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琳·哈里斯在星期四的清晨五点四十分醒来,发现自己独自躺在床上。伊森那一侧的被子是冷的,枕头没有压痕,床头柜上的玻璃杯里还留着半杯水,水面纹丝不动。她盯着那个杯子看了几秒钟,然后起身披上睡袍,赤脚踩在走廊的旧橡木地板上,走向书房。
书房的门关着,门缝底下透出一线灯光。
她没有敲门。她站在门外,听着里面隐约传出的键盘敲击声——那是伊森在打字,速度快而凌乱,不像他平时撰写判决书时那种沉稳的节奏。她嫁给这个男人十八年,能从键盘的声音里辨认出他的情绪。现在的节奏意味着焦虑,甚至恐惧。
艾琳在门外站了大约一分钟,然后安静地转身走回卧室。
她没有开灯。她坐在床沿上,把手伸进床头柜最下面的抽屉,从一叠旧相册底下摸出一个扁平的铁盒。铁盒是她在莫拉达买的,盖子上手绘着维罗纳风格的繁复花卉,现在已经褪色得只剩下淡金和暗绿的残影。她打开盖子,里面放着几样东西:一本已经注销的维罗纳临时护照,护照上的照片是三岁的莉迪亚;一份折叠的诊所收据,抬头是“圣马蒂亚斯区妇女健康中心”;还有一枚小小的塑料手环,医院里给新生儿戴的那种,上面的打印字迹已经模糊得几乎无法辨认。
她拿起那枚手环,把它翻到内侧。内侧用铅笔写着两个字母:E. H.。
这不是伊森的笔迹。她从来不知道这行字是谁写的。
二零零九年的莫拉达,在艾琳的记忆里不是一段连续的影像,而是一连串彼此割裂的碎片。她记得自己躺在诊所狭窄的床上,头顶是一盏不停闪烁的日光灯,墙壁上贴着剥落的浅绿色瓷砖——和圣心孤儿院里那种绿色一模一样的瓷砖。她记得有人在她耳边说“孩子很好,孩子很健康”,用的是英语,但带着浓重的维罗纳口音。她记得自己伸出手想去抱那个孩子,然后有什么东西刺入了她的手臂,世界变成了一个模糊的漩涡。
等她再次睁开眼睛,伊森坐在床边,怀里抱着一个穿着白色连衣裙的小女孩。他微笑着说:“修女们把她照顾得很好。”
她当时想问,哪个修女?什么孤儿院?但她没有问。她已经经历了三次流产,两次失败的体外受精,整整七年被希望和绝望交替碾磨的日子。她害怕任何一个多余的问题会像针一样戳破眼前这个脆弱的泡泡。
于是她点了点头,说:“她真漂亮。”
那个三岁的女孩用漆黑的眼睛看着她,没有笑,没有哭,没有说任何话。艾琳告诉自己,这只是一个刚从战乱中出来的孤儿对陌生人的正常反应。所有收养专家都说过,需要给孩子时间,需要耐心,需要无条件的爱。
十四年后,艾琳看着手里那枚塑料手环,忽然意识到自己从未质疑过那个场景里最根本的问题:如果孩子是在莫拉达出生的,出生后不到几个小时就被带到了孤儿院,那伊森是怎么在三天之后、在人地生疏的战乱城市里,独自完成所有收养手续的?
她从未问过。她选择了不问。
早晨七点,莉迪亚准时出现在厨房门口。她穿着熨烫平整的校服,头发编成一条整齐的鱼骨辫,书包挂在左肩上。她看起来和任何一个准备去上学的十四岁女孩没有任何区别。
“早安,妈妈。”她在吧台边坐下,给自己倒了一杯橙汁,动作干净利落,没有洒出一滴。
“早安。”艾琳把煎蛋从平底锅里滑进盘子,放在莉迪亚面前。“昨晚睡得好吗?”
“很好。我做了一个梦,梦到我在弹一首我从来没有听过的曲子。”莉迪亚一边切煎蛋一边说,语调平淡,像是在陈述某个客观事实。“醒来以后我试着在钢琴上弹了出来。你想听吗?”
“当然。”
莉迪亚放下刀叉,走进客厅。艾琳跟在她身后,靠在门框上。女孩在斯坦威钢琴前坐下,掀开琴盖,手指落在琴键上,开始弹奏。
那是一首艾琳从未听过的曲子。旋律缓慢而忧伤,像是在模仿一个人独自在空旷的房间里踱步的节奏。和弦进行中有几处不和谐的碰撞,却被巧妙地融入一个更大的调性结构里,像是某种故意为之的刺痛。整首曲子大约持续了两分钟,结束在一个未解决的和弦上,悬在半空,不肯落地。
莉迪亚合上琴盖,转过身来看着母亲。“你觉得怎么样?”
