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封邮件在米格尔的手机屏幕上停了整整四分钟。他盯着“87”这个数字，想起八年级时布伦达给他折的那只纸鹤——她把一张批改过的数学试卷折成鹤，那张试卷上他得了八十七分。那是他唯一一次及格。布伦达在纸鹤的翅膀上写了一行字：你只是需要不同的方式。
现在这个数字又回来了。以完全不同的意义。
米格尔把手机屏幕截图，发给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他唯一信任的外部世界联系人，密歇根州残疾人权益促进中心的律师罗曼·马丁内斯。三年前，罗曼在斯特吉斯公共图书馆做免费法律咨询时注意到了米格尔——当时米格尔正试图用手语向图书管理员解释他需要一本关于宪法诉讼的书，管理员以为他要找圣经。
罗曼是墨西裔，四十岁出头，留着一把修剪整齐的灰白胡须，会说一口流利的美国手语。他的父母也是聋人，所以手语是他的第一语言。他第一次见到米格尔时打出的第一句话是：“你不需要翻译，你只需要一个听得见的律师。”
罗曼在一个小时后回复了。不是文字，是一段手语视频。画面里他坐在办公桌前，身后是堆满案卷的书架，灯光偏黄，他手语的速度比平时快了一倍——这是紧张的表现。
“我已经听说过两起类似案件。一起在印第安纳州埃尔克哈特，一起在俄亥俄州托莱多。死者身上都有天平符号。警方统一口径说是自杀或意外。米格尔，你收到的那个数字，你需要告诉我更多。”
米格尔回复：“87。我的学籍编号也在邮件里。”
罗曼的第二次回复隔了二十分钟。这次是文字：“我刚查到一些东西。斯特吉斯公立学校的学生信息系统在六个月前遭到过一次数据泄露。学校没有公开通报，因为他们甚至没有发现——是联邦调查局的网络安全部门在暗网上监测到的。泄露的数据包括所有特殊教育学生的心理评估档案、纪律处分记录和行为预测报告。”
“什么行为预测？”
“这个系统叫‘未来风险评估矩阵’，是学校三年前从一个叫‘预见解决方案’的私营公司购买的。它综合了学生的出勤率、成绩波动、心理咨询记录，甚至食堂消费频率，来预测学生未来的犯罪风险。米格尔，你知道学校有这个系统吗？”
米格尔的手停在半空。他不知道。但他想起了一件事——高三那年秋天，他被叫到辅导员办公室做了一次“职业倾向测评”。那个测评很奇怪，问题包括“你是否经常感到愤怒”“你是否认为世界对你不公平”“你独自一人时是否会产生一些不能告诉别人的想法”。他当时以为是普通的心理问卷，填完了事。
现在他明白那是什么了。
“我需要看到那份档案。”米格尔打字。
“那已经超出我的能力范围了，”罗曼回复，“但我认识一个人，她可能能帮你。”
罗曼发来一个地址，是底特律郊区一栋工业楼的三楼，门牌号307，门口没有任何公司标识。他补充了一句：“她叫卡塔拉。她不会告诉你她的真名。她不信任任何人。但她欠我一个人情。她曾经入侵过五角大楼的辅助系统，FBI花了两年时间才抓住她。现在她在假释期间，靠给私人公司做网络安全咨询为生。去见她的时候，不要带任何电子设备。什么都不带。”
米格尔在第二天中午到达了那个地址。他坐了两趟灰狗巴士，转了一趟城市公交，步行了四十分钟。密歇根的十月已经开始冷了，风从底特律河上吹过来，带着铁锈和柴油的味道。
那栋楼的外部是褪色的红砖，二楼以上的窗户都用报纸糊着。一楼的卷帘门紧闭，旁边有一个窄小的铁质楼梯通向二楼。楼梯扶手生了锈，每踩一步都会发出吱呀声。
三楼走廊里只有一盏日光灯，灯管不停地闪烁。米格尔找到了307号门——一扇没有任何标识的铁门，门上有一个猫眼，猫眼后面一片漆黑。
他敲了三下。
门开了一条缝。一条防盗链绷紧了。一只眼睛从缝里看着他，眼睛周围是深色的眼影，涂得有些随意。
“你带了手机。”门后面的声音说，语气很平。
米格尔摇头，摊开双手。
“左裤兜。”那个声音说。
米格尔摸了摸左裤兜，摸到了他平时用来记笔记的一支笔和便签本。他拿出来，把它们举到猫眼前面。
门关了，防盗链滑动，门再次打开。
卡塔拉看起来比米格尔想象中年轻。她大概三十岁出头，穿着一件宽大的黑色连帽衫，头发扎成一个松散的发髻，发梢染成了蓝色。她的公寓同时也是她的工作室——三个曲面显示器并排放在一张金属长桌上，显示器后面是密如蛛网的线缆，角落里堆着服务器机箱，发出持续的嗡鸣声。
她上下打量着米格尔，然后用手指指了指自己的太阳穴，又指了指他——在聋人文化里，这个动作的意思是“我懂”。
她没有打手语，而是拿起桌上的平板电脑，用触控笔写下一行字：“罗曼告诉我了。你在斯特吉斯的档案被人用来作为处决依据。你想知道你的评分是87。但你不明白这个数字是什么意思。”
