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德区警察分局档案室位于地下三层。
莱昂·克罗斯把记者证别在旧夹克胸前的口袋里,走下那一段被除湿机嗡鸣填满的水泥楼梯时,手机屏幕上的那封匿名邮件还在发烫。SD-0915-4472。他把这串编号默念了一路,像是握着一把不知道能不能开锁的钥匙。
值夜班的档案管理员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胸牌上写着“格蕾塔”。她坐在一扇防弹玻璃后面,面前摆着一台屏幕已经泛黄的终端机,手边是一杯凉透的咖啡。
“我想查一份九年前的拘留登记表。”克罗斯把一张手写的编号纸条推进玻璃下方的凹槽,“桑德区第九街区,十月十五日。”
格蕾塔没有接那张纸条。她抬起眼皮看了他一眼,目光从他磨损的衣领移到那张手写的编号上,又重新落回他脸上。
“你是律师?”
“记者。”
“记者。”她把这两个字嚼了一遍,像在品尝某种变了质的食物,“九年前的记录,走常规申请流程需要七个工作日,线上提交表格C-214。记者没有优先调阅权。”
克罗斯预料到了。他从夹克内侧口袋里掏出两张纸币,对折,压在纸条下面一起推过去。
格蕾塔看了一眼纸币的面额。她沉默了几秒,然后把纸币收进抽屉,站起身,消失在成排的档案铁架深处。
等待的时间比克罗斯预想的要长。地下室的光线来自头顶一排老旧的日光灯管,有两根在间歇性地闪烁,发出的频率刚好让人太阳穴发紧。克罗斯靠在水渍斑斑的墙上,脑子里反复回放着白天庭审的画面——埃尔林格最后那个眼神,莫蒂默·克伦肖法官盯着全息屏幕时那双毫无波澜的眼睛,旁听席上那些满足的窃窃私语。
他做调查记者十五年,有一个道理早就刻进了骨头:任何案件,只要所有人都告诉你“不需要再查了”,那就一定还有东西没被查出来。
格蕾塔回来了。
她的表情和走之前不太一样。眉心多了一道竖纹,嘴角往下拉了半寸。
“你说的那个编号,系统里能查到索引。”她把一张打印出来的条目单推进玻璃凹槽,“但是对应的纸质原件和数字扫描件,都不见了。”
克罗斯拿起那张条目单。纸是刚从打印机里出来的,还带着余温。上面只有一行简短的记录:SD-0915-4472,日期、登记警员编号、被拘留人姓名——维克多·埃尔林格,以及一个指向档案架位的坐标码。然后在“归档状态”一栏,标注的是两个红字:缺失。
“什么叫不见了?”
“就是不见了。架位上空的,数据库里的扫描件链接失效。有人来过,拿走了它。至于什么时候、谁拿的——”格蕾塔顿了一下,“日志里没有记录。至少我看不到。”
克罗斯盯着“缺失”两个字。纸质原件可以烧掉,数字扫描件可以删除,但能让两者同时消失、并且抹掉操作痕迹的人,一定拥有远高于分局档案室的系统权限。
帕诺普蒂孔。奥姆尼科尔公司。还是更高层级?
“登记警员的编号还在。”克罗斯指着条目单上的一行数据,“警员编号SDP-3271。这个人还在职吗?”
格蕾塔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回到终端机前敲了几个键。蓝光映在她脸上,把皱纹照得更深。
“显示已于七年前从桑德分局调离,调往联邦司法部直属的技术合规审查办公室。”她念出这个名字的时候,语气里多了一层不加掩饰的警惕,“升迁。级别跳了三级。”
一个在桑德区值夜班的巡警,因为一份关于醉汉的拘留登记表,在之后两年里连升三级调入了联邦司法部的要害部门。
这不是巧合。
克罗斯把条目单折好放进胸口口袋,向格蕾塔点了点头。转身离开的时候,她在身后叫住他。
“你那个编号,”她说,“最近还有另一个人查过。”
“什么时候?”
