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州州衙坐落在穰县正中，三进院落，青砖灰瓦，门前两尊石狮怒目圆睁。这里不同于南阳小县的寒酸局促，单单一个前衙大堂便比县衙大了三倍不止。堂前石阶九级，两侧皂吏二十人，个个腰悬铁尺，面色如铁。每逢升堂，鼓声三通，声震半城。
但今天没有升堂。
州司马崔瑁坐在后衙书斋的黄花梨木椅上，手里端着越窑青瓷茶盏，正漫不经心地翻看南阳递上来的案卷。窗外细雨绵绵，打在芭蕉叶上簌簌作响。一个老仆跪在角落里添香，香烟袅袅升腾，将整间书斋熏得幽香馥郁。
崔瑁今年四十二岁，面白无须，保养得体，一双手伸出来比女人的还要白嫩。他出身清河崔氏，是正经的士族子弟。族中长辈历任台省要职，他本人也是进士出身，因不愿在京中做个小官受人差遣，索性外放邓州，做了这品秩不高却权势不轻的州司马。
在他看来，天下官吏分两种：一种是做事的，一种是管事的。他是后一种。
南阳递上来的这桩“白水处士杀妻案”，他已经翻来覆去看了三遍。第一遍觉得匪夷所思，第二遍觉得粗鄙不堪，第三遍便只剩下厌烦。
崔瑁把案卷往案几上一丢，拿起茶盏啜了一口。他用的茶叶是信阳新贡的上品毛尖，比南阳那个穷乡僻壤能见到的任何东西都金贵。
“南阳那个赵承恩，审了半个月，就审出这么个东西？”他自言自语。
案卷里夹着厚厚一沓供状。婢女秋叶的、里正王伯安的、乡邻刘老实的、寡妇钱氏的、更夫老宋的——每个人的供词都洋洋洒洒，言之凿凿，但崔瑁一眼便看出了问题。
这些供词太整齐了。
他在州府坐了六年堂，审过的命案不下百件。哪有一桩案子，所有证人的供词都指向同一个方向的？那是戏文，不是人间事。
“来人。”
老仆停下添香的手，应声道：“老爷吩咐。”
“去查一查南阳来的这批人犯，现在关在哪里。”
“回老爷，都押在州狱大牢。昨日随卷宗一并解来的。”
崔瑁微微点头。按武周律法，县令判案后，若囚犯不服、上诉至州府，州府必须重新提审所有人证。这是程序，也是规矩。但规矩是给老实人准备的。对于崔瑁这样的门阀子弟而言，审案从来不是法律问题，而是人情问题、利益问题、面子问题。
他正想着，门外传来脚步声。一名青衣书吏躬身在门外道：“崔司马，南阳主簿求见。”
崔瑁眉头微皱。南阳主簿——这不在既定程序之内。按规矩，卷宗和人犯移送到州府之后，县衙的人便当回避，不得私下接触州府官员。这是为了防止县官在幕后操控案件的复审。
但规矩是规矩，现实是现实。
“让他进来。”崔瑁放下茶盏。
南阳主簿姓吴，是个四十出头的矮个子。他进来时步态急促，额角带着汗，一进门便深深一揖。
“卑职南阳主簿吴文远，叩见崔司马。”
崔瑁没有让他坐，只是淡淡地说：“吴主簿此来，有何公干？”
“回司马话，卑职奉县尉之命，送来一些补充文书。”吴文远从袖中取出一卷纸，双手呈上。
崔瑁接过来展开。那是一份由赵承恩亲笔书写的“案情综述”，洋洋洒洒三千余字，将张潜如何停妻再娶、如何与钱寡妇勾搭成奸、如何被妻子撞破丑事、如何恼羞成怒痛下杀手，写了个荡气回肠。
最后一段尤其耐人寻味：“此案关乎风化，若不严惩，恐乡野刁民竞相效尤。武周革命以来，朝廷力整纲纪，此案正可作为典型，以儆效尤。”
崔瑁看完，不动声色地将纸重新折好，放在案角。
“还有别的事吗？”他问。
吴文远凑近半步，压低声音说：“赵县尉特意嘱咐卑职转告司马：此案若得重判，年终考课时，南阳必以重礼回报。”
