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圣恩被扣押的消息传到裕川县的时候，林兆祥正在图书馆里整理书架。
图书馆开馆第三天，借书卡发出去将近四百张。来的人比预想的要多——不光是裕川县的居民，还有从邻县专门坐长途客车来的。有些人不是为了借书，只是想走进来看看这座曾经是教堂的建筑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他们站在玻璃穹顶下面，仰头看着那片被擦干净的钢化玻璃，沉默很久，然后走到书架前面，随便抽出一本书，翻开。好像这个动作本身就有某种仪式性的意义。
林兆祥把最后一排书架上的书按字母顺序排好，从梯子上下来，拍了拍手上的灰。苏婉清站在图书馆门口，手里拿着一个刚拆开的快递信封。信封上盖着省厅的红色印章，里面是一份传真件——南华国驻外使馆通过国际刑警转来的通知：区圣恩已于今日被当地警方正式扣押，随身携带的备用服务器硬盘已被取证人员镜像拷贝，数据完整度百分之百。通知末尾附了一行手写的备注——“被扣押人提出一项请求：在引渡回南华国之前，希望与林兆祥先生进行一次视频通话。该请求已获当地司法机关批准，等待林兆祥先生本人同意。”
林兆祥把传真件折好放进口袋，在图书馆门口的长椅上坐了一会儿。然后他拿出手机拨了陈铁明的号码。
“他为什么要见我？”
陈铁明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他的律师说，区圣恩在狱中写了一封信。信里说——‘我父亲欠林兆祥十一年。我欠那些编号从001到035的人一辈子。我不是来道歉的，道歉没有用。我只是想在被带回去之前，面对面告诉他一些他不知道的事。’”
“什么事？”
“他没说。但他在被扣押的时候主动把服务器硬盘交出来，没有销毁，没有加密，还附了一份自己写的硬盘目录索引。目录上标注了一个加密文件夹，文件夹的名字叫‘K-通讯记录’。他说这个文件夹的密码，他只告诉林兆祥一个人。”
林兆祥握着手机，转头看向图书馆里面——何美菊和陈桂英正坐在阅读区的长桌旁，一人面前摊着一本书，谁都没有说话，只是安静地翻着书页。她们出院后每天下午都会来这里坐坐，温医生说这是“社会功能重建计划”的一部分。从那个电话到现在，时间又向前推进了一些，社会重建也在加快——反精神控制受害者救助基金已经正式挂牌成立，首批拨款来自林兆祥捐出的全部赔偿金，苏婉清担任基金的常务理事，负责统筹受害者的后续康复和家属援助。基金会办公室就设在图书馆侧楼，门口挂的牌子上面写的那行字，是林兆祥当初在捐赠协议上亲笔写下的——“真理使人自由”。
“告诉她，”林兆祥对苏婉清说，“等我跟区圣恩通完话，基金会下一个项目是给每一个回来的受害者建一份完整的数字病历。不是编号，不是实验数据——是她们自己的病历，写她们自己的名字。”
视频通话被安排在当天晚上，裕川县公安局的技术室里。技术室只有十平米大，一面墙上是监控屏幕，另一面是通讯设备。林兆祥坐在摄像头前面，苏婉清站在他身后，手搭在他肩膀上。陈铁明靠在门框上，抱着手臂。方知微坐在角落里，录音笔放在桌上——当地司法机关批准了通话过程的录音，作为后续司法程序的证据，但要求媒体在引渡程序完成之前不公开通话具体内容。
屏幕亮了。区圣恩坐在一间没有窗户的拘留室里，背景是一面灰色的墙。他穿着一件橙色的拘留服，头发剃短了，比护照照片上瘦了不少，但眼神很清醒——不是那种被关押了几天之后的疲惫，而是一种终于卸下了沉重负担的清醒。他的面前放着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一个移动硬盘——那是他的备用服务器硬盘，已经被当地警方的取证人员做过镜像拷贝，现在作为物证保存在证据柜里。
