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大军压到扬州城下那天,天气好得出奇。
五月十三,万里无云,日头挂在天上像一枚烧得通红的铜钱,把城墙上的青砖晒得烫手。骆宾王站在南城门楼上,手搭凉棚往远处望。官道尽头,李孝逸的大营已经扎下了,帐篷连绵数里,旌旗蔽日,炊烟升起来像一片灰色的森林。来的人不止五万——目测至少八万,后续可能还有增援。
他放下手,在心里飞快地做了一个推算。扬州城内守军不足三万,其中真正能打的不过一万出头。润州一役折了三千前锋,薛璋阵亡,魏思温殉节,李崇义的援军虽然撤回了扬州,但沿途被李孝逸的追兵咬掉了五百多人。兵力对比至少三比一,守城器械倒还充足,粮草也能撑两个月。问题是——
“宾王。”
身后传来徐敬业的声音。骆宾王转过身,看到徐敬业带着几个心腹将领走上城楼。短短半个月,徐敬业瘦了一圈,眼眶凹陷,颧骨突出,那身铠甲穿在身上显得空荡荡的。他的脚步还是稳的,但眼神里有一种被围困久了的人特有的、焦躁而涣散的光。
“敬业公。”骆宾王拱手。
“你看李孝逸这阵势,”徐敬业走到垛口前,望着远处连绵的营帐,“是想围死我们。”
“围而不攻。”骆宾王说,“李孝逸不着急。他知道我们的粮草最多撑两个月。两个月之后,不用他打,城墙自己就破了。”
徐敬业的手按在垛口的青砖上,指节用力到发白。“那我们怎么办?”
骆宾王沉默了一息。这一息不是在想对策——对策他早就想好了。这一息是在判断,在现在这个节点上,把那个对策抛出来,徐敬业能接住多少。
“两条路。”骆宾王说,“第一条,趁现在士气尚存,集中全部主力从南门打出去,与李孝逸决一死战。赢了,扬州之围可解。输了,一了百了。”
“第二条呢?”
“派使者去李孝逸营中,谈条件。”
徐敬业的眉头拧成了一个死结。“武氏不会放过我。我是李唐宗室,又是起兵首谋,投降也是死。”
“不是投降。”骆宾王的声音压得很低,低到只有徐敬业一个人能听见,“是拖延。派一个能言善辩的人去,跟李孝逸谈归顺的条件——要保证宗族安全,要保留爵位,要安顿麾下将士。李孝逸就算不信,也会把使者留下,一层一层往上报。往长安报一个来回,至少半个月。这半个月,我们可以做很多事。”
徐敬业转过头来看着他,目光里有什么东西在闪烁。“做什么事?”
“从润州失守之后,我们一直没做的一件事。”骆宾王说,“重新整编剩下的兵力,把真正能打的人挑出来,组成一支精锐。如果谈不拢,就在一个李孝逸想不到的时机,打他一个措手不及。”
徐敬业沉默了很久。城楼上风很大,吹得旌旗猎猎作响。他望着远处李孝逸的营帐,嘴唇动了动,最终说了一句:“使者派谁去?”
骆宾王等的就是这句话。
“李敬猷。”
徐敬业皱起眉头。“敬猷?他只是一个文书佐吏——”
“正因为他是文书佐吏。”骆宾王说,“职位低,李孝逸不会觉得我们派他是在示弱。他是敬业公的族弟,有宗亲身份,李孝逸不能用对待普通使者的方式对待他。他在国子监读过书,言辞得体,不会被套出不该说的话。而且——”
他停顿了一下,与徐敬业对视。
“他没有兵权,不在前线。即使李孝逸扣下他,也不会影响守城。”
最后这句话,徐敬业听进去了。他缓缓点了点头,目光在骆宾王脸上停了片刻,然后说:“你去问他。他若愿意,明天就出城。”
骆宾王拱手,转身走下城楼。
去文书房的路上,他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在心里反复推敲——让李敬猷出使李孝逸大营,这一步棋到底有多少重含义。第一重,给徐敬业看的:他推荐了一个合适的人选,理由充分,无可挑剔。第二重,给李孝逸看的:扬州派了一个职位低微的宗亲来谈判,说明徐敬业内部已经人心不稳,连像样的使者都派不出来。第三重,给李敬猷本人的——这一重最复杂。
他把李敬猷从安全的文书房里推出去,推进李孝逸的军营,推进谈判桌上的刀光剑影。这不是陷害——李敬猷是徐敬业的族弟,李孝逸不会轻易杀他。但这也不是保护——一旦谈判破裂,李孝逸完全可能把他扣为人质,甚至押送长安。无论哪种结果,李敬猷都会暂时从扬州消失。
而骆宾王在扬州城里,就可以重新回到没有旁观者的状态。
他在文书房门口停了下来,手搭在门框上,往里看。
李敬猷正坐在案前,面前摊着一本账册,右手打算盘,左手翻页,动作行云流水。夕阳从窗户斜射进来,照在他的侧脸上,那张年轻的面孔在暖黄色的光线里显得格外平静。
“敬猷。”
李敬猷抬起头,看到骆宾王的表情,把算盘往旁边推了推。“先生有事?”