艾琳花了好几秒才说出话来。“这太美了。是你自己写的?”
“不完全是。”莉迪亚站起来,拉直了裙摆上的褶皱。“是我梦里的那个人写的。”
“你梦里的人?”
“一个女人。她说她曾经住在一个有很多绿色瓷砖的房间里。”莉迪亚拿起书包,向门口走去。“再见,妈妈。”
“再见。”艾琳的声音从自己嘴里说出来,陌生而遥远。
绿色瓷砖。
门在莉迪亚身后关上了。
艾琳转身走进厨房,双手撑在水槽边缘,低着头,努力让自己的呼吸平稳下来。绿色瓷砖——她在莫拉达那间诊所的墙上看到的就是绿色瓷砖。她从来没有对莉迪亚描述过那间诊所。她从来没有对任何人描述过那间诊所。
上午九点半,艾琳驱车去了诺瓦联邦大学图书馆。她不是学者,也没有正式的研究目的,但她凭借社区借阅卡进入了公共数据库区。她在一台隔离的终端机前坐下,在搜索栏里输入了“圣马蒂亚斯区妇女健康中心”。
搜索结果只有三条。两条是维罗纳内战期间国际红十字会关于医疗设施受损情况的评估报告,一份是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世界卫生组织关于莫拉达地区母婴死亡率的数据汇总。健康中心的名字出现在红十字报告的附件列表里,被标注为“已关闭”,关闭日期是二零零九年九月——也就是莉迪亚被收养之后的一个月。
她翻遍了公开网络上所有能搜到的资料,没有找到任何关于这家诊所的更多信息。它就像是被什么人在纸面上抹去了一样,只留下一个名字和一个关闭日期。
然后她想到了另一条路。她打开了诺瓦联邦收养支持网络的在线论坛——这是她多年来一直参与的社区,一个由跨国收养家庭组成的互助平台。她在论坛的搜索框里输入“维罗纳”和“2009”。
屏幕上出现了几十条结果。大多数是普通家长分享的收养经历,配着孩子们在生日派对上开心笑着的照片。但其中一条帖子的标题让她的手指停了下来。
“寻找信息:圣心孤儿院2009年收养记录。”
发帖人是一个她不认识的ID,名为“Ostara”,头像是一朵白色番红花。帖子发表于七年前,正文内容简短而急促:“我们于2009年8月在圣心孤儿院收养了一名女童。近期发现部分原始记录不一致。如有其他同期的收养家庭愿意私下交流信息,请通过站内信联系。”
帖子下方零散地挂着几个回复,内容大致相同——“抱歉,我们是在2010年以后收养的”“祝你好运”“有什么新发现吗?”最后一条回复仍然是发帖人自己的,发表于帖子发出后一年:“仍然在寻找。已经联系上两个家庭。如果有更多信息,请一定联系我。”
然后帖子的记录就断了。
艾琳点击了Ostara的头像。这个账号的最后活跃时间显示为六年前。她给这个ID发了一条站内信:“你好,我在你的旧帖中看到了关于圣心孤儿院的信息。如果可以,我想和你谈谈。”
她犹豫了一下,在消息末尾加上了自己的真实姓名和加密邮箱。
发送。
上午十一点,伊森打来电话说今晚需要加班,让她不要等他吃晚饭。他的声音听起来疲惫而紧绷,背景中传来法院走廊那种特有的空旷回音。艾琳拿着电话,好几次想开口问他照片的事——她昨晚在整理他的西装时,在口袋里摸到了一把陌生的铜钥匙。她认得那把钥匙的形状,它属于伊森祖父的旧书桌,那张桌子在他书房的角落里已经锁了很多年。
但她最后只是说:“好的,记得吃饭。”
挂了电话,她站在厨房中间,忽然觉得自己在过去的十四年里一直住在一个精心搭建的布景里。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被人提前摆放好,而她所做的只是在这个布景里按照既定的剧本走路、说话、微笑。
下午两点,西奥从学校回来。他的左手臂上缠着一条薄薄的绷带,校医附了一张便条,说他在体育课上擦伤了。西奥对此满不在乎,他把书包扔在沙发上,跑去厨房找零食。但艾琳注意到,他在经过莉迪亚的房间门口时放慢了脚步,身体微微向走廊的另一侧偏移,像是本能在绕开某个看不见的障碍物。
“西奥,”艾琳在他身后叫他,“你的手是怎么伤的?”