“林兆祥。”区圣恩的声音透过屏幕传过来，带着轻微的延迟，“我在照片上见过你。我爸寄给我的——1998年重审判决之后，他从报纸上剪了一张你的照片，寄到境外给我。他在照片背面写了一句话——‘这个人是我们最大的漏洞。他签认罪书签得太快了。如果他慢一点，我们可能拖不住。’”
林兆祥没有立刻回答。他看着屏幕里这个陌生的年轻人，想起了区耀祖在晚宴上说的一句话——“我儿子在境外管钱。他从来没有见过那些实验对象，从来没有进过地下室。但每一张入组审批单上的钱，都是从他手上汇出去的。”
“你要见我，有什么事？”林兆祥问。
区圣恩低了一下头，然后重新抬起来。他伸出手，把面前的笔记本电脑屏幕转向摄像头。屏幕上是一个加密文件夹的界面，文件夹名称是“K-通讯记录”。光标停在密码输入框里，一闪一闪。
“这个文件夹里保存了从1998年到2005年，我跟K之间所有的通讯记录。加密邮件、传真扫描件、电话录音的文字转录、还有三份他亲笔签名的分红确认函。这些记录可以证明四件事。第一，圣水项目的最终决策人不是你和我父亲——是K。第二，圣恩二期的方案不是我想出来的——是K在2003年年底发给我父亲和秦刚的一份备忘录里提出的，备忘录里写着‘一期数据不完整，需要二期补充样本’。第三，2005年1月我入境做善后清理——转移铁皮箱子、格式化地下室服务器、用唐律师女儿的安危威胁唐律师不要交出股东协议——所有这些指令，全部来自K的加密邮件。第四——K不只是一个人。他是一个组织。我父亲交接给我的是第三任K的通讯方式，但我后来整理旧文件的时候发现，每一任K退休之后都会被组织安排新的身份、新的护照、新的住址。这个组织有自己的交接程序——上一任退休之前，下一任已经被选好、训练好、准备在同一个位置上签同一个名字。我手里有一份前三任K的完整名单。”
技术室里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方知微的录音笔红灯在安静地闪烁。陈铁明从门框上直起身子，走到了屏幕前面。
“名单上有什么？”林兆祥问。
“第一任K。任期1978年至1989年。他的名字不在任何公开记录里——因为他死之前把自己的所有身份文件都销毁了。我只知道他的代号和一个离岸账户号码。那个账户在1990年关户了，钱全部转给了第二任K。”
“第二任K——我父亲交代过他的真名。他已经被抓了，现正在引渡途中。”
“第三任K。任期2003年至今。化名K.L.斯莱特。他的真名不在任何文件上，但他的签字特征我已经全部提供给国际刑警了。抓到他只是时间问题。”区圣恩的手指在触摸板上移了一下，光标悬停在加密文件夹的密码输入框上方，“但我刚才说的前三任K名单不是重点。重点是第四任。”
“第四任？”林兆祥的眉头皱了起来。
“K从来不是一个人。是一个位置。一个由境外组织维护的位置。前三任K都是这个组织挑选和训练出来的人。第四任K的人选在三年前就已经选好了——现在正在接受培训。培训内容包括签字设计、离岸账户管理、国际反洗钱规避技术、跨国法律防火墙构建、以及南华国境内保护伞的更新机制。”区圣恩的声音越来越快，像是在抢在某种东西追上他之前把所有话说完，“这个组织有一个内部代号——‘NEXT STAGE’。跟圣恩二期那家境外公司的名字一模一样。圣恩公司不是区家的公司，是组织的公司。区家只是被授权使用这个品牌的特许经营商。真正的母公司——‘NEXT STAGE NEUROSCIENCE LTD.’——上面还有一层控股公司，我查了五年，只查到了一个字母。K。”
“第四任K的培训还有多久完成？”陈铁明问。
