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罪与罚》的选择
警视厅的笔录做了整整两天。
秀赫坐在审讯室里,对面换过三拨人——刑事部的、入管局的、法务省派来的特别调查官。他把地下隧道里发生的一切原原本本地讲了出来:海野冬樹如何用秀美的安全要挟他,他如何被迫写下那些投稿,如何在净水厂同时按下两个按钮,如何在隧道尽头看着那个老人伏在稿纸上咽下最后一口气。他把那截断指交给了鉴识课,把朴奉吉那张纸条的复印件留给了金素妍,把海野冬樹写给母亲的字条原件装进了一个塑封袋。
法务省的人问他:“你承认自己伪造了在留卡和护照,是吗?”
“承认。”
“你承认伪造了雇佣合同和印章登录证明,是吗?”
“承认。”
“你承认你写下了多篇涉及犯罪现场的文稿,并以匿名方式投递给《雾京新闻》及多家网络平台,是吗?”
“承认。”
法务省的人合上了文件夹。他是一个头发花白的中年男人,西装袖口的扣子一丝不苟地扣着,脸上没有多余的微表情。他看了秀赫三秒钟,然后用一种更像是困惑而非质问的语气说:“你知道你自己承认的这些罪名,加起来最高可以判几年吗?”
“不知道。”
“十年。如果你不是被认定为‘被迫共犯’,而是‘自愿共谋’的话,最高可以判十年。”法务省的人把眼镜摘下来擦了擦,“但你提供了海野冬樹的完整犯罪证据链,协助警方揭开了七起重大案件的全部真相。你有自首情节。你妹妹已经作为特别保护对象获得了在留资格。山崎文彦——也就是海野久雄——他供述了自己参与伪造的部分,并且替你做了从犯证词。所以,你猜最终结果会怎么样?”
秀赫没有猜。他不是不关心结果,而是他在地下隧道里已经用掉了所有关于“如果”的想象力。海野冬樹临死前给他的两个选项——共生或永别——把他余生所有的选择都压缩进了那一瞬间。从那一刻之后,判决是重是轻,对他来说都只是故事的注脚,而不是正文。
但法务省的人还是告诉了他答案。
“检方会提出一年六个月的求刑建议。考虑到你已经在拘留状态下配合调查超过两个月,法院大概率会判缓刑。前提是——你必须离开雾京。不是遣返,是自主移居。去和国境内任何一个非关东圈的都道府县,在缓刑期间定期向当地保护观察所报到。”
秀赫抬起头。“我可以选择去哪里吗?”
“可以。只要不在东京都、埼玉县、千叶县、神奈川县。建议你选一个有在日韩裔社区的地方。大阪,或者福冈。”
晚上,秀赫在金素妍的陪同下去新大久保的烤肉店见李敏秀。李敏秀已经拿到了正式的在留资格,下个月就要去大阪的IT公司入职。他穿着新买的衬衫,袖口的标签还没剪掉,整个人看起来比之前胖了一些,眼睛里的警惕淡了,换成了某种正在慢慢适应正常生活的人特有的不安。
“听说你可能要来大阪。”李敏秀说。
“还在考虑。”
“来大阪吧。这边的韩裔社区不比新大久保差。而且,”李敏秀犹豫了一下,“我需要一个认识的人。在那个公司里,我是唯一的外国人。每天都有人看着我,眼神不是歧视,是那种——他们不知道怎么和我说话的眼神。”
秀赫理解那种眼神。他在雾京生活了八年,每一天都在接受那种眼神的打量。它不是恶意,但它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你——你是外人。
“我会考虑。”他说。
离开烤肉店后,金素妍开车送他回安全屋。车厢里放着一首老歌,是金素妍父亲生前最喜欢的演歌。金素妍说她父亲在世时,每年盂兰盆节都要回釜山扫墓,每次回来都会沉默好几天。他在和国生活了四十年,拿到了永住权,在建筑公司做到了课长,孩子考进了东京大学。但他死前最后一句用韩语说的话是——“我想回家。”
“你父亲最后回去了吗?”秀赫问。
“没有。骨灰留在了东京。但我在釜山给他立了一座空碑。碑上刻的是他韩语名字的汉字写法——金宗植。他说,这是他唯一没有弄丢的东西。”
金素妍把车停在了安全屋楼下。她没有熄火,看着雨刷在挡风玻璃上左右摇摆。
“秀赫。”她说,“你在隧道里写的最后那句话——‘共生,不是因为需要,而是不再替她选择。’你是什么时候想明白的?”
“在地下,看到海野冬樹那张纸条的时候。他给他母亲写的话是‘对不起,我活下来了。’三十一年,他一直觉得自己不应该活着。所以他活着的时候一直在赎罪。但他赎罪的方式是让更多人进入他的故事,变成他的角色。他以为这样能分担那份罪。但他错了。罪是不可分担的。它只能被承认。”
金素妍沉默了很久。然后她熄了火,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信封。
“这是法务省最后的决定。不是建议,是决定。”
秀赫打开信封。里面是一份文件,标题是“不起诉处分通知”。文件里写着,鉴于嫌疑人系被胁迫犯罪,且对侦破海野冬樹系列案件有关键贡献,检方决定不予起诉。但后面附了一份附加条款——不起诉的条件是,尹秀赫必须在六个月内取得在留特别许可,并移居至关东圈以外的指定地区。
福冈。
“福冈。”金素妍说,“対马海峡旁边的城市。也是海野冬樹三十一年前被收容的地方。你觉得法务省选福冈是巧合吗?”