“摔的。”西奥从冰箱里拿出一盒酸奶,用牙齿撕开盖子。“跑步的时候绊到了地上的书包。”
“哪个书包?”
西奥的动作停了一下。“我不知道。反正有人把书包放在了跑道上。”他把酸奶一口气喝了半盒,用袖子擦了擦嘴,然后跑回客厅看电视去了。
艾琳走到门口,看着客厅里儿子坐在沙发上的背影。电视里播放着一部动画片,彩色的光线在他小小的身体轮廓上跳动。她想起弟弟西奥出生那天,莉迪亚五岁,站在医院婴儿室的玻璃窗外,安静地看着躺在保温箱里的小婴儿。护士笑着问她“你喜欢弟弟吗”,莉迪亚点了点头,说“喜欢”,那语气和她后来说“我梦到了一首曲子”时一模一样——平淡、准确、像在陈述一个与情绪无关的事实。
那天夜里,伊森直到十一点半才回家。他走进卧室的时候,艾琳正靠在床头看书。她放下书,摘下眼镜,看着他脱下外套、松开领带,将口袋里的东西一一放在梳妆台上。钥匙、钱包、手机、一个小小的铜色金属块。
“你在看什么书?”他问。
“一本旧小说。”艾琳把书翻过来让他看封面,但她知道他根本没在看。他的眼睛停留在别的地方——他自己的倒影里,或者某个更远的位置。
“伊森。”
“嗯?”
“今天下午论坛上有个人回复了我。七年前她发帖寻找和圣心孤儿院有关的收养家庭。”艾琳的声音很平稳,平稳得连她自己都感到意外。“她说她已经联系上了两个家庭。她说他们都在各自的收养档案中发现了不一致的地方。”
伊森解纽扣的动作停住了。他的手指停在衬衫第三颗纽扣上,一动不动。
“其中一个家庭,”艾琳继续说,“他们的孩子在十岁时被诊断出患有早期儿童品行障碍。另一个家庭的女儿在十二岁时放火烧了学校的储物柜。这两个女孩都是从圣心孤儿院出来的。都在二零零九年。”
沉默在卧室里蔓延开来。窗外有辆车驶过,车灯在天花板上划出一道移动的光弧,又迅速消失。
“你想说什么?”伊森的声音很低。
“我不知道。”艾琳把书放在床头柜上,摘下眼镜,用拇指揉了揉鼻梁。“我只是觉得,这些问题我十四年前就应该问。但我没有问。我太想要一个孩子了,以至于我不敢问任何可能让这件事停止的问题。”
伊森坐到了床沿上。他没有碰她,没有把手放在她的肩膀或膝盖上。他只是坐在那里,背部微弓,像一棵被风吹了很久的树。
“艾琳,”他开口,然后停下来,似乎在斟酌每一个字的重量。“不管我们收养的是谁——不管十四年前发生了什么——莉迪亚现在是我们的女儿。这件事是不会改变的。”
“那如果她不只是一个需要我们关爱的孤儿呢?”艾琳的声音终于出现了一丝颤抖。“如果她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出现在那家孤儿院里?如果她出现在那里,是因为有人故意把她放在那里等我们来接?”
伊森没有回答。
梳妆台上,他的手机屏幕无声地亮了起来,显示收到一条新的加密信息。发件人:安雅·科瓦奇。内容预览显示在通知栏里:“哈里斯大法官,感谢您愿意沟通。我建议明天下午三点在卡地亚公园的露天茶座见面。那里足够空旷,适合坦诚交谈。”
屏幕亮了十秒,然后自动熄灭。
艾琳转过身去,把脸埋进枕头里。她的呼吸渐渐变得均匀,但伊森知道她没有睡着。
他坐在黑暗中,看着窗外诺瓦联邦的夜空。远处,手机信号塔上的红色指示灯有节奏地闪烁着,像某种沉默的生物在一呼一吸。这座城市里有几百万部手机、几百万台电脑、几百万个联网的摄像头和传感器。它们不知疲倦地记录着一切——邮件、消息、定位、照片、搜索记录、购买清单。互联网不会遗忘任何事情。它只是把记忆打碎成亿万个无法辨认的碎片,然后等待某个人用错误的方式把它们重新拼在一起。
午夜过后,伊森起身去了书房。
他打开祖父的书桌,取出那个牛皮纸包裹,第三次凝视那张照片。三岁的莉迪亚在淡绿色的背景前回望着他,那双眼睛和十四年后一样——漆黑、平静、洞悉一切。
他翻过照片,在背面的空白处,用铅笔轻轻地写下了几个字:她到底是谁?
然后将照片重新锁回抽屉。
铜钥匙在他手心里留下了深深的印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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