“原计划是2006年6月。但因为圣恩二期被查、前三任K相继暴露，组织启动了应急预案——培训被压缩，交接被提前。我现在不能确认第四任K是否已经就位。但我可以确认一件事。”区圣恩伸出手，按下了一个键。屏幕上弹出了一份文件——是一份从K的加密邮箱里导出的邮件原文。发件人署名K，收件人署名“第四任候选人”。邮件内容是——“交接提前。计划代号：K-4。就位时间：2005年8月前。”
“就位时间是今年8月。现在已经是5月底了。”区圣恩的声音沉了下去，“如果第四任K在8月之前坐上那个位置，他会继承前三任K的所有资源——离岸账户、保护伞网络、数据服务器、以及圣恩二期未完成的实验方案。他会从028、031、034被救回来的废墟上爬起来，重新招募新的入组对象，重新启动整个系统。而到时候你们在南华国境内已经抓完了一层保护伞，他会在你们以为案子已经了结的时候，用全新的身份、全新的壳公司、全新的资金链——从头再来。”
林兆祥沉默了很久。技术室里只有服务器散热风扇的嗡鸣声。然后他站起来，走到摄像头前面，距离屏幕很近。
“密码是什么？”他问。
“我说过，只告诉你一个人。”区圣恩伸出手，切断了视频的音频输出。屏幕上的画面还在，但声音消失了。区圣恩的嘴唇在动，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出了一串字符。林兆祥盯着他的口型，默念了一遍。然后区圣恩把音频重新打开。
“你记住了吗？”
“记住了。”
“好。”区圣恩靠回椅背上，脸上没有轻松，没有释然，只有一种被掏空了所有秘密之后的、安静的空洞。“我会在引渡回南华国之后向警方完整交代这七年的所有操作。包括那六个没有被写入名单的早期受害者——她们是我父亲在1990年圣水项目立项之前，用天恩圣殿前身机构‘圣灵祷告所’的名义收进来的。她们的名字不在任何文件上。因为我父亲把她们编进了一个单独的编号体系——P系列。P代表‘预备’——Preparatory。她们是圣水项目正式启动前的预备实验对象。六个人，编号P-01到P-06。三个活下来了。三个死了。死了的三个被埋在竹山县矿区最深处的废井里，井口在1992年就被炸塌了。”
陈铁明猛地站起来，翻开手里的笔记本，快速写下“P系列”两个字。他做了二十多年警察，从来没见过这种编号体系——一个被官方认定的受害者名单之外，还有另一套编号，藏在更深的档案里，埋了十五年。他拿着笔记本的手在微微发抖——不是恐惧，而是一个老警察在接近全部真相时的那种肾上腺素冲击。
“你把这些也写进硬盘目录里了？”陈铁明问。
“写了。硬盘里有一个文件夹叫‘P-Series’。里面是完整的P系列档案——六个名字，六份给药记录，三份死亡报告，两份幸存者转移记录。还有一个被标注为‘待处置’的文件夹，里面是——”区圣恩顿了顿，“一个当时才七岁的孩子。P-03号实验对象的女儿。1991年跟着她妈妈一起被抓进来的。她没有被编号。因为她太小了，小到还没来得及被注射。她被关在省城东区精神病院的儿童病区里，以‘无亲属精神病患儿’的名义被长期收治。现在应该已经二十一岁了。她的名字叫——方小禾。”
方知微握着录音笔的手猛地一紧。她认出了这个名字。方小禾——2001年省城东区精神病院收治的一名无名氏女孩，病历上写着“严重自闭症”，但三年后一名社会工作者在探访时发现她的认知功能完全正常，没有任何精神疾病症状。社工将发现报告给了当时的省厅卫生监管部门，但报告递交之后石沉大海。方小禾一直在精神病院里待到2004年才被一名志愿者发现并协助出院。出院之后，她住进了省城一家社会救助中心，正在尝试重新融入社会。方知微在追查圣恩公司的时候，曾经在省厅卫生监管档案里无意中翻到过这份报告的复印件——当时她以为这只是另一个孤立的故事。
“方小禾，她——”方知微的声音有点抖，“她还活着。她现在在省城社会救助中心。她出院之后一直在找她妈妈的记录。”
