于心脏病，比牧野达雄的“死亡”还要早三年。但如果B就是牧野英明，用这个地址寄信的人是谁？一个死人怎么寄信？
泽村继续拆开第二封、第三封、第四封。信的内容从指令逐渐变成日常汇报，像是下级对上级的定期报告。汇报的内容包括：社区内知情人的动向、齿轮的搜寻进展、零号的任务执行情况。最近的那封信只有一句话：“长谷川翔子已经找到齿轮。她会替我们做最后一件事。”
泽村把这封信单独放进证物袋。翔子替“我们”做了最后一件事。翔子以为自己在追查真相，以为自己是一个孤独的复仇者。但她从头到尾都被人引导着——她安装的窃听器是TK-04型号的，她的灰色轿车被人跟踪，她的翻盖手机里被装了窃听器，她的每一步行动都被汇总给牧野和代，再由牧野和代汇总给B。翔子不是猎手。她是被放出去追捕猎物的猎犬。
与此同时，在警署的审讯室里，长谷川翔子正在回答古市的问话。她坐在金属椅子上，双手交叉放在桌上，姿态比早上更加松弛，像是卸下了一个扛了十五年的重担。
“你什么时候开始怀疑牧野和代的？”古市问。
“今天早上。”翔子的声音没有波动。“在我走进这间警署之前，我一直以为代理人是佐佐木。牧野和代给我提供了大量证据，指向佐佐木。窃听他的电话、查他的银行记录、跟踪他的孙子——所有关于佐佐木的‘证据’都是她给我的。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她，因为她在我面前扮演的是一个提供线索的好心邻居。”
“你和她怎么认识的？”
“三年前，我搬到雾丘町，在超市打工。她经常来买东西，慢慢地和我聊起来。她知道我在查东洋精密。她说她也失去了丈夫，理解我的感受。她偶尔会给我一些旧文件，说是丈夫生前的遗物。现在回想起来，那些文件全是精心挑选过的——正好足以让我把矛头对准佐佐木和其他人，但又不足以暴露她自己。”
古市在笔记本上记录了几笔，然后抬起头。“你知道她为什么要嫁祸佐佐木吗？”
翔子沉默了几秒钟。“佐佐木是樋口坠楼前最后联系的人。他知道齿轮的存在，知道零号的存在，知道代理人住在社区。他是所有活着的知情人中掌握信息最多的一个。如果他被警方当成代理人逮捕，真正的代理人就永远安全了。而且——佐佐木知道B是谁。”
“他知道？”
“澄子录音带里说‘代理人在社区内部’，但没有说代理人是B。代理人是执行者，B是指令者。佐佐木今天早上说牧野和代是代理人，但他没有说牧野和代和B的关系是什么。他可能也不知道。”翔子抬起头。“但我知道。因为那封来自城市中心高级公寓的信——我也有一封。牧野和代故意把它塞进了我信箱，想让我以为B还在那个地址。但我去查过。那个公寓已经十年没有人住了。”
古市的笔停住了。“B的地址是空的？”
“是空的。”翔子的嘴角浮起一丝很淡的苦笑。“B也许根本不存在。也许从头到尾就没有B。只有牧野和代一个人，用B的名义发出所有指令，用死人的地址掩护自己。她把所有人都骗了——包括她的丈夫，包括零号，包括我。”
古市靠在椅背上，隔着眼镜片审视着翔子。这个年轻女人在过去五年里策划了整个匿名信事件，非法获取大量个人信息，制造社区恐慌，但她在这个案子里既是加害者，也是被害者。他合上笔记本。
“最后一件事。你放在地下工作间的那些图纸——齿轮复制图纸——是谁给你的？”
“牧野和代。”
“她让你复制齿轮？”
“她说需要复制品来混淆视听，让警方无法确定哪枚是原件。我照做了。我以为这是为了让真相更复杂，让藏在暗处的人更难掩盖。现在我知道，她只是想让我留下假证据。一旦我被捕，所有假证据都会指向佐佐木和我。她可以全身而退。”
