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克罗斯被急救人员抬上担架的时候，莱拉站在仓库门口，手机屏幕还亮着。索菲的号码显示在通话记录最上方，通话时长不到一分钟。她挂了电话之后又拨了两次——不是拨给索菲，是拨给卡迈勒。没有人接。
“卡迈勒不接电话。”她对埃利斯说。
埃利斯正在仓库角落里翻看被砸坏的货架。打手们不只是来打人的——他们翻遍了整个仓库，把北星渔业供应的供货记录、码头通行证复印件、以及与深渊号的往来单据全部塞进了一个黑色垃圾袋里带走了。但他们漏掉了一样东西。在马丁坐着的那个货架最底层，有一个被踢翻的铁盒，里面的文件散了一地。大部分是供货单和发票，但其中夹着一张手写的便条，笔迹潦草而急促。
埃利斯把便条捡起来，用手电照着读了出来：“莱拉——如果你回来，别待在波士顿。巴拉兹的人到处在找。我在决心号上留了一份完整的证人名单，上面有你没见过的名字。去找埃利斯。他知道怎么联系我。马丁。”
“证人名单？”莱拉接过便条，翻过来看了看背面——什么都没有，只有那一句话，“他说名单上是我没见过的名字。巴拉兹的清理程序有七个目标。T-2是马丁本人。T-3是德雷克的女儿。那T-1是谁？”
“一个被标注为‘证人A’、位置在纽约、优先级最高的人。”埃利斯把手电收起来，转向站在仓库门口的马尔克斯。她刚和波士顿警方的人通完电话，脸上的表情比在审讯室里更紧绷。
“波士顿警方已经封锁了南码头区域，”马尔克斯说，“但打手跑得很快——他们有对讲机，有人在远处观察我们。这不是街头小混混。这是专业的。”
“巴拉兹的专业打手在他被捕前就已经部署好了，”埃利斯说，“他的最后一道指令不是逃亡计划——是清理计划。他在确保没有人能活着上法庭指证他。”
莱拉把马丁的便条折好放进口袋。救护车已经开走了，蓝色警灯的余晖在码头水面上慢慢消退。仓库里的昏黄灯光照在散落一地的供货单上，每一张都印着北星渔业供应的蓝色标志——那个马丁经营了三十年的小公司的标志。
“马丁说他在决心号上留了一份证人名单，”莱拉说，“我们需要回决心号。”
决心号的医务舱里，索菲坐在病床边缘，手里握着电话。她的左手绷带换过了，手指的冻伤正在慢慢恢复，但她握电话的姿势还是很小心。莱拉推门进来时，她抬起头，脸上没有睡眠被打断的迷糊——只有警觉。
“我把门锁了，”索菲说，“卡特赖特少校派了一个警卫守在走廊里。发生什么事了？”
“巴拉兹在登上游艇之前发出了七条清理指令，”莱拉在她旁边坐下，“目标是帮助过我们的人。马丁·克罗斯在波士顿被打了——不致命，但他断了几根骨头。T-3是德雷克的女儿，我们通知了伦敦警方升级保护。”
“T-1是谁？”
“不知道。马丁说他在决心号上留了一份证人名单。你知道他放在哪吗？”
索菲站起来，走到医务舱角落里一个存放医疗记录的柜子前，拉开最底层的抽屉。里面有一个用防水袋密封的文件信封，上面用马克笔写着“给莱拉——马丁·克罗斯”。
莱拉接过信封，撕开防水袋。里面是一叠手写的纸，大约有十几页。不是电脑打印的——是用圆珠笔一笔一画写的，每个字母都带着老年人的手颤。第一页顶部写着：“我在北星渔业供应工作了三十年。下面是过去十年里我见过的所有和深海收割者渔业公司有关的人的名字。有些是码头工人，有些是供货商，有些是船上的船员。他们都知情。他们都很害怕。如果有人来找你们，把这份名单交给他们。”
接下来的几页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名字。有些名字后面跟着电话号码和地址，有些只备注了一个港口或者一条船的名字。莱拉一页一页翻过去，手指停在了倒数第三页。
那里有一个名字被圈了起来。圈旁边用红笔写了三个字母：T-1。
“昂山，”莱拉读出了那个名字，“格洛斯特港，地下室公寓。无电话。”
埃利斯从门口走过来，看到那个名字时皱起了眉。“昂山——那个从深渊号上跳海逃生的缅甸劳工？你在格洛斯特港和他谈过话的那个人？”
