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利斯·索恩在清晨六点走进弗里敦中央警局时，没有带律师。
玛格丽特从二楼走廊的窗户看到了他。一辆深灰色的电动轿车停在警局门口，没有司机，埃利斯自己从驾驶座下来。他穿着一件驼色的羊绒大衣，里面是深蓝色高领毛衣，整个人看起来像是从某个北欧设计杂志的冬季特辑里走出来的。他在台阶前站了几秒钟，抬头看了看警局大楼灰扑扑的外立面，然后推门走了进来。
“我是埃利斯·索恩。”他对接待处的警员说，声音不高不低，带着一种训练有素的平稳，“听说你们在找我。”
玛格丽特在二号审讯室见了他。这不是正式的审讯，所以没有录像设备，没有单向玻璃后面的观察者，只有她和埃利斯隔着一张福米卡贴面的桌子面对面坐着。桌上放了两杯咖啡，埃利斯那杯没有动。
“谢谢您主动前来，索恩先生。”玛格丽特打开笔记本，“您知道我们为什么想找您谈？”
“因为朱利安。”埃利斯说这个名字的时候，嘴角有一个几乎不可察觉的抽动，“昨晚你们的警员联系了我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问朱利安的行踪。然后今早的新闻说东区仓库发现了不明身份的尸体。”他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是朱利安吗？”
“我们还在确认死者身份。”玛格丽特观察着他的反应，“您最后一次见到瓦雷拉先生是什么时候？”
“三天前。周四下午，在公司的董事会议室。我们开了一次临时股东会议，讨论债务重组方案。”埃利斯的语速很均匀，像在念一份事先准备好的陈述，“会议结束后他先走了。我们吵了一架，他不会想在会后和我喝一杯的。”
“吵什么？”
“破产。”埃利斯终于拿起咖啡杯，但没有喝，只是把手掌贴在杯壁上取暖，“泰坦速运的现金流已经断了。朱利安想申请破产保护，让法院主导重组。我反对。”
“为什么反对？”
“因为破产保护意味着我们失去控制权。法院会指定托管人，到时候公司的命运就不是我们能决定的了。”埃利斯停顿了一下，“我找到了另一条路。一家私募基金愿意注资，条件是收购朱利安持有的百分之四十股份。”
玛格丽特的笔在纸上划过：“瓦雷拉先生不愿意卖？”
“他觉得我在联手外人稀释他的股权。”埃利斯发出一声短促的笑，像是叹气，“我们认识二十年了。二十年。他居然认为我会做这种事。”
“您会吗？”
埃利斯抬起头，看向玛格丽特的眼睛。他的瞳孔是浅灰色的，在审讯室惨白的灯光下几乎透明。那种目光很安静，安静得不太自然。
“不会。”他说，“但这不是您最想问的问题，对吧，探长？”
玛格丽特合上笔记本。她意识到眼前这个人读过很多警察审讯的记录——也许是小说，也许是真实的案卷，总之他太熟悉这种对话的节奏了。他在等她出牌。
“说说你们怎么认识的。”玛格丽特换了个方向。
埃利斯的姿势微微放松了一些。他靠在椅背上，目光越过玛格丽特的肩膀，落在对面墙上某个虚无的点上。
“圣马修公学。”他说，“九月的第二个星期。我那年十五岁，朱利安十四岁半。”
圣马修公学是弗里敦最古老的私立男校，红砖建筑群趴在一座缓坡上，草坪修剪得比高尔夫球场还平整。埃利斯的家族是这座学校的创始捐赠人之一，教学楼东翼的图书馆就是用他曾祖父的名字命名的。索恩家族从十九世纪起就做航运生意，三代人积累的财富足够让每一代索恩家的男孩在圣马修的走廊里昂首挺胸地走路。
朱利安不是。
“他是靠奖学金进来的。”埃利斯回忆时的语气带着一种奇特的温柔，“当时学校每年会从公立学校招两个学生，全额奖学金，算是某种慈善工程。朱利安的父亲是码头上的吊车工，母亲在学校食堂帮厨。他们住在弗里敦南区，离我家大概二十公里，但那是另一个世界。”
第一个学期，朱利安被分到了埃利斯的宿舍。四个人的房间，两个索恩家的世交子弟，一个拉丁裔的奖学金男孩。埃利斯第一次注意到朱利安是在熄灯后——宿舍里其他两个人还在聊天，而那个瘦小的男孩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读一本厚重的精装书。书脊上印着烫金的标题：《联邦刑事诉讼规则释义》。
“一个十四岁的孩子读这种东西。”埃利斯摇了摇头，嘴角浮现出一丝模糊的笑，“我当时觉得他疯了。后来我才发现，他不是疯，他只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那个想要的东西，在之后的二十年里以一种近乎命运的方式展开。朱利安以全优成绩从圣马修毕业，进入弗里敦大学法学院，然后是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他参与起诉的第一起大案就轰动全国——弗里敦港务局受贿案，三名局级官员被送进监狱。三十岁时，他已经是东岸最受瞩目的公诉人之一，法律评论杂志称他为“法庭上的外科医生”，说他解剖证词的手法精准得令人恐惧。
