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奥的电话在两天后的深夜打来。
艾德里安正坐在旅馆书桌前,面前摊着那叠从信封里倒出来的旧文件和照片。手机震动时他差点碰翻咖啡杯。他看了一眼来电显示,起身走到窗前才接通。
“你让我查的那个人,”里奥的声音里带着一种不寻常的谨慎,“埃利奥特·克罗斯。他的记录有问题。”
“什么问题?”
“他的出生证明是补发的。1978年,蒙特港市民登记处发生过一场火灾,很多原始档案被烧毁了。火灾之后第三年,他申请补办了出生证明。但补办时提交的佐证材料——一份教会学校的入学记录、一份旧护照的复印件——上面的信息有矛盾。”里奥停顿了一下,“出生日期不一致。教会记录上写的是1958年11月,护照复印件上写的是1959年3月。”
“四个月的差距。”艾德里安说。
“不止四个月。”里奥说,“我顺着教会学校的线索查下去,发现那所学校在1960年代就已经关闭了。它的学生档案被移交给了教区档案馆。我托人翻了原件——”
电话那头传来打火机的声音,里奥点了一根烟。
“学校记录上,埃利奥特·克罗斯的父母栏里填的是‘不详’。不是空白,不是划掉,是直接写的‘不详’。这在教会学校几乎不可能——他们通常要求提供洗礼证明才能入学。除非,有人用特殊的方式帮他入了学。”
艾德里安握紧手机。窗外的集装箱起重机正在夜空中缓慢转动,红色警示灯一明一灭。
“还有一件事。”里奥吐出一口烟,“我在查他的出入境记录时,发现他的名字被关联到了一个旧案。二十一年前,蒙特港警方调查过一起伪造身份案。嫌犯的手法是在档案火灾后申请补发证件,利用混乱冒领已故者的身份。那个案子的卷宗里有埃利奥特·克罗斯的名字。”
“他是嫌犯?”
“不。他是证人。或者说,他是那个案子调查过程中被发现的——异常案例。”里奥弹了弹烟灰,“当时的办案警探在卷宗里写了一条备注,说埃利奥特·克罗斯的身份‘可能不真实’,建议进一步调查。但这条备注被压下去了。卷宗上有一个签名,批准终止调查。”
“谁签的?”
“安东尼·斯特林。”
房间里很安静。空调的压缩机在窗外嗡嗡作响。艾德里安慢慢在床边坐下。这个名字现在以这种方式出现——不是作为朱利安的父亲,不是作为照片上的合影者,而是作为一个在警方案卷上签字终止调查的当局者。
安东尼·斯特林在二十一年前就已经知道埃利奥特·克罗斯的身份是伪造的。他不仅知道,还用自己的影响力阻止了调查继续深入。
“里奥,”艾德里安的声音比他预想的更平稳,“帮我查最后一件事。安东尼·斯特林和埃利奥特·克罗斯之间,有没有任何形式的——法律关系。收养记录、监护权转让、信托受益人变更。任何东西。”
“你觉得他们是什么关系?”
“我不知道。”艾德里安说,“但一定不是陌生人。”
挂了电话,他重新摊开那叠旧照片。那张1989年货轮甲板上的合影,两个年轻人肩并肩站着,安东尼·斯特林大约三十岁,埃利奥特·克罗斯比他年轻几岁。两人的五官轮廓在黑白照片里看起来并不相似——至少不像他和朱利安那样相似。但他注意到另一件事:他们站立的姿态几乎一模一样。重心落在左脚,右肩微微下沉,双手插在裤袋里,露出大拇指。
这是一种长期相处后不自觉趋同的姿态。不是兄弟,但比兄弟更像某种镜像。
他在法学院学过一条古老的证据法规则:当两个人拥有完全相同的姿势习惯时,他们要么是父子,要么曾在同一个封闭环境中受过长期训练。军队。寄宿学校。或者——某种他不知道的机构。
他翻到那张自己七岁时的照片。照片上的男孩站在老城区教堂前,缺了一颗门牙,笑容天真。他想起了拍照那天。不是因为他记忆力特别好,而是因为那天发生了一件他永远不会忘记的事。拍照的是一个女人,三十多岁,深色头发,穿墨绿色风衣——那种绿色和玛德琳在别墅书房门口穿的那件一模一样。女人蹲下来,把相机对准他,说“笑一个”。他笑了。女人从相机后面探出头,对他眨了眨眼,然后转身走向街角一辆深色轿车。轿车后座上坐着一个人影,他没有看清楚脸。
那时他以为是母亲的朋友。
现在他知道,那辆车里坐着的,也许是安东尼·斯特林。
或者——是朱利安。
他猛地站起来。椅子在地板上刮出刺耳的声响。他走到窗前,把额头贴在冰凉的玻璃上。
如果朱利安在1995年就已经见过他——哪怕只是隔着车窗——那么赌场洗手间的相遇就不是随机事件。不是偶然。不是命运。
是安排。
他从一开始就走进了别人铺好的轨道。