“对，”莱拉说，“索菲在深渊号上认识了他。他在船上的时候负责记录劳工的姓名和来源地。他逃出来后不敢和任何人联系，住在格洛斯特港的一个地下室里。但他给马丁留了他的地址——为了以防万一。”
“巴拉兹的人知道他的地址吗？”
莱拉想起瓦莱克在深渊号走廊里说的话——暗间里有隐藏摄像头。索菲在暗间里翻档案的每一秒都被录了下来。如果摄像头拍到了索菲的笔记本，笔记本里有昂山的名字和格洛斯特港的位置，那巴拉兹的人就一定能找到他。
“如果暗间的摄像头拍到了索菲笔记本里的记录，他们就知道昂山的位置。昂山是深渊号上第一个逃出来的人。如果巴拉兹的清理程序是针对证人——昂山是最早的证人。”
埃利斯已经拿起了车钥匙。“格洛斯特港离这里一个半小时。巴拉兹的打手在波士顿袭击完马丁之后撤了，但他们如果下一个目标就是昂山，可能已经在路上了。”
“我有他的地址，”莱拉站起来，把名单塞进索菲手里，“索菲，这份名单上的其他人——你帮马尔克斯一个一个联系。告诉他们有危险，让他们去最近的警局。现在。”
索菲接过名单，点了点头。她没有说“小心”——她只是握了一下莱拉的手腕，那两根冻伤的手指还缠着绷带，但握力比莱拉预想的更大。
从波士顿到格洛斯特港的夜间公路几乎空无一车。埃利斯开着车，车速比限速快了不少，但还不够快。莱拉坐在副驾驶座上，手里拿着手机，反复拨着昂山的号码——但那个号码从她离开格洛斯特港之后就再也没打通过。昂山没有手机。他住在地下室里，唯一的联系方式和外界是每周两次去便利店买酒的步行。
“他为什么会被标记为T-1？”埃利斯在方向盘上调整了握姿，“德雷克的女儿是T-3，因为德雷克背叛了巴拉兹。马丁是T-2，因为他帮你上了深渊号。但昂山——他做了什么让巴拉兹把他列为第一优先目标？”
“昂山不只是证人，”莱拉说，“他在深渊号上待了将近两年。他记录了很多名字——劳工的名字。那些劳工大部分还在深渊号上，直到两天前才被海岸警卫队救出来。但在被救出来之前，昂山是唯一一个逃到美国本土的人。他是唯一一个能在美国本土出庭作证、讲述深渊号内部情况的人。”
“所以巴拉兹的人在他逃出来之后就在找他。”
“但一直没找到。直到暗间的隐藏摄像头给了他们地址。”
车子驶入了格洛斯特港的边界。港口的街道在夜间几乎完全安静了，路灯稀疏，大多数商铺都关了门。二十四小时营业的加油站便利店还在亮着灯，荧光灯管在雾中泛着惨白色的光晕。莱拉记得那个便利店——她就是在这里第一次见到昂山，看到他那只只剩三根手指的左手，然后跟到了他的地下室。
埃利斯把车停在便利店旁边。莱拉推开车门，冷风扑面而来，带着海水的咸涩和港口的鱼腥味。她朝地下室公寓的方向跑去，靴子在湿滑的路面上踩出急促的响声。
那栋没有电梯的公寓楼还是和上次一样破旧。楼道里的灯泡已经彻底灭了，墙壁上的涂鸦在黑暗中变成模糊的轮廓。莱拉用手机手电筒照亮楼梯，下到地下室。昂山的房门是关着的。门缝里透出微弱的灯光。
她敲了三下门。
没有人回应。
她把手放在门把手上——没锁。门推开了一条缝。地下室里弥漫着那熟悉的廉价威士忌气味，但还多了一种更刺鼻的东西。烟。不是香烟，也不是壁炉——是烧焦的纸张。
昂山的单人房里一片狼藉。床垫被掀翻了，枕头被撕开，棉絮散落一地。墙上那些昂山贴了多年的剪报——关于人口贩卖和远洋渔船劳工的报道——被全部撕下来堆在房间中央，浇上了威士忌，点了一把火。火已经灭了，留下一个焦黑的纸堆，还在冒着淡淡的青烟。
昂山不在房间里。
莱拉蹲下来，用手背试探纸堆的温度——还温着，但不烫。火烧了没多久就被扑灭了，或者自己燃尽了。她扫了一眼房间角落——昂山装酒的塑料瓶还在地上，瓶盖打开着，里面的液体被倒空了。床底下有一只旧运动鞋翻倒着，旁边是一串歪歪扭扭的脚印，朝向门口，然后消失在走廊里。
“他没有被打，”埃利斯蹲下来检查地面，“没有血迹，没有打斗痕迹。他跑了。”
“他怎么知道他们要来？”
埃利斯站起来，用手电筒照向房间角落。在烧焦的纸堆旁边，有一部老旧的收音机——不是那种便携式晶体管收音机，而是一台船用短波接收器，型号老旧但还在工作。它的电源灯还亮着，调频旋钮锁定在一个特定频率上。
