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猷的童年记忆是从一股药味开始的。
那股气味来自他母亲房间里的药炉，长年不灭。炭火在陶炉底下明灭着，砂锅里的药汤咕嘟咕嘟地冒着泡，褐色的泡沫涌上来又破掉，涌上来又破掉，像是那间阴暗潮湿的厢房自己在呼吸。他记得那些漫长的午后，他跪在母亲榻前，手里捧着一碗凉了又热、热了又凉的药汤，看着母亲蜡黄的脸在药雾后面时隐时现。
他的母亲姓韦，是徐氏家族里一房偏支的正妻——听起来体面，但一个“偏”字就概括了一切。偏支住在长安城东一座三进的小院里，正堂的椅子轮不到他父亲坐，祠堂的祭品分不到他家桌上，逢年过节宗族宴饮，他们那一房的席位永远在最后一排。而在他自己家里，母亲虽是正妻，却比侧室更不受待见。因为她只生了一个儿子，身体还不好，三天两头卧病，不能操持家务，不能伺候公婆，不能给丈夫在族中争脸面。
一个没有用处的正妻，在大家族里就是一个可以被无声无息抹去的存在。
他六岁那年夏天，长安热得像一个扣在火上的蒸笼。母亲已经连续发了七天高烧，父亲没有请大夫——不是请不起，是不想请。他说了一句李敬猷至今记得每一个字的话：“病成这样，治也是白治。”说完就带着侧室和侧室生的两个儿子出门赴宴去了，留他一个人跪在母亲榻前，用湿布一遍一遍地擦她滚烫的额头。
母亲在弥留之际睁开眼睛，看着他，嘴唇翕动了很久，终于挤出一句话。她的声音轻得像一片枯叶落在水面上，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
“不要做没用的女人。”
这是他母亲留给他的最后一句话。
那年他六岁。六岁的孩子不太懂什么叫“没用的女人”，但他记住了那句话，记住了母亲说这句话时眼睛里的光——那不是悲哀，不是怨恨，是一种被冷透了之后凝结成的、锐利而沉静的洞察。
长大后他才明白，母亲不是在叮嘱他。母亲是在把自己一生最痛的经验，刻进儿子的骨头里。不要做没用的女人。意思是——不要做那个被别人决定是否有用的人。
母亲死后，他在徐家的处境更加边缘。父亲把全部心思都放在侧室所生的两个儿子身上，对他这个正妻留下的独苗，说不上虐待，但也说不上抚养——更像是把一件旧家具搁在角落里，不扔，也不用。他穿的是两个异母哥哥穿旧了的衣裳，用的是他们用破了洞的旧书箧，过年时宗族长辈给各房子弟发压岁钱，轮到他时那只手总是恰好空了。
但他没有哭过，也没有闹过。
七岁那年的冬天，他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不理解的事。他跑到长安西市，在一个算命老头的卦摊前站了一整个下午，把那老头问烦了，老头说了一句气话：“你这孩子，命硬得很，克母。”
他听完没有哭。他转身往回走，路上经过一家书铺，橱窗里摆着一卷新裱的《诗经》手抄本，他隔着窗户看了很久。第二天他又去。第三天还去。第四天，书铺老板心软了，让他进店看，但不许碰。他就站在书架前面，把《诗经》里的《国风》从头到尾背了下来。没有书，没有纸笔，他全靠耳朵听书铺老板念了一遍，记在心里。
过了很多年之后，当他在国子监读到骆宾王的《帝京篇》时，也是用同样的方法——听同窗念了一遍，回去默写了出来，默错了一个字，他罚自己抄了一百遍。
十四岁那年，他被族中一位在国子监任职的远房叔父看中，推荐入监读书。这在他那一房里是天大的荣耀——偏支子弟入国子监，等于在铜墙铁壁上撬开了一条缝。父亲破天荒地给他做了一身新衣裳，还给了他一笔盘缠。他接过盘缠的时候，磕了个头，叫了一声父亲。站起来之后，他在心里对自己说：这是我最后一次用“父亲”这个称呼来换任何东西。
在国子监的三年，是他少年时期最安静的一段日子。他如饥似渴地读书，经史子集无所不读，但他的兴趣不在经义，而在诗词。同窗们读诗是为了应付科举，他读诗是为了找到一样东西——那些诗句里有一些他无法命名却极其渴望的东西。不是辞藻，不是典故，不是格律。是一种他从小就没有得到过的、从文字里却可以感受到的——干净。
他后来跟骆宾王说“我相信有人能写出真正干净的诗”，这句话不是修辞，是他从七岁到二十五岁，反复验证之后留下的唯一信念。