“一周前。系统显示查询来源是一个加密节点,没有留身份标识。但查询时间和联邦第七巡回法院收到埃尔林格案量刑建议的时间,前后只差了四个小时。”
克罗斯的手指在口袋里攥紧了那张纸条。
“谢谢。”他说。这一次是认真的。
走出桑德分局大门时,夜已经深透了。桑德区的街灯有一半是坏的,剩下的另一半有气无力地洒着橘黄色的光。街角的便利店门口围着一群年轻人,他们的脸被手里电子烟的红光映得一明一灭。远处,奥姆尼科尔总部大楼的蓝色全息标志在城市天际线上悬浮着,像一颗永远不会闭上的眼睛。
克罗斯拦了一辆自动驾驶出租车,在后座上打开了笔记本。
他习惯在纸面上思考。把事件按时间顺序排列,把人物关系画成连线图,在疑点旁边打上问号。十五年里他做过的最好的报道都是这样写出来的——不是在屏幕上,而是在纸上,用钢笔,一笔一划。
埃尔林格第二次入室盗窃,时间:九年前十月十五日晚十一点。地点:桑德区第十八街区一间电器维修店。定罪依据:现场遗留的指纹,以及店主提供的监控录像。辩护意见:被告声称当晚在其他地点,但无法提供可靠的不在场证明。
同一晚十一点,埃尔林格因醉酒闹事被桑德分局巡警在第九街区制服,带回巡逻警车后座醒酒。拘留登记表编号SD-0915-4472,登记警员SDP-3271。
同一时刻,一个人不可能在第十八街区入室盗窃。
如果拘留登记表是真的,那么定罪依据就是假的。指纹可以被转移,监控录像可以被伪造或者错误解读。但如果拘留登记表是真的,为什么当年庭审时没有人把它作为不在场证明提出来?埃尔林格的律师怎么可能错过这样一份关键证据?
克罗斯的钢笔停在纸上,墨水洇开一小团黑色的花。
因为根本没有人告诉律师这份登记表的存在。
有人——在九年前——就在系统里把这东西藏起来了。
出租车在中控台发出一声轻柔的提示音:“目的地已到达。”
克罗斯抬起头。他的住所是一栋六层旧公寓的顶楼,电梯坏了大半年,上楼要经过一段贴满小广告的走廊和两段吱嘎作响的木楼梯。他打开门,屋里一片漆黑,只有电脑屏幕的待机灯在一明一灭地跳。
他没有开灯。十五年记者的本能告诉他,今晚收到匿名邮件之后,自己可能已经在某个名单上了。他摸黑走到窗边,透过百叶窗的缝隙看了看楼下的街道——一辆黑色的厢式货车停在街对角,熄着灯,但引擎在微微颤抖。他之前没见过那辆车。
克罗斯拉上窗帘,打开了电脑。
匿名邮件里提到了一个名字:“帕诺普蒂孔内的幽灵”。没有落款,没有回信地址,没有身份标识。但任何加密邮件的发送都会留下路径痕迹,区别只在于你能不能找到。克罗斯不是技术专家,但他认识一个人,欠他一个人情,恰好专业对口。
他打了一个电话。响了三声,那边接起来,声音压得很低。
“莱昂?你知道现在是凌晨几点吗?”
“维吉尔,我需要你帮我追踪一个加密邮件的来源。”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维吉尔·阿德耶米是《新奥林匹亚观察者报》的前网络信息安全主管,四十二岁,在被报社裁掉之后就转行做了自由职业的网络安全顾问。他是那类少数让克罗斯完全信任的人之一。
“你最近在查什么?”维吉尔的声音里多了一层警觉。
“埃尔林格案。一个被《武装累犯加重法案》判了十五年的小毛贼。有人给了一份匿名的物理证据线索。”
“埃尔林格……”维吉尔重复了一下这个名字,“那个被帕诺普蒂孔评估为‘百分之百不同场合’的家伙?”