区圣恩沉默了几秒。“她妈妈是P-03号。名字叫徐凤英。1991年入组。1994年终止观察。死亡原因是我父亲签的——‘实验性剂量耐受测试’。她妈妈在最后几个月被频繁加大剂量。周护士当时还没进入项目——那批实验不是她经手的。”
技术室里的空气像是被抽成了真空。方知微放下录音笔，把头转过去，面朝墙壁，肩膀在微微颤抖。林兆祥把她刚才的话一字一句听进耳里，走过去把她桌上的录音笔扶正。他没有说什么安慰的话，只是安静地站了片刻。
“方小禾的事情我记下了。我会让苏婉清通过基金会联系救助中心，把她列入后续援助名单。”然后他转回屏幕方向，看着屏幕上那个橙色衣服的年轻人，“P系列六个人——三个死了，埋在竹山县废井里；两个活着，转移记录已交；还有一个呢？”
“P-06号。”区圣恩说，“最后一个。1992年入组，编号P-06。被关在裕川县总堂地下三层最深处一间没有编号的房间里。那间房间不在任何分堂分布图里——因为它不是圣水分堂的一部分，是天恩圣殿总堂自己的地下空间。我父亲在1992年修建总堂地下室的时候，秘密加建了一个隔间，用假墙封住。P-06从1992年被关进去之后，再也没有被转移过。她没有被编号到圣水项目里，因为她从头到尾都是总堂的‘私有实验对象’。她的名字叫——卢秀云。”
裕川县。圣殿总堂。地下三层。假墙后面。一个被关了十三年的人。
陈铁明已经推开门冲了出去。他的脚步声在走廊里急速远去，然后是发动汽车的声音。林兆祥知道，他还得打完这场通话，但手掌已经按在桌面上把骨节抵得发白。
“圣殿总堂地下三层假墙的位置，你知道吗？”他问。
“不知道具体坐标。但总堂地下室的结构图应该还存在你手里——苏婉清画过的那张。她在地下三层被关了六年，对那里的每一个转角都有印象。让她回忆——哪个走廊的尽头，她从来没有走到过。”
苏婉清站在林兆祥身后，脸色发白。她的手指紧紧攥着自己那件灰色外套的下摆，指节泛白。然后她松开了手指。
“我知道。”她的声音很轻，但很清楚，“地下三层最深处，往右拐是通往铁门走廊的岔路。往左拐——有一个被砖墙封死的尽头。我每次被带出去放风的时候，他们从来不让我靠近那面墙。有一次我趁看守不注意，走到那面墙前面——砖缝里塞着一张纸条。纸条上写了一个字——‘卢’。”
与此同时，省城社会救助中心。一名工作人员正在整理住客档案，为明天的月度检查做准备。她翻到方小禾的那一页，看了看最新的备注栏。备注栏里有一行今天下午刚加上的字——“经省厅通知，方小禾母亲的身份已在圣水项目P系列档案中被确认。母亲姓名：徐凤英。编号：P-03。已故。方小禾本人对此尚不知情。请中心安排心理辅导师，择时告知。”
工作人员看完这行备注，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她把档案页翻到方小禾的照片栏——照片上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女孩，短发，圆脸，笑起来有些羞涩。照片下面贴着一行方小禾自己写的自我陈述——“我是方小禾。我今年二十一岁。我什么都不记得了。但我想找一个叫妈妈的人。”
工作人员把档案页合上，放进待处理文件篮里。然后她走到窗边，看着窗外越来越深的夜色。在夜色的尽头，省城东区那家精神病院的轮廓在霓虹灯映照下若隐若现，像一座还没被完全拆干净的堡垒。但在这座城市里，更多的灯正在一盏一盏亮起来——救助中心的值班室里亮着灯，精神科病房的走廊里亮着灯，刚刚挂牌的裕川县图书馆里也亮着灯。
