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利安·瓦尔特博士说话的时候，整个地下实验室里没有一个人发出声音。
不是因为纪律，而是因为那种声音本身就具有某种消音的效果。他的语调平稳、从容，每个字之间的间隔像是被尺子量过，不疾不徐，却让人感觉到一种无形的重量。伊莱亚斯坐在最后一排，看着瓦尔特的白大褂在日光灯下反射出冷白色的光，忽然想起很多年前在电视上看到的一个画面：一只蜥蜴趴在岩石上，一动不动，但你知道它随时可能弹出舌头。
“在开始正式实验之前，”瓦尔特将手里的文件夹合上，发出清脆的一声啪响，“我需要各位了解一个真实的司法案例。这个案例将作为本次模拟实验的基础情境。”
他身后的液晶屏幕亮了起来。屏幕上出现了一张照片，照片里是一个穿着橙色囚服的中年男人，头发稀疏，面容憔悴，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是委屈还是麻木的东西。
“这是马库斯·雷恩。”瓦尔特说，“三年前，他在阿瓦隆联邦东区法院被判处七年监禁。罪名是两项：第一，医疗补助欺诈——他作为一家小型心理评估机构的负责人，向联邦医疗补助系统提交了虚高的服务账单，将基础心理评估申报为高价位的神经心理学检测。第二，加重身份盗窃——在提交欺诈性账单的过程中，他未经授权使用了十七名患者的姓名和医疗补助识别号码。”
伊莱亚斯的眼皮跳了一下。
身份盗窃。这几个字在他的脑子里转了一圈，然后沉了下去。他想起救济署玻璃窗后面的女人，想起系统里那个“异常”的标记，想起自己那个不知道被什么东西占据了的号码。但他没有往深了想。他已经很久不去想那些复杂的事了。
“这个案件的核心争议在于，”瓦尔特用一种讲课式的语气继续说道，“被告在使用患者身份信息时，究竟是仅仅将身份信息作为实施欺诈的附带工具，还是将身份信息作为犯罪的关键手段。前者在联邦法律中不构成加重身份盗窃罪，后者则构成。联邦最高法院最终对这一问题做出了裁定。”
屏幕切换到了一张法院大楼的照片，然后是几行法律条文的截图。伊莱亚斯看不懂那些密密麻麻的术语，他注意到的是瓦尔特在说这些内容时的神态——那不是一个普通教师在讲课时的神态，而更像是一个收藏家在展示他的藏品。
“你们中有人听说过这个案子吗？”瓦尔特环视整个房间。
没有人举手。
“很好。”瓦尔特微微点了点头，嘴角那个克制的弧度扩大了一点点，“这意味着你们对这个案件没有先入为主的判断。在接下来的实验里，你们将扮演一个特别的角色：你们是一个独立的司法审查委员会，负责评估被告马库斯·雷恩的行为是否构成加重身份盗窃。你们将听取证据，进行讨论，最终做出裁决。”
一个坐在第二排的男人小心翼翼地举起了手。他就是那个在面包车上不断摩挲膝盖的瘦削男人。他戴着厚厚的近视眼镜，镜片上有一道明显的划痕，说话时声音发虚，像是很久没有跟人交谈过了。
“请问博士……我们……我们都不是学法律的，为什么选我们？”
瓦尔特转向他，那个转身的动作流畅得像一个舞蹈动作。“你叫什么名字？”
“萨米尔。萨米尔·哈达德。”
“哈达德先生，你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瓦尔特的声音里多了一种温度，但那种温度是演出来的，就像冬天里被人哈了一口气的玻璃，看似暖和，实则很快就会变冷，“为什么选你们？因为你们代表了普通人。在联邦司法体系中，陪审团就是由普通人组成的。我需要的是未经专业法律训练的真实判断，而不是法学院教科书上的标准答案。你们的直觉，你们的生活经验，你们对‘公平’这个词最朴素的理解——这些才是这项实验真正需要的数据。”
萨米尔·哈达德没有再说话。他低下头，重新开始摩挲膝盖上的布料。但他旁边的一个女人却开口了。就是那个在面包车上盯着空白墙壁看的中年女人。她的头发剪得很短，面色蜡黄，颧骨很高，说话时嘴唇几乎不动，像是在自言自语。
“数据。”
她只说了这两个字，声音很轻，轻到伊莱亚斯差点没听见。
但瓦尔特听见了。他的目光锁定在那个女人脸上，停留了大概三秒钟。三秒钟之后，他移开了视线，没有回应她。
“接下来，”瓦尔特提高了音量，“你们将接受一系列培训，了解案件的基本材料，熟悉听证流程。在此过程中，你们需要严格遵守实验室的规章制度。任何违反规定的行为都将导致参与资格的取消。清楚了吗？”
地下室里响起一片稀稀落落的“清楚”。
“我听不见。”瓦尔特的声音骤然变硬，“清楚了吗？”
“清楚了！”这一次声音整齐了许多。
瓦尔特满意地点了点头，然后示意站在一旁的艾琳·普拉默接手。那个年轻女人走上前来，开始分发一份份装订整齐的实验手册。手册的封面是浅灰色的，上面印着西奥多大学的校徽和一行字：司法决策模拟实验——参与者手册。
伊莱亚斯接过手册，翻开第一页。密密麻麻的文字扑面而来，他只看懂了大约一半。但他看到了一行加粗的字体：参与者编号——SUB-07。他低头看了看自己实验服胸口的那串条形码，又看了看手册上的那个编号，忽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他像是一批货物，被贴上了标签，入库登记，等待调配。
分发完手册之后，艾琳开始讲解实验的基本规则。她的声音比瓦尔特柔和得多，但那种柔和里同样有一种标准化了的味道，像是电话客服的语音导航。