米格尔点头。
卡塔拉擦了擦屏幕上的灰尘，继续写：“87是百分制的。这个系统的阈值是75。超过75分，就意味着你被认定为未来有较高概率实施犯罪行为。”
“什么犯罪行为？”米格尔在纸上写。
卡塔拉看着他的纸，沉默了几秒。然后她写：“它不会告诉你具体是什么罪。它只是一个概率分数。但根据我截获的数据，你的分数构成是：社交隔离倾向35分，情绪管理困难22分，反社会人格可能性18分，家庭风险因子12分。”
米格尔的笔停在纸上。他想起了他的父亲。那个在他五岁时就离开家的男人。他不知道那个男人现在在哪里，也不想知道。他只知道那个男人的名字在警方的系统里出现过——那是他十岁时偷偷在母亲的文件柜里翻到的一份文件上看到的，文件标题是“认罪协商记录”。他当时只看懂了一部分单词，但足以让他明白那个男人做了一些很坏的事。
“什么是家庭风险因子？”他写。
“基因、家庭环境、早期创伤，”卡塔拉写道，“这个系统的逻辑是，犯罪倾向可以通过遗传和环境因素综合判定。如果一个人的父亲有犯罪记录，那么这个人的基础分数就会比别人高出至少10分。”
米格尔的手开始发抖。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愤怒。一种缓慢的、凝固的、从他十二岁开始就压在胸腔底部的愤怒。
“这个系统是谁做的？”他写。
卡塔拉没有马上回答。她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一台没有连接显示器的服务器机箱前，从后面拔出了一块硬盘。她把硬盘放在桌上，推到他面前。
“这是从斯特吉斯学校董事会服务器上备份下来的数据。我用了六个月时间，每周只敢登录十分钟，分批下载的。里面有你需要的所有东西。但你打开它，你会知道一些你不想知道的事情。”
她停顿了一下，继续写：“你还想知道吗？”
米格尔看着那块硬盘。黑色的金属外壳，没有任何标识，只有一张手写的标签，上面写着“预见解决方案——斯特吉斯备份”。
“预见解决方案这家公司在哪？”他写。
“它在纸面上是特拉华州注册的。注册地址是一栋商业大厦的虚拟办公室。公司董事一栏填的是一个信托基金的名字。基金的管理人叫亚德里安·克劳，前中央情报局行为分析师，现居芝加哥。他还有一个身份——他是‘预防性司法研究会’的创始人之一。这个研究会去年在华盛顿开了一次闭门会议，与会的包括三名联邦参议员和七家私营监狱公司的代表。”
卡塔拉写的字越来越潦草，触控笔在屏幕上的划痕越来越深。
“这个研究会提出了一个理念，叫‘犯罪预清’——在犯罪发生前，通过社会干预、行为引导和合法程序，清除潜在犯罪风险。听起来很学术很中立，对不对？但斯特吉斯的霍华德、便利店的戴文·科尔特，他们不是被‘干预’的。他们是被人闯进家里和仓库，用绳子勒死的。”
米格尔盯着那行字。霍华德的名字出现在这里，被一只手写在一个平板电脑上，没有葬礼上的花圈和哀悼者，只有这个真相。
“天平组织是研究会的外围执行机构，”卡塔拉写道，“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他们否认的那部分。研究会提供理论支持，预见解决方案提供数据和技术，天平组织负责执行。三者之间没有法律上可以追溯的联系。他们学聪明了。他们知道怎么制造合理的推诿。”
她停顿了一下，抬起头看着他。她的眼神里有某种东西——不是同情，是恐惧。一种意识到自己是下一个的恐惧。
她在屏幕上慢慢写了一行字，每一个字都写得很重：
“你被标记为87分，米格尔。这不是最高的分数。但在斯特吉斯，已经有十二个人被处决了。他们的分数从78到94不等。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米格尔摇头。
“这意味着75分以下的人暂时是安全的。你是87。你现在是这个镇子上活着的人里面，分数最高的。”
她突然停下了动作。她的目光越过米格尔的肩膀，看向门的方向。
米格尔听不见任何声音，但他感受到了——一股气流，极其轻微，从门缝下面穿过来的气流。有人站在门外。
卡塔拉的手迅速在屏幕上写下一个单词：“走。”
然后她把那块硬盘塞进他手里，推着他走向房间后面的一扇暗门。暗门通向消防梯。
米格尔跑出去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他看见卡塔拉把门关上的同时，一只手从防盗链上方伸了进来，那是一只戴着皮手套的手，手背上刺着一个褪色的海军陆战队徽章。
暂无评论，来抢沙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