在南华国境外，那栋不挂牌的高层写字楼已经被当地警方查封。顶楼办公室的灯全部灭了，那三台显示器被装进了证物箱，贴上了标签，编号，装箱，正在运往南华国驻外使馆的途中。但地下室里那面贴满照片的墙还在。照片上的面孔从二十多岁到六十多岁不等，每一张下面都贴着任期标签。前三任K的标签已经被当地警方拍照留证，但第四任K的标签——一个还没有贴上照片的空白框——仍然挂在墙上，等待着一个尚未就位的人。
而在这个世界上，那个正在接受培训的第四任候选人，正坐在某间没有窗户的房间里，用一支笔在一张白纸上反复练习同一个签名。字母K的最后一笔拉得很长，向下弯曲，末端分叉，像蛇吐出的信子。他的老师站在他身后，看着他的笔迹，说了一句话——“不错。但第三任的签名有一个别人模仿不了的断点。你得把他被抓之前的最后一份签字样本再描三十遍。”
与此同时，裕川县总堂地下三层，假墙面前。陈铁明拿着一把撬棍站在墙根下，消防队的液压扩张器已经架好。墙壁后面的空间在红外探测仪上显示为一个大约六平米的矩形空腔，温度比周围岩壁高出零点三度。有人。或者曾经有人。
撬棍塞进第一条砖缝的时候，整个地下室回荡起一声低沉的金属摩擦声。砖块开始松动，细碎的灰屑从缝隙里簌簌落下。墙后面传来一个声音——不是敲击，是人声。沙哑的，微弱的，但清晰得异常。
“谁？”
一个字。陈铁明停住了。他身后的消防队员全部停止了动作。整个地下三层在这一刻安静得只剩下应急灯的低频嗡鸣。
“我叫陈铁明。裕川县公安局刑侦大队的。你叫什么名字？”
墙后面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那个声音又响起来，比刚才更轻，但字与字之间的间隔更短，像是在确认每一个音节都没有被丢掉。
“卢秀云。1992年被关进来的。区主教说我是魔鬼附体，需要隔离净化。”她停顿了一下，然后说了一句话，让陈铁明握着撬棍的手在那一瞬间僵住了。“他在哪里？他知道我还在等他吗？”
陈铁明没有回答。他把撬棍重新塞进砖缝里，对消防队员点了一下头。液压扩张器开始工作，砖块一块一块被夹出来，墙壁上的裂缝越来越大，应急灯的光从裂缝里射进去，照在黑暗中一张被遗忘了十几年的脸上。她用手挡了一下眼睛，然后把手放下来。她的头发全白了，但眼睛很亮——那种亮不是信仰，不是疯狂，是一个被关了太久的人在听到墙壁碎裂时才会发出的、从骨头深处涌上来的光。
而在距离这面墙直线距离不过三百米的公共图书馆里，那盏亮着暖黄色灯光的台灯下，何美菊正翻开一本书的扉页。她看不懂字——温医生说她的认知功能还没有完全恢复——但她用笔在扉页上歪歪扭扭地画了一个圆圈，然后在圆圈里面点了一个点。陈桂英坐在她旁边，问她画的是什么。她伸出手，指了一下何美菊自己，然后把手指收回来，按在自己胸口，又指了一下天花板。
何美菊替她翻译：“她说，这是太阳。是每天从房顶上照进来的光。”
窗外，图书馆的灯光在夜色中像一座灯塔。远处，矿道里被救出来的陈桂英正在省城医院的病房里用同样歪歪扭扭的字迹写一封信，信的第一行是——“哥哥，我回来了。”而更远的地方，方小禾正躺在救助中心的床上，翻看着今天工作人员帮她整理的一份文件夹，夹子里有她在精神病院里写的日记，和一张周护士后来悄悄塞进档案里的照片——上面是她妈妈徐凤英，站在一棵槐树下，抱着七岁的她。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字迹已经模糊了——“方小禾，妈妈爱你。”
她还不知道，明天一早，工作人员会把这行字背后的故事告诉她。而她妈妈的遗骸，正在被从竹山县废井的方向挖掘出来，DNA比对结果今天下午已经出来了——确认无误。徐凤英。编号P-03。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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