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实验正式开始。
早上七点整，宿舍里的广播响了。不是音乐，也不是铃声，而是一段短促的电子蜂鸣，频率高得像一根针扎进耳膜。伊莱亚斯从铺位上弹坐起来，后脑勺差点撞到上铺的床板。其他三个人也陆续醒了——那个五十多岁的沉默男人慢吞吞地坐起身，对着墙壁发了大概半分钟的呆；小个子男人一边揉眼睛一边嘴里念叨着什么，像是在做某种只有他自己知道的晨间仪式；年轻人则翻了个身，把被子拉过头顶，直到广播响第二遍才骂骂咧咧地爬起来。
走廊里已经站了两排人。艾琳·普拉默穿着和昨天一样的深蓝色冲锋衣，手里拿着一块写字板，挨个清点人数。她的表情和昨天一模一样——那种标准的微笑，不多不少，像便利店收银员扫码时脸上的表情。
“早上七点十五分，一楼食堂供应早餐。七点四十五分，全体在地下实验室集合。请勿迟到。”艾琳的声音穿过走廊，每个字都落得很准，像是排练过很多遍。
食堂在地下室另一侧，和实验室隔着一条长长的走廊。早餐很简单：牛奶、麦片、白面包、煮鸡蛋。伊莱亚斯端着托盘坐下来时，注意到二十个被试者自然而然地分成了几组。有的人坐得很近，低声交谈；有的人单独坐在角落，像一座座孤岛。他自己选择了靠窗的位置，窗外是一个半地下的采光井，只能看到一小块灰白色的天空。
萨米尔·哈达德端着托盘走过来，在伊莱亚斯对面坐下。昨天那个戴眼镜的瘦削男人现在看起来更紧张了——他的手指还在摩挲，这次摩挲的是餐巾纸的边缘，一下一下，像是某种自我安抚的仪式。
“你觉得……这个实验到底要干什么？”萨米尔压低声音问。
伊莱亚斯剥着煮鸡蛋，摇了摇头。“不是说评估案件吗。”
“我昨天晚上想了很久。”萨米尔把餐巾纸折成一个小方块，然后又展开，又折起来，“那个马库斯·雷恩的案子，我总觉得没那么简单。如果他只是多报了账单，为什么要判七年？还有那个什么身份盗窃——他用的本来就是真实患者的身份信息，又不是编造的假身份……”
“你好像很关心这个案子。”
萨米尔的手指停了一下。“我以前……遇到过类似的事。”
他没有继续说下去，伊莱亚斯也没有追问。在桥洞里住了三年，伊莱亚斯学会了一件事：每个人都有不想说完的故事，追问是一种冒犯。
七点四十五分，二十个被试者准时坐在了地下实验室的弧形陪审席上。瓦尔特已经站在发言台旁边，白大褂熨得没有一丝褶皱。他的站姿和昨天一模一样——笔直，精确，像一尊被精心摆放的雕塑。
“今天上午的任务是案件材料研读。”瓦尔特打开面前的笔记本电脑，他身后的液晶屏幕亮了起来，显示出一份文件的扫描件，“你们将看到的是马库斯·雷恩案的原始案卷材料——包括起诉书、证据清单、庭审记录节选，以及上诉法院的判决意见。阅读时间为两个小时。阅读结束后，你们需要完成一份初步判断问卷。”
他停顿了一下，目光从镜片上方扫过整个房间。
“请注意，你们的目标不是找出正确答案。法律问题没有标准答案。我要的是你们真实的、个人的判断。不要受他人影响，不要试图形成统一意见。你们的每一个判断，都必须是你们自己的。”
伊莱亚斯翻开面前的材料，发现文件比他想象的要厚得多。起诉书有四十多页，密密麻麻地列举了马库斯·雷恩的心理评估机构在三年间向联邦医疗补助系统提交的两千多条账单。每一条账单都有一个编号、一个日期、一个患者姓名、一个申报金额。大部分账单的金额在五百到八百联邦币之间，但有一小部分——大约三百多条——金额飙到了两千甚至三千联邦币。
那些高价账单上标注的服务名称是“神经心理学综合检测”，而实际上患者接受的只是“基础心理状态评估”。