这话已经说得极露骨了。重礼——说白了就是钱，或者比钱更值钱的东西。武周官场上，各州县之间的利益交换从来不是什么秘密。州官评定县官考绩，县官给州官送礼酬谢，这是约定俗成的规矩。只是很少有人敢把它说得这样直白。
崔瑁看着吴文远那张汗津津的脸，心里忽然涌起一阵厌恶。他倒不是厌恶这种行为——他自己收过的礼比这多得多了。他厌恶的是吴文远这种寒酸低贱的做派。这让他想起自己年少时在族学里读《战国策》，夫子讲到“鸡鸣狗盗”四个字时脸上的不屑。
“知道了。”崔瑁摆了摆手，“你下去吧。”
吴文远还想再说，但对上崔瑁那双冷淡的眼睛，话又咽了回去。他躬身行了个礼，退出了书斋。
门关上之后，崔瑁重新拿起那杯已经凉掉的茶，喝了一口。茶凉了便苦，但他不在乎。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望着院中雨打芭蕉。
白水村。处士。妻子猝死。鼓盆而歌。
多可笑的一桩案子。
他见过这种人。寒门出身的读书人，读了几本老庄，便自以为看透了生死，不屑于礼法的拘束。在京师时，他见过不少这样的狂生——有的在酒肆里醉后大放厥词，有的在诗文里暗讽朝政，有的甚至公然违背礼制。这些人的通病是自视太高，以为读了圣贤书便与凡夫俗子不同。却不知在真正的门阀眼中，他们与路边卖浆的贩夫走卒并无区别。
对这种人，崔瑁连鄙视的情绪都懒得有。
他回到案前，重新翻开案卷，目光落在张潜的供词上。张潜坚持说妻子是心痹猝死，颈伤是摔伤所致。他还引经据典，说庄子妻死鼓盆而歌，自己不过效仿先贤。
崔瑁看到这里，笑了。
笑得很冷。
他提起笔，在案卷空白处写下一行批语：“以庄周自况，是自比圣贤也。自比圣贤者，目无君王。目无君王，岂知律法？”
写罢，他将笔搁下，靠在椅背上闭目养神。
案子本身并不难判。关键是，判什么？
如果顺着赵承恩的意思，判张潜杀妻，那就是死罪。按律，故杀妻者，斩。这案子便可以了结，赵承恩会欠他一个人情，考课时南阳的“重礼”也会如期送到。皆大欢喜。
但崔瑁并不喜欢这个结果。
不是因为正义感，而是因为他不喜欢赵承恩这种直接派人上门游说的做派。太过直白，太过粗糙，像农人挑粪浇田，不知含蓄为何物。
他更喜欢别人诚惶诚恐地揣摩他的心思，而不是把条件明晃晃地摆在他面前。
“来人。”他睁开眼。
方才那名青衣书吏应声而入。
“去查一下，南阳那个姓赵的县尉，在州府有没有什么对头。”
书吏应了一声，退了出去。
崔瑁站起身，走到书斋另一侧的博古架前。架上陈列着青铜器、玉璧、古砚，每一样都价值不菲。他拿起一方端砚，用手指摩挲着砚石上细腻的纹理，陷入了沉思。
他不是什么正人君子，但他是个聪明人。聪明人从不在一棵树上吊死。赵承恩想要把张潜定罪，自然有他的道理。但这案子里的疑点，崔瑁看得一清二楚。如果把这些疑点放大，把案子翻过来，会怎么样？
首先是婢女秋叶。她的供词是整个案子的基石。但崔瑁翻看她的供状时，发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秋叶第一次被讯问时，只说了听到争吵。第二次讯问时，才说出“你怎么不去死”这句话。第三次讯问时，又添了“脖子上有淤痕”的细节。每次讯问都比前一次多出一些东西，而且每次新增的内容，都恰到好处地填补了案件推理中的空白。
这不像回忆，更像编造。