“这不是收音机，”埃利斯说，“这是一台VHF海洋频段对讲机。船用的。他在监听深渊号的通讯。”
莱拉盯着那台对讲机。昂山从深渊号上逃出来时只有身上那件衣服和三根断指。他没有钱，没有手机，没有证件。但他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了一台船用对讲机，在格洛斯特港的地下室里，日复一日地监听着深渊号的通讯频率。
“他听到了巴拉兹的最后指令，”莱拉说，“他知道他们来找他了。”
埃利斯把对讲机拿起来，调了调旋钮。对讲机里只有沙沙的静电声——那个频率现在已经安静了，深渊号上的监听设备已经被海岸警卫队缴获了。但在巴拉兹发出最后指令的时候，在昂山坐在这间地下室里听着那些他已经听了三年的声音的时候，他一定是第一个知道清理程序被启动的人。
走廊里传来脚步声。莱拉转身——一个穿着便利店制服的收银员站在楼梯上，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脸上带着犹豫。
“你们找昂山？”他说，带着缅甸口音，“他走了。大概一个半小时前。跑到店里来，借我的电话打了一个号码。然后他跑回来，拿了点东西，就走了。”
“他打了什么号码？”
“一个纽约的号码，”收银员说，“他打完电话之后跟我说——如果有人来找他，就说他回船上去了。”
“回船上？”莱拉皱起眉，“回什么船上？”
收银员摇了摇头。他不认识深渊号，不知道昂山在说什么。昂山在这个港口住了三年，每周两次穿过码头去买酒，看着那些远洋渔船进进出出。他说的“回船上”不一定是指深渊号——可能是任何一条船。也可能不是船——而是某种只有他自己知道是什么意思的东西。
莱拉转向埃利斯。“他在深渊号上记录了上百个劳工的名字。那些名字现在在索菲的笔记本里，在联邦检察官的证据清单里。但昂山自己知道更多——他知道那些劳工的家庭联系方式，知道他们在缅甸的村庄名字，知道蛇头是怎么把他们骗上船的。巴拉兹的清理程序是针对证人的。但昂山在三年前就已经是证人了。他躲了三年，现在他知道巴拉兹的人终于来了。”
她站在被烧成灰烬的剪报堆旁边，看着那张被撕裂的床垫和那些散落一地的棉絮。昂山在这间地下室里住了三年，把关于这艘船的报道贴满了整面墙，每天用对讲机收听深渊号上的通讯。他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那艘船——不是因为无法离开，而是因为他在等着某一天能回去。不是回去再做奴隶，而是回去做证词。
“他说的‘回船上’不一定是真回深渊号，”埃利斯说，“深渊号已经被扣押在波士顿港。但他可能去了码头。他在那里待了三年——他知道哪些船会在晚上靠港，哪些地方能藏身。”
莱拉走到门口，又停下来。她看到了昂山留在门框上的一样东西——一片被撕下来的剪报，用胶带贴在门框内侧。剪报上是一篇《纽约时报》三个月前的报道，标题写着：“远洋渔业奴隶：公海上的法律真空”。标题下面是昂山用铅笔写的四个字，字迹歪歪扭扭，但每一个字母都用力到几乎划破了纸。
“不再躲了。”
莱拉伸手把那片剪报撕下来，折好，放进口袋。
“他去了纽约，”她说，“那个电话——他打的是纽约的号码。T-1的位置在纽约。他不是在逃跑——他是在去证人A该去的地方。”
她转身走出地下室，拨通了马尔克斯的电话。
“我们需要在纽约的所有联邦探员提高警戒级别，”她说，“巴拉兹的T-1可能已经出发前往纽约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不是被抓去的，是自己走去的。他叫昂山，缅甸籍，左手断了两根手指。在他到达之前，确保他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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