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块拼图在周明诚手里。
他坐在客厅角落那把椅子上已经很久没有说话了。自从警方离开后，自从父亲被带走后，自从那些录音一盤接一盤地播放、那些供词一层接一层地被剥开之后，他就一直坐在那里。皮衣仍然穿在身上，那股混合了皮革、机油和烟草的气味在晨光中变得不再具有攻击性，反而像某种垂死的动物散发出的最后气息。
周知音转向他的方向。她的盲杖在手中微微转动，杖尖离地半寸，像是在空气中画了一个问号。
“哥，吕律师给爸打完电话之后，又给你打了电话。你跟他说了什么？”
周明诚抬起头。他的眼睛布满了血丝，眼袋肿得像是被人打过。他看着周知音——他失明了二十年的妹妹，此刻正用那双看不见任何光线的眼睛对准他的方向，分毫不差。
“我问他，那份遗嘱还有多久生效。”周明诚的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在铁皮上，“他说公证程序一般需要三到五个工作日。我说——那如果她死了呢？吕律师沉默了一会儿，说——遗嘱人去世，遗嘱公证自动终止。然后他挂了。”
“你没有挂。”周知音说。
“我没有挂。我握着听筒，听着里面的忙音，脑子里反复转着一句话——‘如果她死了呢。’后来我发现，这句话不是突然冒出来的。它已经在我脑子里待了很久了，只是我一直不敢把它说出口。吕律师那个电话，不过是给了我一个把它说出口的理由。”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皮衣在椅背上刮出一声低沉的嘶响。阿满抬起头，耳朵竖直，但没有发出威胁的声音——它似乎已经学会了在这栋宅子里分辨不同性质的恐惧。周明诚的恐惧不是攻击性的。他的恐惧是坍塌式的，像一栋烧了太久的房子，终于开始往下掉碎片。
“那天下午，我回到别墅。妈醒着。她的床头柜上放着一个牛皮纸信封，封口还没粘。我趁她闭眼的时候翻了一下——是遗嘱公证申请表。她已经填好了，每一栏都填了。受益人那一栏写着你的名字。只有你的名字。”
他的声音忽然哽了一下，像是有什么东西堵在了喉咙里。
“我拿着那个信封，站在她床边。她睁开眼睛看着我，眼神很平静。没有愤怒，没有责怪，就是平静。那种平静比任何骂我的话都让我受不了。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因为你妹妹以后不容易。’我说——‘那我呢？’她没有回答。她只是闭上眼睛，翻了个身，把后背对着我。”
“所以你砸了她的水杯。”周知音说。
“我砸了她的水杯。”周明诚承认，“玻璃碎片溅到地板上，有一块弹到她手上，割了一道小口。她缩了一下，但没有叫，也没有哭。她用另一只手把碎玻璃从手背上抹掉，然后把被子拉高，盖住了头。那是她最后一次面对我。”
客厅里只剩下阿满尾巴扫过地板的声音。
“然后我去了医院找傅医生。”周明诚继续说，声音越来越低，“他在办公室写病历。我坐在他对面，告诉他我妈今天签了遗嘱，把房子留给了妹妹。他嗯了一声，没有抬头。我说——‘傅医生，你说过可以用药的。’他停下笔，看着我，说——‘我指的是镇痛剂量。’我说——‘我知道你指的是什么。但镇痛剂量不够。’”
傅连生在椅子上动了一下，但没有说话。
“他站起来，走到门口，把门关上。然后他转过身，说了一句我至今每个字都记得的话——‘周明诚，你现在说的话，将来在法庭上会成为你定罪的证据。你确定你想说下去？’我说——‘我不说，将来我就什么都没有了。’他看了我很长时间，然后打开抽屉，拿出一个没有标签的玻璃瓶，放在桌上。他说——‘这是冬眠灵。我放在这里，不代表我会用。我会在今晚查房的时候，根据你母亲的病情决定是否使用。至于你用不用——我不知道。’”