在国子监期间，他开始在暗中观察别人。不是出于操控的欲望，而是出于一种生存的本能。他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最在意的东西，只要找到那个东西，你就能预判他的行为。一个太在意面子的监生，永远不会在公开场合认错。一个太在意前程的学官，永远不会得罪权贵。一个太在意被认同的人，永远不会在大多数人说对的时候说错。
他把这些观察记在心里，不作判断，不作评价。这些不是用来操控他人的工具——那时候他还没想过操控任何人——他只是想弄明白，为什么他母亲那样的人会被抛弃，而他父亲那样的人却活得很好。
十七岁时，他读到了骆宾王的《在狱咏蝉》。是在一个冬天的深夜，号舍里冷得能呵出白气，他裹着一床薄被，就着一盏孤灯，把那首诗抄在了自己装订的诗集上。
“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
他抄完这两句，停笔看了很久。窗外落雪簌簌地打在窗纸上，远处钟楼的更鼓沉而缓地敲着。他忽然觉得自己找到了那个东西——不是诗里的哀怨，而是哀怨背后一种不妥协的骄傲。写诗的人即使身在狱中，也要对这个世界说：我不是你们看到的那样。
那一夜他没有睡。他把骆宾王所有能找到的诗作全部抄了一遍，订成一本薄薄的诗集。在扉页上，他写了七个字——“骆宾王集。李敬猷录。”然后在底下用小楷添了一行：“愿此生终得一见此人。”
他不知道这个愿望实现之后会怎样。他只知道，他想看看写出这些诗的人，长什么样，说话是什么声音，看人的时候是什么眼神。
国子监结业后，他回到徐家，发现一切都没有变。父亲还是那个冷漠平庸的男人，两个异母哥哥还是那种仗着正室之子的身份看不起人的嘴脸。族中对他的安排是：先在长安等两年，等有了空缺，再补一个八九品的小官。他等了一年。这一年里他每天去族叔的衙门帮忙抄写公文，从早抄到晚，抄得手指起茧。但他写的每一个字都在告诉自己：我不能被困在这里。
机会来得意外。徐敬业被贬为柳州司马，路经长安时到族中辞行，顺便提起身边缺一个识文断字的文书佐吏。族中长辈不假思索地把他的名字报了上去——偏支子弟，国子监出身，无职无权，这种人打发到柳州去，谁都不会心疼。
他走的那天，父亲没有送他。
他骑着一匹借来的骡子，驮着一个旧书箧，独自出了长安城门。三月春风扑面，柳絮漫天飞舞，像一场不期而至的雪。他没有回头看一眼长安城。他在心里对自己说了一句与六岁时同样结构的话——“不要再做那个被决定的人。”
到扬州后，他没有急着表现自己。他每天抄公文，整理案卷，替军中将士写家书，替厨房的老妈子读账单。他把自己埋在所有最不起眼的角落里，像一粒落进墙缝的草籽，不声不响地扎根。与此同时，他在观察。他观察徐敬业的优柔寡断，观察薛璋的刚愎自用，观察魏思温那一腔被压抑了四十年的愧疚。
然后他看到了骆宾王。
骆宾王比国子监那个传说中的形象更复杂。他温文尔雅，出口成章，待人接物滴水不漏。但李敬猷在他的眼睛里看到了一层别人看不到的东西——那层东西很薄，薄到大多数人根本不会注意，但它确实存在。那是一层极淡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审视。骆宾王看每一个人的时候，都在无声地丈量。丈量你的价值，丈量你的弱点，丈量你在他的棋盘上能走几步。
李敬猷第一次注意到骆宾王是在一次议事会上。当时所有人都在争论润州防线的布置，骆宾王坐在侧席上，一言不发，手里捏着一支笔，偶尔在纸上写几个字。他的表情平和而专注，像一个认真听讲的幕僚。但李敬猷注意到，他的笔尖在纸上写的不是军务记录——他写的是诗句。而那首诗的字里行间，藏着一个明显的事实：骆宾王根本不在意眼前这场争论的结果。他在意的，是这些争论的人各自暴露了什么。
从那天起，李敬猷开始留意骆宾王的一举一动。他看到了那篇《讨武曌檄》如何精准地击中不同人的软肋，看到了骆宾王如何在魏思温心中埋下“知音”的种子，看到了那颗种子如何一天一天发芽、抽枝、开花，最终把魏思温引向了润州营墙下的那一跳。
他看到了全部。他没有阻止。
这不是因为他冷血。是因为他要确认一件事——骆宾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一个不择手段的操控者，还是一个在黑暗中走得太远、忘了回头的人。