“规则一：实验期间，参与者不得与外界进行任何形式的联系。所有个人通讯设备将被统一保管。”
“规则二：参与者必须按照实验人员的指令行动，不得擅自更改实验流程。”
“规则三：参与者在实验室内须佩戴胸牌，不得遮挡、涂改或移除。”
“规则四：实验内容涉及保密协议条款，参与者不得在实验结束后向任何第三方透露实验细节。”
伊莱亚斯听着这些规则，心里没有什么波澜。他本来就没有需要联系的外界，没有手机，没有社交媒体账号，没有任何人会因为他消失三周而感到不对劲。对于他来说，这些规则不是约束，而是一种奇怪的解放——它们意味着他可以名正言顺地从那个桥洞、那个编号、那个被偷走的人生里暂时消失。
但他旁边的一个人似乎不这么想。
那是一个坐在倒数第二排的女人，大概三十出头，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深蓝色毛衣。她的眼睛很大，但不是那种明亮的大，而是一种警觉的大，像受惊的鹿。她的手指紧紧抓着实验手册的边缘，指甲泛白。
伊莱亚斯无意中瞥见了她手册上的编号：SUB-12。姓名栏里写着一个手写的名字：莉迪亚·克罗斯。
“有问题吗？”一个冷冷的声音突然在耳边响起。
伊莱亚斯吓了一跳，转过头去，发现瓦尔特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站在了他旁边。那个穿着白大褂的男人居高临下地看着他，镜片后面的眼睛没有任何表情。
“没……没有。”伊莱亚斯说。
瓦尔特没有走开。他的目光从伊莱亚斯脸上移到了他手里的手册，然后又移回了他的脸。“伊莱亚斯·科马克，”他念出了这个名字，“你的资料显示，你曾经因为社会保障号码异常而被中断福利发放。”
伊莱亚斯愣住了。他不知道瓦尔特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这让你对被系统‘标记’这件事，有什么感受？”瓦尔特的语气像是在问一个学术问题。
伊莱亚斯张了张嘴，但什么都没说出来。五年前那扇玻璃窗后面的画面在他的脑海里一闪而过——那个头也不抬的女人，那句“下一个”，还有那种被压缩成一个异常号码的窒息感。他不知道该怎么描述那种感受，或者说，他从来没有被要求描述过。
“没关系。”瓦尔特替他回答了，“你不需要现在说出来。在实验过程中，你的感受会自然浮现的。”
他说完这句话就转身走了，白大褂的下摆在空中画出一个优雅的弧线。
伊莱亚斯低下头，发现自己的手在微微发抖。不是因为紧张，而是因为愤怒。一种他很久没有感受过的、钝重的、像石头压在胸口一样的愤怒。瓦尔特刚才那句话不是在关心他，而是在把他当成一个样本，一个即将被观察的、可能会在特定条件下产生特定反应的样本。
但他没有站起来，也没有说任何话。因为他需要那三个词：住宿、三餐、报酬。十一月的阿瓦隆已经很冷了，桥洞里的风声整夜不停，他的睡袋已经破了好几个洞。愤怒是一种奢侈品，他消费不起。
入组程序持续了整整一天。填写问卷、测量基础体征、拍照存档、分配宿舍。宿舍是心理学系大楼后面的一栋旧楼，四人间，上下铺，墙面是新刷的白色，但空气中有一股若有若无的消毒水味道。伊莱亚斯的三个室友分别是一个五十多岁的沉默男人，一个不断自言自语的小个子，还有一个一进门就蒙头睡觉的年轻人。
他躺在自己的铺位上，盯着天花板上的灯罩发呆。灯罩里有一只死去的飞虫，黑色的影子一动不动地趴在塑料罩子上。伊莱亚斯盯着那只飞虫看了很久，然后闭上了眼睛。
他梦见自己在一个很大的房间里，面前是一排穿着白大褂的人。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份文件，文件上写着他的名字。他们轮流念出他的名字，但每次念的时候都是不同的读音——有的读成伊莱，有的读成科马克先生，有的只念一串数字。他试图纠正他们，但一开口就发现自己的声音消失了。他想站起来，却发现自己被绑在一把金属椅子上。他低头去看绑住自己的东西，不是绳子，而是一根根黑色的、平行排列的细线。
条形码。
他猛地睁开眼睛。
天花板上那只死飞虫还在灯罩里，一动不动。房间里其他三个人的呼吸声此起彼伏，有一种奇异的节奏感。窗外是漆黑的夜，隐约能看到远处主楼的顶层窗户还亮着灯。那是心理学系朱利安·瓦尔特博士的办公室。
伊莱亚斯不知道的是，此刻瓦尔特正坐在那张办公桌前，面前摊开着二十份档案。每一份档案上都贴着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人年龄不同、性别不同、外貌不同，但他们的档案里都有一些相似的词汇：被解雇、被驱逐、被拒绝、被中断、被标记、被遗忘。
瓦尔特用一支红笔在每份档案的某一页打了一个勾。他打勾的位置，是一行不起眼的小字——“社会联结评估：极低。”
然后他拿起伊莱亚斯的档案，在空白处写下了一行手写的批注。灯光太暗，看不清那些字的完整内容，只能辨认出最后四个字。
“……完美的被试。”
窗外的风吹过西奥多大学的草坪，发出沙沙的声响。地下实验室里，那块巨大的液晶屏幕还没有关闭，屏幕上定格着马库斯·雷恩那张疲惫的脸。在黑暗中，那张脸看起来不像是一个罪案的当事人，更像是一个等待被解剖的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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