“他把选择推给了你。”沈拓说。
“不。”傅连生忽然开口，声音苍老但清晰，“我把责任推给了他。我明知道他已经丧失了理性判断能力，我明知道他被遗嘱的事逼到了墙角，但我还是拿出了那瓶药。我对自己说，我只是提供选项。但提供选项本身，就是一种选择。我选择成为这个计划的一部分，只是把自己的手洗得比谁都干净。”
周明诚转过头看着傅连生。两个男人隔着晨光中对视，彼此的脸上都是二十年的时间碾压过的痕迹。
“那天晚上，我从你办公室出来后，去了药房。”周明诚说，“我拿着你的处方章——你在关抽屉的时候，我偷拿的。我跟药剂师说，傅医生让多备一支，以防夜间需要。药剂师认识我，也认识你。他没有多问，从柜子里取出一盒新的冬眠灵，拆开，把一支递给我。针管用牛皮纸包着，上面印着宁州制药厂的检验编号。”
“所以傅医生的药箱里少的那一支，不是他用的。”周知音说。
“不是。他用的那支是从他自己抽屉里拿的。我用的这支——是我自己从药房拿的。”周明诚从皮衣内袋里摸出一样东西。又是一支针管。比壁炉里找到的那支更旧，针头已经弯折，针筒上的刻度几乎磨平了，但上面贴着的标签仍然可辨——宁州制药厂，1986年6月27日。和周国良那支一模一样，连检验批号都只差了最后一位数。
“你一直留着它。”沈拓的声音里带着一种不可置信。
“我一直留着它。”周明诚将针管放在茶几上，和周国良那支并排摆在一起，“第二天庭审，我坐在被告席上，这支针管就藏在我裤腿里。我听着傅医生说他只打了一针常规剂量，我听着爸说他在招待所睡觉，我听着吕律师说遗产继承合情合法，我听着大姐说她什么都没看到。然后轮到我。我说我只是口头求了医生，没有付诸行动。法官问——‘你有没有亲手注射或协助注射任何药物？’我说——‘没有。’”
他的手指在针管上方悬停，微微发抖。
“这支针管在我裤腿里烧了一整个庭审。后来我被宣告无罪。走出法院的时候，阳光照在脸上，我却觉得浑身发冷。因为我知道我不是无罪的。我只是把针管藏起来了。就像爸把那支藏进烟囱里，就像傅医生把那两页病历藏进沉默里，就像大姐把真相藏在伪证里。我们每个人都藏了一样东西。合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杀人计划。”
周知音弯腰，伸出手，指尖逐一触碰茶几上三样并排放置的东西——两支生锈的针管，和一个泛黄的注射器包装袋。
“第一支针管，是傅医生打的。常规剂量。目的是让她不那么疼。第二支针管，是你去药房拿的。致死剂量。你把它带在身上，但你没有自己动手。你把它给了谁？”
周明诚没有回答。但他的眼睛转向了门口的方向——那个方向，周国良被警察带走时曾经停留过。
“我给爸了。”他说，声音终于碎成了一片一片的，“我从药房回到别墅后，在厨房里碰见他。他坐在桌边，面前放着一个玻璃瓶——就是王德芳给他的那瓶。我把我那支针管也放在桌上。我说——‘爸，我搞到药了。但我们谁来做？’他看了我很久，然后说——‘我来。我不是她丈夫吗？这种事，应该我来。’”
“所以那天晚上，从药房拿出来的那支针管，最后是你父亲推进去的。”沈拓说。
“是。”周明诚低下头，双手插进头发里，“但我不是没有责任。如果我不去拿药，他也许不会动手。如果我不把针管放在桌上，他也许不会下决心。如果我不说那句话——‘我们谁来做’——他也许不会觉得这是他必须替全家承担的罪。”
“你说‘全家’。”周知音的声音像一把精确的手术刀，切开了他这段话里最脆弱的关节，“你指的是谁？”
周明诚抬起头。他的眼泪顺着脸颊淌下来，流进了嘴角，但他似乎感觉不到。
“我、爸、傅医生、吕律师。也许还有大姐。也许还有王女士——尽管她自己不知道。”他用手掌抹了一把脸，皮衣在动作中发出沙哑的呻吟，“妈说得对。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本账。我的账是房子，爸的账是赌债，傅医生的账是良心，吕律师的账是旧情。我们把这些账合在一起，就凑够了买她命的钱。”