他曾经在魏思温出发前的那个夜晚，站在回廊下，看着老人佝偻的背影牵着马走过月下的石板路。他知道这个人不会再回来了。他握着廊柱的手紧了又松，松了又紧。他最终没有出声。
因为他知道，魏思温是心甘情愿的。他之所以死得其所，恰恰是因为骆宾王给了他一个他自己渴望了一辈子的东西——死之前被看见，被理解，被当成一个有价值的人。哪怕这种“被看见”从头到尾都是一场骗局。而李敬猷不能替他决定——他是要痛苦的真相，还是幸福的幻象。
没有人有资格替别人做这种决定。骆宾王没有，他李敬猷也没有。
但他在心里做了一个决定：他要走到骆宾王面前去。不是去揭穿他，不是去审判他，而是去看看他。看看那个在《在狱咏蝉》里写下“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的少年，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后来就有了那张纸条。
他故意让纸条被发现。那行字——“骆宾王者，非诗人也，乃操绳之人”——不是为了告发，而是一声敲门。他在敲骆宾王的门。敲完之后，他退后一步，安静地等，看那扇门会不会开。他知道骆宾王一定会追查纸条的来源，一定会找到他。而当骆宾王找到他的时候，观察者和被观察者的角色，就会开始互换。
他等了半个月。等来了一场暴雨，等来了润州陷落，等来了魏思温的死讯，等来了骆宾王亲自敲响他的窗。
然后就是那一场又一场的对话。茶案两侧，江堤月下，诗稿眉批之间。他在骆宾王身上看到了一种他从没在别人身上见过的东西——一种被压抑了太久的、对真实的渴望。那个会为一只死去的蟋蟀写墓志铭的少年还活着，被埋在层层算计和精密推演的最底下，偶尔会在不经意间露出一点边角。
就像一个在井底待了太久的人，抬头看到井口有一丝光，眼睛会忍不住眨一下。
而他李敬猷站在井口，把一只手递了下去。不是为了拉他出来——骆宾王能不能出来，不由他决定——而只是让井底的人知道，上面有人在。
至于他为什么这么做。
不是因为正义。不是因为仁慈。不是因为他对骆宾王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情感。
是因为他在骆宾王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另一种可能。如果他当年在母亲死后选择了怨恨一切，如果他在徐家受尽冷落之后选择了报复，如果他在国子监那些孤独的夜里选择了把对人的观察变成武器而非眼睛——那他很可能会成为另一个骆宾王。
他没有成为。但不是因为他比骆宾王更高尚。只是因为他运气更好一些。他母亲临死前留给他的那句话——“不要做没用的女人”——对他来说是一把钥匙，不是一把锁。而骆宾王，大概在很早很早以前，就把他手中那把钥匙弄丢了。
月亮升到中天，江风忽然转凉。
李敬猷从回忆中回过神来，发现自己在母亲临死前那张床边的每一个细节都还记得——药炉上的裂纹，窗纸上的破洞，母亲蜡黄的手指在被子上无意识地抓出的褶皱。那些画面已经过去快二十年了，但在今晚，它们清晰地像是昨天才发生的事。
他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那双握过母亲的湿布、抄过骆宾王的诗句、在文书房里写了无数份公文的手，此刻正搭在那册旧书箧上。
明天他要出使敌营。
他想，如果这一切是一场他和骆宾王之间的棋局，那么明天天亮之后，白子就要越过棋盘中线了。他不知道等待他的是李孝逸的刀还是李孝逸的茶，不知道骆宾王在城楼上目送他出城时心里想的是什么。他只知道一件事。
他从七岁开始，就不再让任何人决定他要去哪里。
这一次也是。
窗外传来夜巡士兵的脚步声，踩在石板路上，沉而稳。他起身吹灭了灯，黑暗中他听到远处传来一声极轻的江涛声，像是江水在黑暗中翻了个身。他躺在榻上，闭上眼，脑海中最后浮现的画面不是李孝逸的军营，不是母亲的遗容，而是骆宾王在今夜临别时对他说的最后四个字。
“见又如何。”
李敬猷在黑暗中无声地弯了一下嘴角。
骆先生，明天就见分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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