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丽西亚在凌晨四点挂断玛塔的电话之后,再也无法入睡。
她坐在公寓的床沿上,窗帘外面还是浓得化不开的夜色,偶尔有一辆早班巴士从街上驶过,轮胎碾过积水的路面时发出的声音像是某种低声的呜咽。她盯着手机屏幕上玛塔的号码看了很久,然后拨通了伊莱娜的电话。
伊莱娜接得很快,快到像是根本没睡。
“她同意了。”艾丽西亚说,“戈麦斯女士。她明天不走了。她说她欠你父亲一句话,要在法庭上说。”
电话那头沉默了。艾丽西亚能听到伊莱娜的呼吸声,浅而急促,像是一个在水下憋了很久的人突然浮出水面时发出的第一口喘息。
“她会改变主意吗?”伊莱娜问。
“我不知道。”艾丽西亚说,“但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不一样了。像是一个人终于决定不再在醒不来的梦里挣扎。”
“我们得保护她。”
“对。”
艾丽西亚挂断电话后,做了两件事。第一件是把克莱恩铁盒里的所有证据——日记、审计报告、照片、咖啡账单——装进一个防水的文件袋,然后把它塞进冰箱后面墙上的一个通风口里。那个通风口是她搬进这间公寓的第一周就发现的,原本应该通向楼内的中央通风系统,但早就被建筑商废弃了,入口处只有一个螺丝松动的铝制格栅。她把它变成了自己的保险箱。
第二件事是写了一封邮件。收件人是她在联邦调查局纵火案调查组新认识的那位哈珀探员。邮件很短,只有几句话:
“证人玛塔·戈麦斯可能面临安全威胁。明天上午她将在联邦破产监察署提交正式证词。如果可能,请在你那边做一份记录。万一她出事,至少有人在别处知道她说过什么。”
她没有请求保护。保护需要走正规渠道,正规渠道需要填写表格,表格会被电子存档,存档会被某些有权限的人看到。监察署内部的人在十五年前拦住了克莱恩的信,今天一样能拦住她的邮件。但哈珀的名片还在她口袋里,她决定赌一把——赌一个愿意在妹妹被开除后还记了十二年的男人,不会轻易把真相扔进碎纸机。
做完这两件事之后,她在天亮前的最后一段黑暗里,靠着床头闭上了眼睛。
她做了一个梦。梦很短,但异常清晰。她站在梅里顿港那座废弃的码头上,水泥堤岸在她脚下延伸进黑色的水面。周围一个人都没有,只有风吹过生锈的龙门吊,发出低沉的嗡嗡声。她低头看向水面,水面突然倒映出一个人的脸——不是她的,是一个中年男人,头发有些乱,衬衫拉在裤子外面,眼睛里亮着一种已经想通了所有后果的光芒。
她想叫他的名字,但声音还没出口,梦就断了。
她的闹钟响了。时间是早晨六点半。
上午九点整,玛塔·戈麦斯没有去中央车站。
她站在联邦破产监察署大楼前的台阶下,仰头看着这栋花岗岩建筑在冬日晨光中投下的巨大阴影。她在梅里顿住了大半辈子,从未来过这里。十五年里她无数次想要来,但每一次都在最后一刻拐进了另一条街。今天是第一次,她站在宪法大道的这边,直面那扇厚重的玻璃旋转门。
她穿了一套洗得有些发白但熨得很平整的深蓝色套装。这是她衣柜里唯一一件不是工装的衣服,她只在葬礼上穿过它一次——那是一个同在洗衣房工作的同事的葬礼,一个名叫罗莎的女工,死于肺癌。玛塔记得自己在葬礼上想过,如果有一天她死了,来她葬礼的人有没有五个。
她把那个崭新的信封留在了公寓的床头柜上,没有打开,没有撕毁,就让它完整地放在那里,像一份沉默的拒绝声明。
艾丽西亚在门口等她。两个人没有说太多话。玛塔只是点了点头,艾丽西亚推开了旋转门。
监察署的大厅比玛塔想象的更安静。天花板很高,地板是灰色水磨石的,走在上面每一步都发出清晰而孤立的回声。安保人员看了一眼艾丽西亚的证件,又看了一眼玛塔,然后示意她们可以进去。
调查处的会议室在五楼,门牌号518。科尔处长已经在里面等着了。他今天穿上了一件干净的衬衫,桌上的文件也整理得比平时整齐。当玛塔走进来的时候,他站起来,微微点了一下头,动作里有某种老派的尊重。
“戈麦斯女士,谢谢您愿意来。”
玛塔没有说话,只是坐了下来。
会议室的门再次被推开,伊莱娜走了进来。两个人的目光在空气中相遇。玛塔的第一反应是又看到了克莱恩——一样的颧骨线条,一样的嘴唇弧度,连站立的姿势都有某种说不出的相似。但紧接着她就看到了差异。克莱恩的眼睛里是疲惫中带着坚定,而伊莱娜的眼睛里除了坚定之外,还有一道很深很深的伤疤。那是十五年累积下来的疤,新肉叠着旧肉,一层又一层。
伊莱娜没有坐下。她走到玛塔面前,站在那里,两只手垂在身侧。然后她说了一句让整个房间安静下来很久的话:
“戈麦斯女士,十五年来,我恨过三个人。第一个人是塞巴斯蒂安·莫罗。第二个人是你。第三个人是我自己——因为十三岁那年没能拦住我父亲出门。”
她停顿了一下。玛塔的嘴唇开始发抖。