客厅里陷入了漫长的沉默。
王德芳从壁炉边慢慢走过来。她拿起那两支针管，一手一支。生锈的金属在晨光中泛着暗沉的光泽。她的手指微微发抖，但声音却异常平稳。
“这两支针管，一支是周国良从王德芳手里拿到的，一支是周明诚从药房骗出来的。但它们的生产批号只差最后一位。这说明它们出自同一批药品，同一条生产线，同一个质检员。它们本来应该被用在不同的病人身上，缓解不同的痛苦。但它们最后都进了蒋素云的静脉。一支让她睡去，一支让她永远不要醒来。”
她将两支针管放回茶几上，转向周明诚。
“你说你们每个人都藏了一样东西。但你藏的这一件，是你自己从药房偷的。你不是被动接受，你是主动获取。你不是被教唆，你是教唆者。你父亲刚才被警察带走时，他承担了全部责任。他说是他自己亲手推的。但推的那支针管，是你放在他手里的。你才是这个案子里最应该被追诉的人。但你也是唯一一个被宣告无罪之后，再也没人追究的人。”
周明诚站起来。他的身体晃了一下，扶住椅背才稳住。然后他做了一件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事——他伸手去拿茶几上那支属于他自己的针管。
阿满发出了一声尖锐的吠叫。
沈拓一个箭步冲上去，但有人比沈拓更快。
是周知音。
她不是去抢针管。她只是向前迈了一步，将盲杖横在周明诚和茶几之间。杖身微微上挑，离周明诚的胸口只有一寸的距离。她的动作没有任何攻击性，但精准得像一个经验丰富的击剑手。
“你拿它做什么？”她问。
周明诚愣住了。“我想……我想把它交给警察。”
“你已经等了二十年，不差这几个小时。”周知音收回盲杖，杖尖重新落回地板，发出清脆的叩响，“沈先生，请把这两支针管和那个包装袋收好。等天完全亮了，我们一起把它们送到市局。”
沈拓从背包里翻出一个塑料证物袋，小心翼翼地将两支针管和包装袋放进去，封好口。他的动作很慢，像是在处理某种易碎的古董。
“还有一个问题。”周知音说。她的盲杖指向周明诚的方向，但她的脸转向了王德芳。
“王女士，你说你那天晚上站在门外，听到了母亲咽气的声音。你说你听到了第二支针管的排气声。但周明诚刚才说，那第二支针管是他父亲在周明诚离开之后才推进去的。那你听到的第一声——傅医生的那一声——是哪支针管？是傅医生从自己抽屉里拿的那支？还是周明诚从药房骗出来的那支？”
王德芳沉默了。她的眼睛在周明诚和茶几上的证物袋之间来回移动。
“我不知道。”她终于说，“我只听到了一声。只有一声。”
“那第二声呢？”
“我没有听到第二声。我只听到第一针排气的声音，然后是你父亲的哭声。然后是你母亲说谢谢。”王德芳的声音忽然哽住了，她用手捂住了嘴，像是意识到了什么。
周知音转向周明诚，她的声音变得极轻，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入木地板。
“哥，你从药房拿的那支针管，针头是弯的。你说你一直把它藏在裤腿里。但针头不会自己弯。针头弯，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用过之后被暴力拔下时弯的，要么是——在注射过程中碰到了骨头。如果这支针管从来没有用过，它为什么是弯的？”
周明诚的脸在一瞬间失去了所有血色。
窗外传来了一声很远的鸟鸣。天已经彻底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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