“大事。”骆宾王走进来,在李敬猷对面坐下,把城楼上的军情和刚才与徐敬业商定的计划简要说了一遍。他没有隐瞒,没有修饰,每一句话都是干的,像一份口述的军报。
说完之后,他看着李敬猷,等他的反应。
李敬猷沉默了几息。他的手还搁在账册上,食指无意识地轻轻敲着纸面,一下,两下,三下。然后他停了。
“先生推荐我去,是觉得我最合适,”他说,“还是觉得我最该被送走?”
这句话问得太直接了。直接到骆宾王忍不住在心里为他喝了一声彩。换成任何一个人,在这种时候都会先犹豫、先恐惧、先权衡利弊。但李敬猷跳过了所有这些情绪,直接抓住了问题的核心——骆宾王推他出去,到底是为了公事,还是为了私心。
骆宾王看着他,没有笑,也没有回避。
“都有。”他说。
李敬猷点了点头,像是在确认一件他早就猜到的事。他把账册合上,推到案角,然后从笔架上取下一支新笔,在砚台上慢慢研墨。研墨的动作很慢,一圈一圈,墨汁在砚台上洇开,像一朵黑色的花。
“先生,”他一边研墨一边说,“你知不知道,出使敌营这种事,最怕的不是被扣下,也不是被砍头。”
“怕什么?”
“怕对方开出条件,而我发现那个条件是对的。”他抬起眼,与骆宾王对视,“李孝逸是大唐宗室,我也是李唐宗室。他替武氏带兵,是因为他有他的不得已。我替敬业公守城,是因为我有我的不得已。到了谈判桌上,如果我发现他的不得已和我的不得已其实是同一个——”
他没有把话说完。但骆宾王已经听懂了。
扬州城里的这些人,打着匡复李唐的旗号,实际上却是一盘散沙。徐敬业不敢赌,薛璋已经死了,魏思温抱着舆图跳了营墙。剩下的将领各有各的算盘。而李孝逸那边,虽然替武氏带兵,但他毕竟是李唐宗室。如果李孝逸开出一个条件——保宗族、赦从犯、只究首谋——那扬州城里的很多人,真的会动摇。
李敬猷担心的不是被李孝逸杀掉。他担心的是发现对面站着的不是敌人,而是另一个自己。
“如果真有这种情况,”骆宾王说,“你怎么选?”
李敬猷把笔搁在砚台上,用笔尖轻轻刮去砚边多余的墨。然后他抬起头,看着骆宾王,目光沉静如水。
“我会选对的。”他说,“不是对扬州,不是对敬业公,不是对先生——是对我自己。”
他说完站起来,从衣架上取下一件干净的外袍,开始做出行的准备。动作从容,像是在准备一次普通的出门,而不是出使一个随时可能变成敌营的地方。
骆宾王坐在原地,看着他收拾行装。脑中忽然闪过一个念头——他本来以为把李敬猷送出扬州是一种排除,一种清场,一种让自己重新回到没有旁观者的舒适区的方式。但现在他发现,即便李敬猷不在扬州,他也不会再回到以前的状态了。
因为那道门已经打开了。那本诗集还在他案头放着。那些在江堤上说过的话,还在他心里某一处微微地发着烫。
“敬猷。”骆宾王站起来。
李敬猷转过头。
“到了李孝逸营中,有三句话要记住。第一,不要主动提条件,让他提。第二,他问你扬州城内兵力多少,你如实说——如实说反而让他不信。第三,如果他留你过夜,不要拒绝。被扣下的使者比被送回来的使者更有用——因为你留在他那里,他就多了一个选择。”
李敬猷听完,忽然笑了。
“先生,”他说,“你刚才说的这三句话,是为我好,还是在为你的棋局布局?”