伊莱亚斯一页一页地翻着，手指在纸面上划出沙沙的声响。他注意到一个细节：被冒用身份的那十七名患者，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低收入家庭的未成年人，绝大部分来自布里奇波特市的南区和东区，那些地方伊莱亚斯很熟悉，那是阿瓦隆联邦最穷的街区之一，到处都是废弃的厂房和生锈的铁丝网。
这些孩子的父母可能根本不看账单，因为账单是直接寄给医疗补助系统的。他们甚至不知道有人在用自己的名义申请高价检测。即使他们知道了，大概也不会有什么反应——每天为生计奔波的人没有精力去追究几页看不懂的医疗账单。
这个发现让伊莱亚斯感到一种说不清的难受。不是因为愤怒，而是因为某种更深的、更缓慢的东西。那些孩子和他的处境不同，但他们身上有一种共同的东西：他们的名字、他们的号码、他们在系统里的痕迹，都被别人拿来用了一下，而他们自己对此一无所知。
他突然想起了昨天瓦尔特问他的那句话——“这让你对被系统‘标记’这件事，有什么感受？”
他现在知道该怎么回答了，但他不打算告诉瓦尔特。
两个小时过得很快。伊莱亚斯翻完最后一页材料时，发现自己的手指有些僵硬——不是因为长时间翻页，而是因为他在阅读过程中一直在用力，好像要把纸页捏碎一样。
问卷通过平板电脑分发下来。屏幕上是二十道选择题和一道开放式问题。选择题涉及案件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开放式问题只有一句话：“在你看来，马库斯·雷恩的行为是否构成‘身份盗窃’？请写下你的理由。”
伊莱亚斯盯着那道题目看了很久。他的手指悬在触摸屏上方，迟迟没有落下。
最终，他在输入框里写了一行字：“他偷的不是身份，是那些孩子被系统看见的机会。”
他写完之后自己都愣了一下。这句话不像是一个在桥洞里住了三年的人会说出来的话。但他没有删掉它。他按下了提交键。
下午的环节是集体讨论。
瓦尔特将二十个被试者分成四组，每组五人，要求在四十分钟内讨论完毕并形成小组意见。伊莱亚斯被分在第三组，同组的有萨米尔·哈达德、莉迪亚·克罗斯——那个穿深蓝色毛衣的女人、一个叫格雷戈里的前卡车司机，还有一个始终不说话的中年女人，她的胸牌上印着的编号是SUB-15，伊莱亚斯始终没听到她开口说过一个字。
讨论一开始就陷入了奇怪的沉默。五个人围坐在一张圆桌前，面前摊着案件材料，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先说。
最终还是萨米尔打破了僵局。“我觉得……他有罪。”
“哪个罪？”莉迪亚抬起头，她的眼睛还是那种警觉的大，但现在多了一点什么东西——像是在审视，又像是在试探。
“两个都是。”
“为什么？”
“他确实虚报了账单，也确实用了患者的身份信息。法律条文写得很清楚——”萨米尔翻了翻材料，手指指向一段被他用笔圈出来的文字，“未经合法授权，在实施重罪过程中使用他人身份证明，即构成加重身份盗窃。这不就是吗？”
“但最高法院的裁定不是这么理解的。”莉迪亚说。她的声音很低，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晰，“裁定说的是，身份信息的使用必须是犯罪的关键手段。如果你只是在提交文件时顺手填了患者的名字，那不叫关键手段。关键手段是他虚报服务内容——那个跟身份信息没有关系。”
萨米尔推了推眼镜，没有说话。
格雷戈里插进来，用他粗壮的手指敲着桌面。“我同意他。”他朝莉迪亚努了努下巴，“我觉得这个案子判太重了。七年？就因为填了别人的名字？要是所有填别人名字的事都要判七年，监狱早就装不下了。”
“填别人的名字不是小事。”萨米尔的声音忽然变得有点奇怪，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那不是小事。”