其次是更夫老宋的证词。他说听到张潜说“这事不能再拖了”。但崔瑁仔细琢磨了这句话的上下文——案卷中记录这句话时，前后语境含糊不清，老宋自己也没有说清“这事”到底指的是什么。是杀妻的事？还是别的事？比如——看医生的事？还债的事？
一个字的变化，就是杀与不杀的差别。
最后是村医卢九公。此人的供词在案卷中只有短短一页，内容平淡无奇——他承认柳氏确有心痹之疾，但声称自己开的药方稳妥谨慎，绝不可能吃死人。他还说了一个关键的时间：案发当天上午，他还去张家诊过脉，柳氏当时状况尚可。
但他没有说清楚——那天上午他开的药，柳氏吃了没有？药渣在哪里？谁给柳氏煎的药？
崔瑁又想起秋叶的供词中那句“奴婢在灶房给主母熬药”。如果那天晚上柳氏吃了药，那么胃中残渣应该与卢九公的药方一致。但从南阳送来的验尸格目中，对胃中残渣的记录却只有一个含糊的“药渣”，具体成分只字未提。
赵承恩在隐瞒什么。
还是那个老仵作霍三在隐瞒什么。
不管是谁在隐瞒，这个破绽已经足够大了。
崔瑁回到案前，将那本冗长的案卷重新翻开，一页一页仔细翻看。他的手指在纸面上缓缓移动，目光如鹰隼般锐利。
翻到某一页时，他停住了。
那一页上夹着一小片纸，纸上有几行极淡的铅笔字迹，像是有人随手写在草稿上的，不慎夹入了卷宗。字迹潦草，但依然可以辨认：
“死者胃中碎末，非药渣，疑为安息香。此物罕见，价昂。谁人所给？所为何用？”
崔瑁盯着这几行字，忽然笑了一声。笑声不高，但在空荡荡的书斋里显得格外清晰。
安息香。
他在京师时见过这东西。那是西域商人带来的贵重香料，价比黄金。通常用于熏香、入药，有安神定惊之效。但安息香还有另一个用途——在某些剂量下，它能让心脉衰弱的人心跳加速，诱发猝死。
南阳那个小村子，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崔瑁把那张纸条小心地取出来，放在一旁。然后他提起笔，在卷宗封面上写下四个大字：“发回重审”。
写了一半，他又改了主意，把“重审”二字涂掉，改成“提审”。
发回重审，案子就回了南阳，赵承恩可以继续操控。但提审——意味着案件由州府直接审理。人犯、证人、物证，全部留在州府。从这一刻起，一切由他崔瑁说了算。
他搁下笔，将那张关于安息香的纸条折好，放入袖中。然后他拍了拍手，唤来书吏。
“传我的话：明日升堂，提审南阳白水村案。所有人犯、证人，包括南阳仵作霍三，一并提到堂前。一个不许少。”
书吏领命而去。
崔瑁独自站在书斋中，望着窗外渐停的细雨。天色已经暗了下来，院中芭蕉被雨水洗得翠绿欲滴。远处的州狱方向，隐约传来铁链碰撞的声音。
他并不关心真相。
但这个案子，他要亲自审。不是为了正义，而是为了让赵承恩明白一个道理——在南阳，你也许可以只手遮天。但在邓州，天还轮不到你来遮。
与此同时，州狱大牢深处。
张潜坐在潮湿的稻草堆上，闭着眼睛。他的手腕和脚踝都戴着沉重的铁镣，稍微一动便哗啦作响。他被押解到州府之后，一直关在这间单独的囚室里。
与其他犯人不同，他很安静。不哭，不喊，不求饶。
狱卒们觉得他怪。更怪的是，他偶尔会对着墙壁说话。
今晚也不例外。
“快了。”张潜对着墙角那片浓重的暗影，轻声说，“快了。”
墙角没有任何回应。但在更深的黑暗中，似乎有什么东西正在苏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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