这种感觉像是溺水。他撑住窗台,努力让自己的呼吸恢复平稳。他不是一个容易被情绪左右的人。在法庭上,他见过无数当事人崩溃、哭泣、失控,他只是安静地站在旁边,等待法官宣布休庭。但此刻他不是旁观者,他是当事人。他不是在处理别人的案件,他是被一个跨越了二十多年的布局所包裹。每一层他都刚刚揭开,而每一层下面都还有另一层。
他需要重新思考一切。
他关了灯,在黑暗中坐下。黑暗能帮助他集中注意力,这是他在法学院备考期间发现的习惯。他闭上眼睛,开始在脑海中重建整个事件的时间线。
1958年或1959年——埃利奥特·克罗斯出生,真实出生地不详,父母不详。1978年,蒙特港市民登记处火灾,档案被毁。埃利奥特补办出生证明,信息出现矛盾。1989年,埃利奥特与安东尼·斯特林在货轮甲板上合影,两人关系密切。1990年代初,埃利奥特与艾德里安的母亲结婚,生下艾德里安。1995年,有人拍下七岁艾德里安的照片。同年或之后不久,埃利奥特·克罗斯离开蒙特港,从此消失。二十一年前——大约在艾德里安十四岁左右——蒙特港警方发现埃利奥特的身份异常,安东尼·斯特林出面终止了调查。
然后时间跳到三年前。朱利安在父母去世后接管公司,联邦司法部开始质询斯特林航运。合规报告出炉。芬奇律师告诉他报告在法庭上站不住脚。朱利安的精神状态急剧恶化。备忘录上,“E.C.”第一次出现。
然后是不久前。一个容貌与朱利安高度相似的落魄律师在赌场洗手间里“偶遇”了他。
艾德里安睁开眼睛。
时间线是清晰的。缺失的是连接这些节点的动机链。安东尼·斯特林为什么要在二十一年前保护埃利奥特·克罗斯?埃利奥特·克罗斯为什么在儿子十四岁时离开?朱利安在父母死后发现了什么,让他重新挖出“E.C.”这个代号?
而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朱利安选择他,是因为需要他做什么?替罪?替身?还是别的什么他还没想到的东西?
凌晨四点,他做出了一个决定。
他不能继续坐在这里等里奥的调查结果。他需要主动推进。不是作为保险顾问,不是作为朱利安雇佣的外部法律顾问。而是作为艾德里安·克罗斯——一个拥有独立思考能力和法律训练的人。
他要找到一样东西。一样只有朱利安本人才能给他的东西。
天亮后,他拨通了莉迪亚的电话。
“我需要斯特林先生私人服务器的访问权限。”他说,“不是公司服务器,是他个人的。他在书房里用的那一台。”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克罗斯先生,”莉迪亚的声音比以往更冷,“你要求的东西超出了——”
“莉迪亚。”艾德里安打断她,语气平静,“你为朱利安工作了八年。你知道他房间里那些抗抑郁药的剂量。你知道他半夜在书房里干什么。你比我更清楚他现在的状态能不能独自处理司法部正在逼近的调查。”
她没有说话。但他听到了她呼吸的变化。
“我不是他的敌人。”艾德里安说,“我只是想搞清楚他为什么选我。这对他也有好处。”
漫长的沉默之后,莉迪亚说了一串数字和字母。
“那是他私人服务器的登录密码。定期更换,这一版有效期到月底。”她顿了一下,“克罗斯先生,如果你去见他——如果你见到他——告诉他,我不干了。”
电话挂断。
艾德里安记下密码,合上笔记本,走出了房间。
外面的雾气已经散尽。蒙特港的早晨阳光明亮,海面平静如镜。他开车驶上盘山公路,断崖别墅在阳光下看起来比阴雨天更冰冷——玻璃幕墙反射着白光,像一块巨大的屏幕,不显示任何内容。
格里高利不在。他用那把铜制钥匙打开了侧门,输入安保密码解除警报,沿着走廊走进二楼书房。
私人服务器在这台台式电脑的深层分区里,用生物识别加密码双重锁定。但莉迪亚给他的密码绕过了第一道屏障,而朱利安的指纹——他不经意间在游艇上触碰的威士忌杯、在书房里握过的钢笔、在握手时与他皮肤接触过的右手——这些指纹样本,他已经用一个星期前从网上订购的硅胶指纹膜复制了出来。
这是一项他原本为“第三步”准备的技术。
现在他把这项技术用在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目的上。
服务器解锁了。文件夹一层一层展开。商业文件、个人记录、加密通讯日志。他快速浏览着,寻找“E.C.”的踪迹。在搜索栏输入这个缩写后,跳出了四十三个结果。多数是旧的——备忘录、邮件草稿、文件批注。但最近的一个文件创建于两个月前。
文件名是:“E.C._legacy”。
他点开。
文件需要二级密码。不是莉迪亚给他的那种通用密码,而是一个只有朱利安本人才知道的私人密码。密码提示问题显示在屏幕上——
“Who was the first to die?”