古市站起来。“你确实被捕了。但她没有全身而退。我们已经找到她的住所，正在搜查。她逃不了。”
翔子没有回答。她只是低下头，看着自己交叉的双手，手指上还残留着那些铁锈粉末的气味。那种气味这几天一直粘在皮肤上，怎么洗都洗不掉。
上午十点，藤原夏海没有回家，也没有去警署。她一个人走进了雾丘町唯一的寺庙——一座小小的净土宗寺院，山门已经褪了漆，院子里种着一棵老银杏。她在佛堂前的台阶上坐下，把母亲的录音带复制版插进一个老旧的随身听里，戴上耳机，又听了一遍。这是她今天第三次听了。不是因为需要获取更多信息，而是因为那是母亲的声音。十五年了，她几乎记不起母亲的声音。磁带里的每一个字都在重新拼凑一个她已经以为自己遗忘了的轮廓。
听完之后，她把随身听收进背包，拿出了齿轮。在晨光下，齿轮的锈迹显得更深了，齿槽里的数字却依然清晰——24-3-14。母亲说这些数字是密码，可以打开一个隐藏账户。里面记录的不仅是东洋精密的内幕交易，还是“别的更可怕的东西”。那东西让樋口坠楼，让母亲被杀，让零号藏了十五年。那东西也应该是B最想掩盖的东西。
她拨通了泽村的电话。
“泽村部长，齿轮上的密码需要一台能读取旧格式加密文件的电脑。东洋精密当年使用的系统，现在可能只有一些老技术人员还知道怎么打开。安藤教授或许能帮我找到这样的人。”
“安藤正在联系。”泽村说。“你拿着齿轮，不要单独行动。”
夏海挂了电话。她没有告诉泽村的是——她已经在联系了。母亲生前最好的朋友，一个叫岛崎的退休银行职员，曾经在东洋精密的合作银行工作过。她昨天给岛崎发了一封邮件，今天早上收到了回复。回复很简短：“周五下午三点，老地方见。”老地方就是这座寺庙。她和母亲曾经每年正月都会和岛崎一起来这里敲钟。
她不知道岛崎知道多少。但她知道，母亲在把齿轮藏进通风管道之前，一定把某些信息分散给了不同的人。澄子不是一个会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人。她给夏海留了日记，给安藤留了齿轮，给岛崎留了什么？
上午十一点，井上优太收到了父亲生前委托的律师发来的邮件。邮件里附了一份遗嘱补充说明，是父亲在临终前三个月签署的，一直没有被拿出来执行。补充说明里只有一段话：“如果将来有人提起TK-04这个编号，说明我的旧事已经败露。请把我在东洋精密合作银行保险柜里的所有物品交给我的儿子井上优太。保险柜编号：TK-04。”
TK-04。不只是模板编号，也是保险柜编号。优太坐在书房里，盯着屏幕上的文字，感觉自己正在一点一点地重新认识那个他以为很了解的父亲。那个沉默寡言、临终前反复说“我这辈子做过一些不太好的事”的男人，把真相锁在了银行保险柜里，留给了十五年后的匿名信来撬开。
他对真由子说了一句话：“我要去趟银行。”
“我陪你去。”真由子站起来。
两个人走出家门，经过客厅茶几的时候，真由子停了一下。茶几上还散落着那些信件、齿轮、对账单。她弯腰把齿轮拿起来，放进了口袋。然后他们一起走向地铁站。
中午，金城宗一郎做了一件所有人都没有预料到的事。他抱着饼干盒，带着那只被放进超市的黑白花猫，敲响了佐佐木家的门。佐佐木打开门，两个人面对面站了几秒钟。这两个老人都没有开口寒暄。金城把饼干盒放在门口的鞋柜上，把猫递到佐佐木手里。
“这只猫应该是澄子的猫的后代，或者只是长得像。但它戴着的项圈是真的。项圈上有澄子家的旧地址。牧野和代用这只猫来吓唬我，来吓唬夏海。”金城说。“现在我需要你照顾它。”
“为什么给我？”佐佐木低头看着猫，猫在他怀里安静地蜷缩着，浑浊的眼睛半闭。