“你知道这个案子?”
“全城的算法合规分析师都在拿它当案例讲。”维吉尔的语气变了,变得像在琢磨一块突然出现在面前的拼图碎片,“社交媒体上前天晚上就开始推了,舆情引导的词条是‘公正严判’和‘累犯零容忍’。你确定要往这上面踩?”
“我已经踩上去了。今晚我家楼下多了一辆不该在那里的货车。”
电话那头传来维吉尔敲键盘的声音,快速而密集,像是落进铁皮桶的雨点。
“把邮件转发给我。我尽力,但别指望我能穿透奥姆尼科尔的防护层级——如果真的是他们在背后的话。”
克罗斯刚要说谢谢,维吉尔又补了一句。
“莱昂,听我说。帕诺普蒂孔不只是算法。它是一种思维方式。现在新奥林匹亚从最高法院大法官到街头巡警,所有人都相信数据不会撒谎。你去质疑它,你质疑的不是一个程序,是所有人刚刚找到的安全感。那种安全感你明白吗?是那种让人觉得每一个坏人都会被抓、每一个好人都会安全的确定性。”
“数据不会撒谎,”克罗斯说,“但编数据的人会。”
挂掉电话之后,他把匿名邮件转发给了维吉尔,然后坐在黑暗里,打开了博客后台。
上一篇关于联邦司法算法化的文章阅读量仍然是十七。他在文章末尾加了一条简短的更新:
“今日联邦第七巡回法院在埃尔林格案中对《武装累犯加重法案》的适用,有新的未披露证据正在核实。算法量刑的合宪性质疑值得持续关注。”
写完最后一个字,他按下了发布键。
几乎是同时,他的手机屏幕亮了起来。
不是维吉尔。是另一封匿名邮件。发件地址和第一封不同,但加密方式一模一样。
“你不认识我。但我在桑德分局档案室工作,刚才有人来翻过跟你同一份档案。警员SDP-3271,不是升迁。是被收购。奥姆尼科尔公司每一年都会定向从执法系统‘采购’特定警员,把他们安插在联邦司法部的技术合规审查办公室。他们的任务不是审查合规,是确保帕诺普蒂孔的评估永远合规。
你要找的那个人,现在就在奥姆尼科尔总部大楼第四十四层。
他手里有所有被删掉的纸质原件的下落。
——帕诺普蒂孔内的幽灵”
克罗斯把这条邮件反复读了三遍。
然后他站起来,拉开百叶窗。街对面的黑色厢式货车还停在那里,引擎仍然在微弱地抖动。它没有开走的意思,就像一颗钉在夜幕上的铆钉。
他把窗帘合上,坐回电脑前,开始搜索奥姆尼科尔总部第四十四层的所有公开信息。
搜索结果的第一页,第三条写着:
“联邦司法部技术合规审查办公室——驻地设在奥姆尼科尔总部大楼,负责对帕诺普蒂孔系统的司法应用进行合规监督。”
监督者坐在被监督者的大楼里上班。
克罗斯关上电脑,拿起笔记本,翻到空白的一页。他在纸的最上端写了一行字:
“如果偏见是罪恶的养料,那么喂给帕诺普蒂孔的每一口数据,是谁嚼碎了送进去的?”
他把笔记本合上,塞进夹克内侧口袋,然后从抽屉里取出一把备用的手电筒和一盒新的钢笔。
窗外,奥姆尼科尔那颗永不闭合的眼睛在城市上空缓缓旋转。而在它看不到的地下三层,格蕾塔正把一份手写的纸条丢进碎纸机,纸上的编号是SD-0915-4472。她做完这件事,端起那杯凉透的咖啡喝了一口,目光落在走廊尽头黑黢黢的楼梯口,像是等着什么人再度从那里走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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