谁是最先死去的人?
他盯着这行字。最先死去的人。不是“谁是第一个死者”,用的是“the first to die”——一种更冷峻的表述。提示下方有一个输入框,闪烁着光标。
他试了三个可能的答案。安东尼·斯特林。朱利安的母亲。斯特林家族的第一代创始人。
都不对。密码框震动了三次,系统提示还剩两次机会。
他的手指悬在键盘上方。
然后他想起了一件事。那张照片。1989年的货轮甲板。两个年轻人。背面写的是两个名字——安东尼·斯特林和埃利奥特·克罗斯。但那艘货轮呢?那艘货轮叫什么名字?
他打开浏览器,搜索斯特林航运第一艘远洋货轮的名字。答案跳出来——“海伦娜号”。朱利安现在的游艇就是以它命名的。海伦娜。老斯特林的母亲,朱利安的祖母,斯特林家族的传奇女性。
但“最先死去的人”不是她。海伦娜·斯特林在九十岁高龄时自然死亡。
他重新翻看那天在书桌上找到的朱利安个人备忘录。那个反复出现的缩写旁边,有一行他当时没注意的细小标注,写在第二次出现的日期旁边——“after H.”
H。
海伦娜。
不是海伦娜·斯特林。是“海伦娜号”——那艘货轮。那艘在朱利安父母乘坐的直升机失事之前多年,就已经发生了一起事故。他搜索了“海伦娜号 事故”,信息很少,只有一条三十年前的蒙特港海事局事故简报,简短到只有几行字——
“1986年3月,斯特林航运货轮‘海伦娜号’在北大西洋遭遇风暴,一名船员落水失踪。搜救未果。事故调查结论为意外。”
落水船员。失踪。不是斯特林家族的人。是一个连名字都没有被写进简报里的船员。
但那个人,可能是“最先死去的人”。
他慢慢把手指放回键盘上,输入了两个单词。
“The crewman.”
密码错误。
还剩最后一次机会。
光标继续闪烁。艾德里安盯着屏幕,感觉到冷汗正从后背渗出来。他不能靠猜测。朱利安设这个密码提示,一定是某种只有少数人能领会的暗号。不是公开信息。不是家族谱系。是一个人——一个在斯特林家族的历史中,第一个因某些原因而被遗忘的人。
他闭上眼睛,把时间线重新梳理了一遍。1986年。“海伦娜号”船员失踪。1989年,安东尼·斯特林和埃利奥特·克罗斯在货轮甲板上合影。1978年,登记处火灾。1958年或1959年——埃利奥特出生。
不对。他漏掉了一块。
埃利奥特·克罗斯的出生证明是补办的。他的身份是伪造的。一个人为什么会需要伪造身份?
因为他想要成为另一个人。或者因为他想要不再成为原来的那个人。
如果埃利奥特在成为埃利奥特之前,曾经是另一个人——另一个有真实记录、真实姓名、真实出生地的人——那么他在成为埃利奥特的那一天,就等于是让原来的那个人“死去”了。
那个最先死去的人。
他重新看了一遍密码提示。屏幕上的光映在他的瞳孔里。
然后他输入了一个他从没想过自己会输入的名字。
三个字。
光标停顿了一秒。
屏幕解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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