“因为你需要一个不被威胁的理由。”金城说。“你孙子被威胁了，你在害怕。害怕是正常的。但如果你连一只猫都不敢保护，你怎么保护你孙子？”
佐佐木低头看着猫，沉默了很久。然后他抬起头，眼睛里有一种很久没有出现过的光。“金城先生，零号在哪里？”
“不知道。但我知道一件事。”金城的声音很沉。“零号是左撇子。牧野达雄是右撇子。零号不是牧野达雄。零号是牧野达雄的学徒，但他不是牧野家的人。他是一个被牧野家从外面招进来的技工，没有档案，没有身份。他在十五年前假装检察院特派员从佐藤手里拿走了齿轮，交给了牧野和代。牧野和代又把齿轮交给了澄子——因为澄子当时正在配合樋口收集证据。澄子死了之后，齿轮失踪了。直到夏海在通风管道里找到它。”
“零号现在在哪里？”
金城没有回答。他只是看着佐佐木怀里的猫，猫打了个哈欠，露出粉色的牙床。然后他说了一句让佐佐木后背发凉的话。
“零号可能在等我们所有人都以为牧野和代是唯一的代理人。等我们把注意力全部放在她身上。然后他会做最后一件事。”
“什么事？”
“取回齿轮。十五年前他从佐藤手里取走了一次，现在他会从夏海手里取走第二次。”
佐佐木抱紧猫。“泽村已经在追捕牧野和代了。她逃不了多远。”
金城的表情在午后的光线里显得格外苍老。“牧野和代不重要。她只是一个执行者。她上面的人——无论是B还是别的什么人——还没有露面。零号是那个人的最后一把刀。而刀还没有出鞘。”
下午两点，泽村在牧野和代的住所搜查中发现了第三样重要证据。在卧室衣柜的夹层里，警员找到了一个上锁的金属箱。撬开之后，里面是一叠旧照片、几份泛黄的文件，以及一本手写账本。账本记录了从十五年前到现在的所有“任务”：跟踪、威胁、入室搜查、证据销毁、信息窃取。每一项任务后面都标注着执行人代号——“零”。账本的最后一页，写于大前天晚上。
“零号执行最后一项任务：清除所有指向B的证据。目标：藤原夏海持有的齿轮原件。方法：以物换物。备选方案：强制回收。”
强制回收。这个词在法律文本中意味着使用任何必要手段。
泽村迅速拿起对讲机。“联系藤原夏海。确认她现在的位置。派人跟着她。不要让她单独行动。”
对讲机里传来一阵杂音，然后是警员的回复：“泽村部长，藤原夏海刚才离开了寺庙，坐上了去市中心的地铁。她说要去见一个叫岛崎的人。我们有人跟着。”
“跟着她。不要让她离开视线。”
泽村放下对讲机，重新看向账本。账本的封面内侧贴着一张旧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年轻人，大约二十岁出头，穿着东洋精密的技术工装，站在一台车床前面。照片背面用圆珠笔写着一行字：“零号，摄于入职日。无档案。无指纹记录。无照片留存。仅此一张。”照片上的脸很年轻，五官清秀，表情冷淡。那双眼睛——泽村盯着看了很久——那双眼睛似曾相识。不是因为他见过这个人，而是因为他在某个人现在的脸上看到过同样的眼睛。某个在雾丘町经常出现的人。
下午三点，夏海坐在市中心一家老式咖啡店里，对面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妇人。岛崎穿着素色的和服，花白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面前放着一杯已经凉掉的红茶。她从挎包里取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放在桌上推给夏海。
“你母亲在出事前一天把这个交给我。她说如果她出了什么事，让我等到有人主动来找我的那一天。昨天收到你的邮件，我想，这一天终于到了。”