“后来我不恨你了。不是因为你值得原谅,而是因为我自己也累了。恨一个人和怕一个人消耗的能量是一样的。”
伊莱娜拉开椅子,坐在玛塔对面,和她相隔一张会议桌的距离。
“但今天你来了。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不再恨任何人了。我现在只想让真相开口说话。”
玛塔低下头,看着自己交叠在桌面上的双手。那双手在洗衣房的蒸汽和消毒液里浸泡了十五年,指关节粗大,皮肤干燥起皮,掌心还有一道被床单推车划出的旧疤。但这双手此刻异常稳定。
“准备好了吗?”艾丽西亚问。
玛塔抬起头。
“准备好了。但我想先说一句。”她转向伊莱娜,“那天晚上,你父亲上车之前跟我说的那句话,我没有完全告诉你。他说的是,记住了吗?然后他又加了一句——等我回来给你升职。”
她的声音裂开了一道缝,像一面已经冻了太久的玻璃终于承受不住压力。
“他以为自己还能回来。他能想到的最糟的结果,是被莫罗威胁、被解雇、被告上法庭。他根本没想到自己会死在那个码头上。他是带着第二天还要上班的心情上那辆车的。”
会议室的空调出风口吹着低沉的嗡嗡声。没有人说话。
然后,玛塔·戈麦斯开始作证。
她用了将近两个半小时。从2006年9月19日晚上她打卡上班开始讲起,讲到凌晨两点十分克莱恩从电梯里走出来时头发凌乱的细节,讲到莫罗的黑色奔驰停在酒店门口时轮胎碾过减速带的声音,讲到克莱恩拉开车门前回头看她那一眼。她还说出了车牌号码——联邦-VIP-0042——以及车往码头方向开去的大致时间。
所有这一切,和克莱恩日记中的记录完全吻合。也和玛塔十五年前塞在石柱夹缝里那张咖啡账单上的记录完全吻合。
科尔处长在笔录过程中一直保持沉默,只是偶尔翻页。但当玛塔说完最后一句话时,他放下笔,摘下老花镜,用两个手指按压着自己的鼻梁,很久没有动。
“戈麦斯女士,”他终于开口,声音很低,“您在作证前有没有受到任何形式的胁迫?”
玛塔想起了昨天晚上沃斯放在她腿上的那个信封。想起了那张还没拆开的支票,想起了一千多公里外那个正在扫描麦片的女孩,想起了比奥莱塔拎着番茄和意大利面走过家门口台阶的背影。
“有。”她说。
“是奥德赛地产信托的相关人员吗?”
“是。”她又说了一遍这个字,然后补充道,“但我今天还是来了。这说明他们的胁迫没有奏效。请把这句话也写进记录里。”
科尔看了她一眼,拿起笔,一字一句地写了下来。
笔录结束时已经是中午十二点。科尔合上文件,站起来,郑重地握住玛塔的手。
“戈麦斯女士,这份证词将被提交给联邦破产法院,作为重启奥德赛案调查的核心依据。从这一刻起,您将不再是一个沉默的证人,而是正式的联邦证人。监察署将会为您提供保护。”
“什么样的保护?”玛塔问。
“我们会安排您今晚入住安全屋。”
玛塔点了点头,没有多问。她跟着艾丽西亚走出会议室的时候,走廊里的日光灯管有一根在闪烁,在她脸上投下忽明忽暗的光。
伊莱娜走在最后。快要走到电梯口的时候,她的手机震动了一下。她低头看去,屏幕上显示着一个没有保存的号码,但她认得这个号码——昨天下午她查资料时在一份内部档案里见过它。
那是莫罗集团法务部的主线号码。
她犹豫了一秒,接通了。
电话那头不是秘书,不是律师。是一个苍老的、低沉而从容的声音,带着一种只有在权力巅峰坐得太久的人才会有的从容。
“克莱恩小姐,”塞巴斯蒂安·莫罗说,“早上好。我听说你找到了你父亲留下的一些东西。恭喜你。一场历时十五年的寻宝游戏终于结束了。”
伊莱娜的手指猛地收紧,指节发白。
“你怎么拿到这个号码的?”
“这不重要。”莫罗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几乎称得上慈祥的笑意。“重要的是,我想邀请你参加今晚在圣克莱尔酒店举行的一场小型私人酒会。主题是和解——奥德赛地产信托和所有在2006年那场风波中受到伤害的人之间的和解。你母亲住在圣伊丽莎白疗养院的费用,我可以永远替你承担。只要你愿意坐下来和我谈一谈。”
“我母亲不需要你的钱。”伊莱娜说,声音冷得像结了冰的刀面。
“也许她需要。”莫罗沉默了一下,然后用一种更轻的声音说,“今晚七点,圣克莱尔顶楼宴会厅。如果你不放心,可以带上维拉调查员一起来。我对她也很感兴趣。”
电话挂断了。
伊莱娜站在走廊里,感到血液从指尖一点一点往回流。她抬起头,看到艾丽西亚正在电梯口等她,脸上的表情在日光灯下显得格外严峻。
“莫罗打来的。”伊莱娜说,“他想今晚见面。”
“你不会去吧?”
伊莱娜没有说话。但在她的沉默里,艾丽西亚看到了答案——一个让她五脏六腑都开始发冷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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