所有人看向他。
萨米尔低下头，盯着桌上的材料。他的手指又开始摩挲了，这次没有餐巾纸可摩挲，他就摩挲自己袖口的线头。过了大概十秒钟，他开口了，声音比刚才低了很多。
“我以前有个哥哥。他叫纳迪尔。四年前他被人冒用身份开了信用卡，欠了三万联邦币。他花了两年时间跟银行解释、跟信用局申诉、跟讨债公司周旋。后来他自杀了。”
圆桌周围陷入了彻底的沉默。连那个从不开口的SUB-15都抬起头看了萨米尔一眼。
“所以，”萨米尔干涩地笑了一下，“我不觉得填别人的名字是小事。”
莉迪亚收回了目光，盯着自己面前的材料。她的嘴唇动了动，像想说什么，但最终没有开口。
伊莱亚斯在旁边静静地看着这一切。他注意到，当萨米尔说出哥哥自杀的事情时，莉迪亚的表情发生了变化——不是同情，而是一种微妙的、像是被触动了旧伤的反应。她的手无意识地抓住了自己左手腕的袖子，往下拽了拽。就在那一瞬间，伊莱亚斯看到了她手腕内侧露出的皮肤。上面有几道褪了色的疤痕，整齐地平行排列着，像条形码。
莉迪亚察觉到伊莱亚斯的目光，迅速把手缩了回去，袖子重新盖住了那些痕迹。她抬起头，对上伊莱亚斯的眼睛。那个眼神里有一种东西，不是敌意，也不是羞愧，而是一种冷硬的、像是在说“你什么都没看见”的警告。
伊莱亚斯率先移开了目光。
讨论最终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第三组的三个人认为马库斯·雷恩不构成加重身份盗窃，萨米尔坚持他有罪，SUB-15保持了彻头彻尾的沉默。当艾琳·普拉默走过来收集讨论记录时，她的眼睛在记录纸上扫了一下，然后抬起头，朝单向玻璃的方向看了一眼。
那面玻璃后面，伊莱亚斯知道，瓦尔特就坐在那里。
他不知道的是，此刻瓦尔特面前的桌子上摊着一张表格，表格上列出了二十个被试者的编号，每个编号后面都跟着几栏数据：年龄、性别、社会联结评分、服从倾向指数、潜在攻击性评估。萨米尔·哈达德的名字后面，“服从倾向指数”那一栏被标了一个红色的星号。
莉迪亚·克罗斯的名字后面，“潜在攻击性评估”那一栏也被标了一个红色的星号。
而伊莱亚斯·科马克的名字后面，两栏都是空的。瓦尔特在空白处用铅笔写了两个字：待观察。
然后他拿起对讲机，按下了通话键。“艾琳，开始下一环节。交叉质询演练。”
对讲机的电流声在实验室里回荡，所有被试者都听到了那个冰冷的声音。伊莱亚斯抬起头，看到发言台旁边的门打开了，两个他不认识的人走了进来——一男一女，穿着和瓦尔特一样的白大褂，表情同样冷静而精准。他们走到弧形陪审席的正前方，转过身面对二十个被试者。
那个男人开口了，声音没有任何感情色彩。
“我是控方代表。你们面前的被告不是马库斯·雷恩本人，而是由我们来扮演的‘被告’。在接下来的交叉质询中，你们可以向我们提问，质疑我们的回答，甚至指控我们撒谎。”
他停顿了一下。
“但你们必须遵守一个规则：每次提问前，你们必须称呼我们为‘被告’。你们不能使用我们的真名，不能叫我们‘医生’或者‘先生’。因为在这个模拟法庭里，你们才是审判者。而我们——”
他的嘴角微微上扬，那个弧度精确到了毫米。
“是被剥夺了身份的人。”
伊莱亚斯感觉到自己后脖颈的汗毛竖了起来。他不知道为什么，但他觉得这句话不是对所有人说的，而是对他说的。对一个被压缩成一个异常号码的人说的。
窗外的采光井里，灰白色的天光逐渐暗了下去。地下室的白炽灯变得更加刺眼，把每个人的影子都压在地板上，压得又短又扁，像是被什么东西踩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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