骆宾王愣了一下。然后他也笑了——笑得很短,很轻,但眼角出现了真实的细纹。
“分不清了。”他说。
这三个字,和他在江堤上说的那三个字一模一样。但这一次,说出口的时候,他心里的感觉不太一样。上一次是苦涩的坦白,这一次更像是一种微妙的、连他自己都不愿深究的默契。
李敬猷把外袍披上,系好腰带,将那本旧诗集塞进怀中。然后他转身对骆宾王行了一个礼。不是平日那种恭顺的拱手,而是一个更深、更郑重、接近于送别的揖。
“先生,”他说,“如果我回不来,案头那个旧书匣里的东西,你替我收好。如果我回来了——”
他直起身,与骆宾王四目相对。
“回来之后,我想请先生教我写诗。不是檄文那种诗。是先生年轻时在长安写的那种——那种还会为一只死去的蟋蟀写墓志铭的诗。”
说完,他转身走出了文书房。
骆宾王一个人站在房中,周围全是公文、账册、笔墨纸砚的气息。夕阳一寸一寸地沉下去,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他低下头,看到李敬猷案头那个旧书匣——一个不起眼的、边角磨损了的木匣子。
他伸手打开书匣。里面最上面是一叠抄录的公文草稿,下面是几本旧书,最底层压着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纸。他把那张纸抽出来,展开。
是那份军需库的核查清单。缺口三十车粮草,朱笔圈注,旁边是李敬猷的小字批注——“魏调粮为公,骆知而不报。”
骆宾王看着这行字,手指微微收紧。
李敬猷早就知道了。那张纸条之后,他不但没有收手,反而继续追查了粮草的事。他把这份清单藏了这么久,既没有上报徐敬业,也没有拿来威胁骆宾王。他只是把它压在自己案头的书匣最底层,像一个沉默的见证者。
而现在,他出城之前,告诉骆宾王——如果你要收拾我的遗物,你会看到这个。而我已经告诉过你,那张纸条的事我谁也没说。
这是信任。也是一种极聪明的、不留痕迹的警告。
骆宾王把清单重新折好,放回书匣底层,盖上盖子。然后他走出文书房,站在回廊下,望着西边天空最后一抹余晖。
城墙上,夜巡的火把正在一支一支点亮,火光照亮了垛口后面士兵们紧张而疲惫的脸。城门外,朝廷大营的篝火也在同时亮起,星星点点,像一片倒映在地面上的银河。
明天天一亮,李敬猷就会举着一面白色的使节旗,骑马出城,走向那片篝火的中心。
骆宾王在廊下站了很久,直到天完全黑透,才转身往住处走。推开房门时,油灯已经快烧尽了,灯焰在灯芯上摇摇欲坠。他走过去添了油,看着那朵火焰重新明亮起来,然后翻开手札,在“李敬猷?”那一页上写道——
“第二十日。李孝逸兵临城下。余荐李出使敌营,徐允。李洞悉余之用意——半为公心,半为私心,坦然受之。临别称归后欲学诗——非檄文之诗,乃少年时之诗。此语如镜,照见余二十年前旧影。又于其书匣中得见军需清单一份,知粮草案早为其所察。此人握余之柄而不发,历半月有余。非不能也,是不忍也。非不忍也,是待余自省也。此局已非余独弈。明日使旗一举,棋局便将翻转。胜负未知,亦从未如此刻这般——愿见其归。”
写完这行字,他搁下笔,合上手札。
窗外,城头的更鼓敲了三下。三更天了。离天亮还有两个时辰。
骆宾王没有睡。他坐在灯下,翻开那本诗集,翻到《在狱咏蝉》那一页,看着李敬猷当年的眉批——“愿此生终得一见此人。”他看了很久,然后从笔架上取下一支笔,在那行批注的旁边,用极小的字写了四个字。
写完之后,他吹灭了灯。
黑暗中,那四个字在纸面上静静地躺在一个年轻人十五年前的赤诚旁边,像是迟到了太久的回信。
“见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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