秀赫摇了摇头。这不是巧合。这是法务省某个看过全部案卷的人做出的决定。把海野冬樹的继承者送回故事开始的地方,让他在対马海峡的岸边完成海野冬樹没有做到的事——回头。
“我去福冈。”秀赫说。
接下来的一周,秀赫处理了他在雾京最后的事情。他去废弃柏青哥店取走了纸箱床下面的布包——里面是那六本伪造护照和十八万圆现金。护照全部交给金素妍销毁。现金留了三万圆给山崎文彦,剩下的十五万圆汇回大邱,给母亲。他在汇款附言栏里写了三个字——“对不起”。
他去了池袋,把储藏室钥匙还给山崎。山崎正在收拾事务所,准备搬到名古屋。他说雾京待不下去了,不是怕警察,是怕每天早上醒来看到自己桌上那本旧护照。护照上那个年轻版的自己——海野久雄——还在问他,为什么没有早一点告诉大哥,自己已经原谅他了。
“你去福冈之后,打算做什么?”山崎问。
“不知道。也许和李敏秀一样——找一家公司,当个普通的上班族。也许写点东西。”
“写什么?”
“写一个非法滞留者在雾京八年的故事。”秀赫说,“不是用‘老师’的风格。是用我自己的。”
山崎笑了一下。那是他整场谈话中唯一的笑。“那就写吧。但别忘了写一句——每个人都有罪。但不是每份罪都需要惩罚。”
出发前一天晚上,秀赫和秀美在四谷的安全屋里吃了最后一顿晚饭。便利店的便当,两罐啤酒,一张从百圆店买来的小桌子。秀美把她的笔记本电脑打开,放在桌子中间。
“我的稿子。”她说,“《怒》的田边独白之后的部分。我一直没给你看。”
秀赫拉过电脑,开始读。
屏幕上是一篇近万字的长文。标题叫“两个月亮”。秀美从仁川机场出发大厅的灰色地砖开始写起,写她如何在箱根旅馆里发出一条求救信息,如何在椿屋茶室里第一次见到海野冬樹本人,如何在那条地下隧道里往返数次、每一次都在稿纸上添几行字。她写得克制而平静,那些惊心动魄的经历在她的笔下变成了一条安静的河。
结尾是这样的——
“我哥说,月亮从来不发光,但它让黑暗中的人知道还有光。我想告诉他,他不是月亮。他是太阳。不是因为他是照亮我的那个人——而是因为他发出来的光,从来不需要从别处借。”
秀赫把电脑合上。
“你什么时候开始写的?”
“从第一天。”秀美说,“被带到安全屋的那个晚上。我想,万一我没有写完《怒》就死了,至少这份东西可以留下来——证明我不是被利用的,不是受害者,不是谁的棋子。我是尹秀美。我做了我自己的选择。”
房间里安静了一阵。秀赫仰起头,喝掉最后一口啤酒。
“明天我去福冈。你先留在东京。等缓刑手续全部办完——”
“不。”秀美打断了他,“我跟你一起去。”
“你在东京有学校——”
“休学了。福祉课的老师说我可以去福冈的姊妹校继续学业。手续已经办好了。”秀美从包里拿出一张在留卡,放在桌上。卡上的在留资格写着“留学”,有效期为一年。
“怎么弄到的?”秀赫问。
“金素妍帮我走的受害者保护特别通道。不需要假证,不需要伪造印章。是——合法的。”
秀赫看着那张在留卡上的照片。秀美在镜头前笑着,不是小时候那种讨好所有人的笑,而是一个知道自己是谁的人面对镜头时,自然而然的松弛。在那张照片里,她看起来不再是那个被拽着跑向闸机的十二岁女孩,而是二十六岁的尹秀美。去过地狱又回来的人。
“福冈。”秀赫说。
“福冈。”秀美说。
第二天清晨,秀赫和秀美站在东京站的东海道新干线检票口。金素妍开车送他们到车站,但没有进站。她站在检票口外面的栏杆旁边,穿着便服——一件深蓝色的风衣,没有警徽,没有对讲机。
“福冈有我的一个同期。调到那边搜查一课了。我和她打了招呼。”金素妍说,“她会盯着你。不是盯着你犯罪。是盯着你安全。”
“谢谢。”
金素妍没有回答。她只是微微点了一下头,然后转身走向车站出口。走了一段后她回头,对秀美喊了一句:“在留卡到期前记得更新。”
秀美笑着对她挥了挥手。
新干线的车门关闭,列车缓缓驶离东京站。秀赫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东京湾。远处的彩虹桥在晨雾中若隐若现,海面上闪烁着碎金般的波光。这座城市里藏着他八年的全部记忆——废弃柏青哥店、朴奉吉地下作坊的油墨味、池袋霓虹灯下的奔逃、秋叶原铁轨上的雪、歌剧城地下熄灭的油灯。还有海野冬樹。还有那把黑伞。
他闭上眼睛。过了很久,秀美的声音从旁边传来。
“哥。福冈是什么样子?”
秀赫睁开眼,想了一下。他从来没有去过福冈。但他知道,从福冈往西走,可以到対马海峡的海边。那里有海野美津沉没的海域。有太平丸起航的港口。有那个十岁男孩第一次跪下去的地方。
“不知道。”他说,“但那里有海。和釜山一样。”
列车继续向西行驶。窗外,东京渐渐远去,新的风景开始在车窗上展开。秀赫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那道掌心的伤疤已经长出了新肉,呈浅粉色,像一片刚刚浮出水面的陆地。
他拿起手机,翻到备忘录,开始打字。他准备写一本书。关于两个国家,关于两代人,关于那些在泥泞中奋力泅渡却从未沉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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