夏海拆开信封。里面不是信，是一把钥匙。和牧野和代给她的那把不同——这把是银行的保险柜钥匙，上面刻着编号：TK-04。
“澄子说，这个保险柜里存着一份文件。文件的密码是齿轮背面的数字。”岛崎的声音很平静。“她没有告诉我文件的内容。但她说——如果有人破解了密码，B就会浮出水面。”
“B是谁？”夏海握着钥匙。
“你母亲从来没有告诉我名字。但她说，B是一个不应该存在的人。一个被所有人以为已经死了的人。”
一个被所有人以为已经死了的人。牧野英明死于心脏病，牧野达雄死于肝癌。两个都被官方记录为死亡。夏海把钥匙攥在掌心，站起来向岛崎道谢。她转身走出咖啡店，在店门口与两名便衣警员的目光相遇。他们是泽村派来的。
她忽然停住了。因为她想到了一件事。如果B是一个被所有人以为已经死了的人，那么B不一定是牧野英明，不一定是牧野达雄。B可以是任何人。包括樋口昭宏本人。
这个念头冷得让她打了个寒战。樋口昭宏从楼顶坠落，尸体被确认，葬礼被举行。但樋口的尸体——她忽然想起安藤教授说过的一句话：“澄子的尸体坠楼前就已经死了。没有人对澄子做过真正意义上的尸检。”樋口呢？有人对樋口做过真正意义上的尸检吗？还是所有人都理所当然地接受了那个坠楼的身体就是樋口昭宏？
她快步走进地铁站，拿出手机拨通了安藤的号码。
“安藤教授，您能不能帮我查一下——当年樋口昭宏的尸体，是谁做的身份确认？”
电话那端沉默了很久。然后安藤用一种极力压制的平静声调说：“夏海，你这个问题，正好是我想告诉你的。今天早上我查了旧档案。樋口的身份确认报告上签字的，是当时的辖区警署署长。而那个署长在上任之前，曾经是东洋精密的法律顾问。”
电话挂断。
夏海站在地铁站的月台上，列车进站的风压把她的头发吹乱。她握着手机和钥匙，感觉齿轮在口袋里安静地、沉重地躺着。如果樋口没有死，如果他伪造了自己的死亡，如果他一直藏在某个地方——那么写下“B”这个代号的人，可能根本就不是牧野家的人。可能是那个所有人都以为已经死去、而实际上从未离开过雾丘町的人。樋口昭宏。
与此同时，雾丘町的废弃公寓14号栋里，一个人影从地下二层的储物间走了出来。他穿着一件深色工装，手指上布满老茧，左手拿着一把生锈的旧扳手。他在走廊里站了几秒钟，仰头透过破碎的天花板看着上方渗下来的天光。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照片上是夏海在寺庙里和岛崎见面的画面。照片的拍摄角度很近，近到可以看清夏海手里那把刻着TK-04的钥匙。
他把照片翻过来，用左手在背面写了一行字：“齿轮在银行。你去取。”
然后他把照片放进一个茶色信封里，封好口。信封上写的收件人是“牧野和代”。地址是郊区一家不起眼的汽车旅馆。
他把信封塞进外衣口袋，推开后门，走入午后的阳光里。他的脸在阳光下清晰可见。那是一张雾丘町居民们见过无数次却从未真正留意过的脸。
社区超市的送货员。每周三次，挨家挨户送生鲜食品和日用杂货。有钥匙进入公寓楼的所有公共区域。有理由在每一家门口停留。没有任何人会怀疑一个送货员为什么出现在某栋楼、某条走廊、某个储物间。
他在超市的工作证上印着名字：林田。没有姓氏。就像他在东洋精密的花名册上没有编号一样。就像他整个人生中从未被记录在案一样。零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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