“我去旁听过他的一场庭审。”埃利斯说，“那是八年前了。一桩商业欺诈案，被告方请了四个律师，阵容豪华得像一支全明星球队。朱利安一个人站在那里，没有助手，没有笔记，只带了一份证据清单。他用了四十分钟交叉盘问被告方的首席证人，四十分钟就把他的证词拆成了一堆废纸。法庭里安静得能听到中央空调的送风声。”
那天庭审结束后，埃利斯在法院门口等朱利安。两人去了附近一家酒吧，喝到凌晨两点。朱利安穿着皱巴巴的西装，领带松到第三颗扣子，在嘈杂的音乐声中凑近埃利斯的耳朵喊：“我每天都在法庭上演一个角色。正义的化身，逻辑的代言人，随便你怎么称呼。但你知道吗？有时候我走出法院大门，在街上走了半条路之后，突然想不起来刚才那个慷慨陈词的人是不是我自己。”
“那是什么意思？”玛格丽特问。
埃利斯沉默了几秒钟。当他重新开口时，声音比之前轻了一些：“我当时不明白。我以为他只是累了。现在想想，他大概是从那时候起就开始感到某种——我不知道该怎么描述——某种身份的松动。像是站在流沙上扮演一座雕像。”
“您辞职创办泰坦速运是在那之后多久？”
“一年后。朱利安比我晚一年加入，他需要时间处理手上的案子。”埃利斯说，“物流业和公诉看起来毫无关系，但朱利安说正是这种反差吸引了他。他不想一辈子只做一件事。他想成为另一个人。”
审讯室里安静了下来。走廊里传来某个警员打电话的声音，隔着墙壁变成一种模糊的嗡鸣。玛格丽特看着埃利斯的表情，试图从那张精心维持的平静面孔下面找到一些别的东西。她找到的是一种奇特的饥饿感——那种饥饿不在他的语言里，不在他的动作里，而是在他每一次提到朱利安的名字时瞳孔微妙的变化里。
“索恩先生，”玛格丽特说，“您知道朱利安·瓦雷拉有一部翻盖手机吗？”
埃利斯的肩膀几不可察地僵硬了一下。
“我知道。”他说，“那是我们上大学时用的旧手机。他留着它，说上面存着一些不想放在智能机里的东西。”
“您昨晚给他发过短信吗？”
“没有。”埃利斯的回答来得太快，像是早就准备好了这个答案，“我最后一次给他发消息是周五下午。我问他周末要不要见面，把收购的事情再谈一谈。他没有回复。”
玛格丽特从证物袋里拿出那部翻盖手机，屏幕朝下放在桌上。
“您介意我把这部手机拿去提取指纹吗？当然，只是排除您的指纹，作为调查的一部分。”
埃利斯看着那部手机，灰眼睛里闪过一丝非常细微的情绪，快得几乎看不见。然后他伸出手，拿起手机，在指尖翻转了一下，又放回桌上。
“我碰过它无数次了。”他说，“大学时我们经常互换手机玩游戏。那是很多年前的事。我的指纹在上面很正常。”
玛格丽特收好手机，站起身。埃利斯也站了起来，动作从容不迫。
“我能去看看他吗？”他忽然问。
“谁？”
“仓库里的那个人。”埃利斯的语气平淡，像是在请求看一份天气预报，“如果是朱利安的话。我想确认一下。”
玛格丽特看着他的眼睛：“等我们确认了死者身份，会通知家属来辨认的。索恩先生，您暂时不是家属。”
埃利斯点了点头，嘴角扯出一个礼貌的弧度。然后他转身走向门口，皮鞋在走廊的水磨石地面上发出均匀的敲击声。等他走出大门，玛格丽特透过窗户看到他在街边站了几秒钟，然后从大衣口袋里摸出一个东西，放在掌心里看了一会儿。
那是个金色的圆环，在晨光里闪了一下。
玛格丽特迅速按下了对讲机：“楼下谁在门口？拦住索恩先生。”
“探长，索恩先生刚刚上车。需要追吗？”
玛格丽特顿了一下。她想起埃利斯掌心那个反光的东西——太小了，不像是他刚才从警局拿的。他一直带着它。从进来的时候就在口袋里。
“不用了。”她说，然后补充了一句，“调一下他进楼时的监控，看他有没有在某处停下来，对镜头做什么。”
三分钟后，一名技术员把监控画面发到了她的平板上。画面中的埃利斯走进警局大厅后，确实在走廊中间停了大概两秒钟。他偏头看了看墙上挂着的一排历史照片——弗里敦警局历任局长的标准照，从黑白到彩色排列成一排。
然后他微微笑了一下，对着那排照片做了一个极小的手势。
右手无名指和中指并拢，在太阳穴旁边轻轻点了一下。
像是在敬礼。又像是在告别。
玛格丽特把画面放大，一帧一帧地回看。当埃利斯的手指触到太阳穴的瞬间，他的嘴唇翕动了一下。
也许他在说什么。也许只是光线造成的错觉。但她盯着那个像素模糊的唇形，忽然觉得后背有一丝凉意。
她在纸上写出了那句话可能的发音。笔尖在纸面上划出沙沙的声音。
然后她放下笔，拨通了法医艾达的号码：“罗斯医生，关于仓库里的那具尸体——你测过他的身高没有？”
“一米七八。”艾达回答，“肩膀宽度、臂展和腿长比例都符合这个数据。怎么了？”
玛格丽特没有回答。
她想起埃利斯·索恩站在这间审讯室里的样子。他脱掉大衣的时候，肩膀的宽度在荧光灯下呈现出清晰的轮廓。她当时目测过他的身高。
大概一米七八。
同样的尺码，同样的体型。定制西装的剪裁在两个人身上可以完全一致。
而在他们共同度过的二十年里，埃利斯·索恩有多少时间，是在这样精确地测量着朱利安·瓦雷拉的每一个细节？
玛格丽特挂断电话，走向窗口。晨光已经完全亮起，城市的轮廓在淡金色的光线里逐渐清晰。而那个焚香的气味似乎还残留在她的鼻腔里，淡淡地，像某种挥之不去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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